毛泽东收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已是12日夜间了，他在灯下反复看着电报，然后来回踱步思考。他要人通知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秦邦宪、张国焘等来开会。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认为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应该拥护。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发了言。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
会后，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2月17日，周恩来、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西安，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热烈欢迎。张、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扣押蒋介石之后，西安的形势十分复杂，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1899）和荷兰的摩莱肖特（JacobMoleschott，1822—1893）。，面对正在向西安压来的数十万重兵，西安的政治前途将会如何发展，事变应如何解决，张、杨及其幕僚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的认识，陷入一筹莫展的苦闷之中。许多重大问题，都等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到达后研究解决，张学良一再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来到西安的当天晚上，便同张学良作了彻夜畅谈。周恩来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忱，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对蒋的处置需慎重。他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主张和平解决。周、张商定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5项条件，即：
（1）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2）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3）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4）成立抗日联军。
（5）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他们商定，为了迎击蒋军的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队。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会见杨虎城。
周恩来向杨虎城说明了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虎城听后大惊，他说：
“蒋介石这个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军阀包括我在内，谁都拧不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敌对，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就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很不妙。”
周恩来很体谅地说：“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以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至于会不会报复，也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我们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团体，老蒋他纵有报复之心，也是难以施展的。”
“蒋介石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信义，诡诈阴险，睚眦必报，什么瞎瞎事他都干得出来。文人反对他，他还勉强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武人反对他，他便恨之入骨。话又说回来，贵党比我胆量大，看得远。现在，你们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为重，我还有什么顾虑的！我只是说，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而易举放他走。”杨虎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端纳带着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递给他。蒋介石如获至宝，转过身去连看两遍：
夫君爱鉴：
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样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
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抗日的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老蒋甚狡猾，看到宋美龄信上所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一句，便态度改变了许多。又听了端纳的劝慰，便答应搬到张学良公馆斜对面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去。
次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宋美龄要端纳返飞西安，让蒋给何应钦下一停战手令。
蒋介石写下手令：“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端纳的西安之行和蒋介石的手令，使南京局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主和派占了上风。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宋美龄等作出决定：批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停止轰炸的日期延长到22日。
12日20日，宋子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都向宋子文表示：“兵谏只要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周恩来又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听了喜出望外，对中共的态度十分赞赏。
宋子文去见蒋介石，蒋情绪激动。同宋子文谈了30分钟。特别是他看到宋美龄信上“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一句时，竟落了眼泪。宋子文弄清了情况，即飞回南京。
12月22日，宋子文偕同宋美龄、端纳、戴笠等再来西安。在蒋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蒋介石提出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名，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西安方面的代表是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南京方面代表是宋氏兄妹，应德田担任记录。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首次会上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即：
（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2）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督促其和平解决，不敢横生枝节，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不免讨价还价。
周恩来又两次同宋氏兄妹长谈，希望他们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只要蒋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宋美龄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此时，博古、叶剑英也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周恩来在继续谈判中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6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12月24日，谈判结束，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于当晚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十几年来残杀共产党人，血债累累。他被捉后最害怕的是共产党和红军插手，自忖若共产党来了，他绝无活路。不料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放他回南京当领袖。
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了。”
蒋介石点点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你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呢？”
宋美龄忙帮腔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又向蒋说了许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听着，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他最后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谈判议定的6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张学良送走周恩来之后，又返回蒋介石的住所，宋氏兄妹请求明天放蒋介石和他们回南京。张学良说：“杨主任还未松口，我不好办。”不料，蒋介石的一席话使张学良立即转变了态度。蒋躺在床上说：
“我这次在西安栽了个大筋斗，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一个国家统帅走上了这种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份量呢？对于汉卿、虎城和周先生，我绝对没有话可说，你们确实待我不错。可事情已经陷入这步田地，我日后怎么领导政府，怎么发号施令呢？汉卿，你成全我罢，我想好了，还是把我和美龄一块处置了干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说罢便“呜呜”地哭起来。蒋介石很了解张学良，知道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便使出这一招术。
一下子把张学良挑逗起来：“我愿跟你一起去南京，负荆请罪！一言九鼎，让天下人看看我张学良！不管别人允许不允许，我决定的事情，都由得我。”
翌日，张学良来到杨虎城住所，说明他要送蒋介石等回南京。杨虎城大惊：“放虎归山，久后伤人。这么大事，我们应该让政治设计委员会知道。老蒋是集中外权变手法之大成的人物，不揪住他的辫子，他一回头就要打击报复。”
张学良放蒋心切，起身告辞：“既然想得这多，你我又何必当初！”
准备放蒋的消息一传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立即要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恳求他尽早放蒋。
12月25日下午3时许，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
蒋介石登机前拉住杨虎城的手说：“仗是不打了，以前的内战由我负责。答应的条件，我一定实行，这个你们放心。否则，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讲一遍：第一、回京后立即命令中央军入关部队撤出潼关，今后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第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第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贤良，容纳抗日分子；第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第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第六、今后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杨主任负责，西北今后就交给你们了。我说的对不对？”
杨虎城直视着他，点了点头。
蒋介石以无限感激的神情对张学良说：“汉卿，到此为止吧。我看你现在去南京没有必要，南京有南京的体统，我虽是领袖，好多事情并不由我，你去了，如果他们打你的主意，对你下毒手，我可就遗臭万年了。你一定要去，也须待我回去安排安排再去。”
张学良一挥手：“别再耽误了，上飞机吧！”
张学良将亲笔写下的手令交给杨虎城：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师。以虎城代理余之职。
张学良 二十五日
周恩来从警卫团团长孙铭九那里，得知张学良送蒋的消息，急忙驱车赶往机场劝阻。来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无限感慨地说：“张汉卿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飞机刚到了洛阳，蒋就命令张学良立即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张学良电告杨虎城照办。以后又要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50架军用飞机。到南京后，蒋介石下令把张学良软禁起来，又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委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
12月30日开庭。张学良走进法庭，气宇轩昂，嘴角含笑，毫无畏惧。李烈钧问：“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张学良答：“一切经过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我也不便详说。不过，我不是劫持，而是爱惜蒋委员长；也不是叛变，而是热爱国家。我们在蒋委员长面前陈述意见，实现我们的主张，怎么说是叛变？如果说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怎么能安全地回到南京呢？我跟随他一起来，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们干这种叛乱之事，是受人指使？还是你们自己策划的？”
“你看看我这个人，是别人所能指使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不承认我们是叛乱。”
“你们把中央许多大员都拘禁起来，这还不是叛乱吗？”
张学良仰头大笑：“他们身为大员，平日穷奢极欲，不知爱国爱民，蒋委员长误就误在他们身上。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京招待所拘留不过几日，就调戏陈继承的娘姨，可谓老而风流。再如陈诚，平时口出大言，装模作样，貌似忠诚，领袖遇难，既不营救，又不殉节，却一头钻进垃圾箱里，……”
李烈钧急忙制止说：“不要说了，与本案无关。”
张学良说：“我有一句话想请教审判长，民国二年，你在湖口起兵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兵谏制止蒋介石独裁专制，何罪之有？”
李烈钧问：“东北是怎样丧失的？难道你不知罪吗？”
张学良霍地站起来，从怀里取出“九一·八”时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宣读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中正”
张学良又道：“九一八事变，日寇打进来，我接到这封电报，只得命部队拔营而起，退出山海关。不抵抗主义，不是创自我张学良，而是创自蒋委员长！这次我在西安向蒋委员长上疏、哭谏，直至不得已而兵谏，完全是为抗日救国而发。我一片赤忱不料却落得这个下场！耿耿此心，天日可以为证！”
李烈钧高叫道：“你不必说了。我们就宣判吧。”李烈钧拿起蒋介石交下的判决书，照本宣科：“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
1937年1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由顾祝同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兵分5路进攻西安。
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复杂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同杨虎城商量后，由杨虎城领衔向南京政府发一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周恩来还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们商定，组成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军作战方案。周恩来还通过中共中央电调红1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15军团到达咸阳，红27军到达洛川。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6项条件，并以不客气的口气说：“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在此种情况下，不敢贸然轻举妄动。正当中共努力转变形势的时候，不料东北军少壮派团以上军官60余人带着100余名团级以上军官签名的文件，来到杨公馆来见杨虎城，孙铭九首先说：
“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东北军的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
他边说边哭，60余人也跟着放声大哭。还有人说：“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心甘情愿！”
杨虎城流着眼泪说：“张将军被扣，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俩人共同搞了这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支撑这个局面，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原来张学良离开西安后，东北军很快分化为新旧两派。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认为为避免内战，应采用和平方法营救张学良。他们在王以哲的病榻前开会，王以哲说：
“副司令虽然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他们提出要我们从渭南前线撤兵，为了避免冲突，那就先撤兵罢。”
这话传到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少壮派那里，认为老派这样做是取媚南京，投靠老蒋，企图取张副司令而代之，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对他们很不满。
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从杨公馆出来，便到中共中央代表团住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刘鼎等正在开会，少壮派闯了进来，孙铭九抢先说：
“我们坚持先让张将军回来，尔后从渭南撤兵，你们代表团是否同意？”
应德田接着说：“东北军不同于红军，它是以少帅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有副司令在，这个团体能够维持；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失去中心，可能很快走向分歧、涣散、崩裂、瓦解。在这危难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先把副司令营救回来。”
周恩来站起来回答说：“东北军的情况，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不撤兵很易引起战争。战局一开，你死我活，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共产党与蒋介石是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但现在以战争方式要求副司令回来，没有什么好处。”
苗剑秋立时恼了：“既然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说你们就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消灭我们？！”
孙铭九跪在周恩来面前，哭着说：“你们不同我们合作，咱们岂不是破裂了吗？我们这样各顾各，张副司令就完了！”
周恩来只好说：“别吵别闹！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
周恩来、叶剑英连忙去渭北云阳镜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一起研究。翌日清晨赶回西安，通知杨虎城和少壮派：“只要你们团结一体，意见一致，中共绝不会对不起两家朋友。包括打仗在内，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同中央军决一雌雄。”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认为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应该拥护。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发了言。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
会后，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2月17日，周恩来、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西安，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热烈欢迎。张、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扣押蒋介石之后，西安的形势十分复杂，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1899）和荷兰的摩莱肖特（JacobMoleschott，1822—1893）。，面对正在向西安压来的数十万重兵，西安的政治前途将会如何发展，事变应如何解决，张、杨及其幕僚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的认识，陷入一筹莫展的苦闷之中。许多重大问题，都等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到达后研究解决，张学良一再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来到西安的当天晚上，便同张学良作了彻夜畅谈。周恩来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忱，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对蒋的处置需慎重。他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主张和平解决。周、张商定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5项条件，即：
（1）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2）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3）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4）成立抗日联军。
（5）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他们商定，为了迎击蒋军的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队。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会见杨虎城。
周恩来向杨虎城说明了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虎城听后大惊，他说：
“蒋介石这个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军阀包括我在内，谁都拧不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敌对，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就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很不妙。”
周恩来很体谅地说：“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以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至于会不会报复，也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我们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团体，老蒋他纵有报复之心，也是难以施展的。”
“蒋介石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信义，诡诈阴险，睚眦必报，什么瞎瞎事他都干得出来。文人反对他，他还勉强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武人反对他，他便恨之入骨。话又说回来，贵党比我胆量大，看得远。现在，你们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为重，我还有什么顾虑的！我只是说，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而易举放他走。”杨虎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端纳带着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递给他。蒋介石如获至宝，转过身去连看两遍：
夫君爱鉴：
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样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
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抗日的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老蒋甚狡猾，看到宋美龄信上所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一句，便态度改变了许多。又听了端纳的劝慰，便答应搬到张学良公馆斜对面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去。
次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宋美龄要端纳返飞西安，让蒋给何应钦下一停战手令。
蒋介石写下手令：“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端纳的西安之行和蒋介石的手令，使南京局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主和派占了上风。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宋美龄等作出决定：批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停止轰炸的日期延长到22日。
12日20日，宋子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都向宋子文表示：“兵谏只要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周恩来又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听了喜出望外，对中共的态度十分赞赏。
宋子文去见蒋介石，蒋情绪激动。同宋子文谈了30分钟。特别是他看到宋美龄信上“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一句时，竟落了眼泪。宋子文弄清了情况，即飞回南京。
12月22日，宋子文偕同宋美龄、端纳、戴笠等再来西安。在蒋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蒋介石提出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名，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西安方面的代表是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南京方面代表是宋氏兄妹，应德田担任记录。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首次会上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即：
（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2）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督促其和平解决，不敢横生枝节，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不免讨价还价。
周恩来又两次同宋氏兄妹长谈，希望他们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只要蒋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宋美龄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此时，博古、叶剑英也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周恩来在继续谈判中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6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12月24日，谈判结束，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于当晚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十几年来残杀共产党人，血债累累。他被捉后最害怕的是共产党和红军插手，自忖若共产党来了，他绝无活路。不料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放他回南京当领袖。
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了。”
蒋介石点点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你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呢？”
宋美龄忙帮腔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又向蒋说了许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听着，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他最后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谈判议定的6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张学良送走周恩来之后，又返回蒋介石的住所，宋氏兄妹请求明天放蒋介石和他们回南京。张学良说：“杨主任还未松口，我不好办。”不料，蒋介石的一席话使张学良立即转变了态度。蒋躺在床上说：
“我这次在西安栽了个大筋斗，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一个国家统帅走上了这种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份量呢？对于汉卿、虎城和周先生，我绝对没有话可说，你们确实待我不错。可事情已经陷入这步田地，我日后怎么领导政府，怎么发号施令呢？汉卿，你成全我罢，我想好了，还是把我和美龄一块处置了干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说罢便“呜呜”地哭起来。蒋介石很了解张学良，知道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便使出这一招术。
一下子把张学良挑逗起来：“我愿跟你一起去南京，负荆请罪！一言九鼎，让天下人看看我张学良！不管别人允许不允许，我决定的事情，都由得我。”
翌日，张学良来到杨虎城住所，说明他要送蒋介石等回南京。杨虎城大惊：“放虎归山，久后伤人。这么大事，我们应该让政治设计委员会知道。老蒋是集中外权变手法之大成的人物，不揪住他的辫子，他一回头就要打击报复。”
张学良放蒋心切，起身告辞：“既然想得这多，你我又何必当初！”
准备放蒋的消息一传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立即要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恳求他尽早放蒋。
12月25日下午3时许，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
蒋介石登机前拉住杨虎城的手说：“仗是不打了，以前的内战由我负责。答应的条件，我一定实行，这个你们放心。否则，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讲一遍：第一、回京后立即命令中央军入关部队撤出潼关，今后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第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第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贤良，容纳抗日分子；第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第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第六、今后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杨主任负责，西北今后就交给你们了。我说的对不对？”
杨虎城直视着他，点了点头。
蒋介石以无限感激的神情对张学良说：“汉卿，到此为止吧。我看你现在去南京没有必要，南京有南京的体统，我虽是领袖，好多事情并不由我，你去了，如果他们打你的主意，对你下毒手，我可就遗臭万年了。你一定要去，也须待我回去安排安排再去。”
张学良一挥手：“别再耽误了，上飞机吧！”
张学良将亲笔写下的手令交给杨虎城：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师。以虎城代理余之职。
张学良 二十五日
周恩来从警卫团团长孙铭九那里，得知张学良送蒋的消息，急忙驱车赶往机场劝阻。来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无限感慨地说：“张汉卿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飞机刚到了洛阳，蒋就命令张学良立即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张学良电告杨虎城照办。以后又要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50架军用飞机。到南京后，蒋介石下令把张学良软禁起来，又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委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
12月30日开庭。张学良走进法庭，气宇轩昂，嘴角含笑，毫无畏惧。李烈钧问：“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张学良答：“一切经过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我也不便详说。不过，我不是劫持，而是爱惜蒋委员长；也不是叛变，而是热爱国家。我们在蒋委员长面前陈述意见，实现我们的主张，怎么说是叛变？如果说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怎么能安全地回到南京呢？我跟随他一起来，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们干这种叛乱之事，是受人指使？还是你们自己策划的？”
“你看看我这个人，是别人所能指使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不承认我们是叛乱。”
“你们把中央许多大员都拘禁起来，这还不是叛乱吗？”
张学良仰头大笑：“他们身为大员，平日穷奢极欲，不知爱国爱民，蒋委员长误就误在他们身上。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京招待所拘留不过几日，就调戏陈继承的娘姨，可谓老而风流。再如陈诚，平时口出大言，装模作样，貌似忠诚，领袖遇难，既不营救，又不殉节，却一头钻进垃圾箱里，……”
李烈钧急忙制止说：“不要说了，与本案无关。”
张学良说：“我有一句话想请教审判长，民国二年，你在湖口起兵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兵谏制止蒋介石独裁专制，何罪之有？”
李烈钧问：“东北是怎样丧失的？难道你不知罪吗？”
张学良霍地站起来，从怀里取出“九一·八”时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宣读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中正”
张学良又道：“九一八事变，日寇打进来，我接到这封电报，只得命部队拔营而起，退出山海关。不抵抗主义，不是创自我张学良，而是创自蒋委员长！这次我在西安向蒋委员长上疏、哭谏，直至不得已而兵谏，完全是为抗日救国而发。我一片赤忱不料却落得这个下场！耿耿此心，天日可以为证！”
李烈钧高叫道：“你不必说了。我们就宣判吧。”李烈钧拿起蒋介石交下的判决书，照本宣科：“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
1937年1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由顾祝同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兵分5路进攻西安。
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复杂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同杨虎城商量后，由杨虎城领衔向南京政府发一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周恩来还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们商定，组成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军作战方案。周恩来还通过中共中央电调红1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15军团到达咸阳，红27军到达洛川。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6项条件，并以不客气的口气说：“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在此种情况下，不敢贸然轻举妄动。正当中共努力转变形势的时候，不料东北军少壮派团以上军官60余人带着100余名团级以上军官签名的文件，来到杨公馆来见杨虎城，孙铭九首先说：
“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东北军的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
他边说边哭，60余人也跟着放声大哭。还有人说：“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心甘情愿！”
杨虎城流着眼泪说：“张将军被扣，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俩人共同搞了这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支撑这个局面，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原来张学良离开西安后，东北军很快分化为新旧两派。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认为为避免内战，应采用和平方法营救张学良。他们在王以哲的病榻前开会，王以哲说：
“副司令虽然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他们提出要我们从渭南前线撤兵，为了避免冲突，那就先撤兵罢。”
这话传到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少壮派那里，认为老派这样做是取媚南京，投靠老蒋，企图取张副司令而代之，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对他们很不满。
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从杨公馆出来，便到中共中央代表团住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刘鼎等正在开会，少壮派闯了进来，孙铭九抢先说：
“我们坚持先让张将军回来，尔后从渭南撤兵，你们代表团是否同意？”
应德田接着说：“东北军不同于红军，它是以少帅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有副司令在，这个团体能够维持；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失去中心，可能很快走向分歧、涣散、崩裂、瓦解。在这危难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先把副司令营救回来。”
周恩来站起来回答说：“东北军的情况，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不撤兵很易引起战争。战局一开，你死我活，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共产党与蒋介石是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但现在以战争方式要求副司令回来，没有什么好处。”
苗剑秋立时恼了：“既然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说你们就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消灭我们？！”
孙铭九跪在周恩来面前，哭着说：“你们不同我们合作，咱们岂不是破裂了吗？我们这样各顾各，张副司令就完了！”
周恩来只好说：“别吵别闹！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
周恩来、叶剑英连忙去渭北云阳镜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一起研究。翌日清晨赶回西安，通知杨虎城和少壮派：“只要你们团结一体，意见一致，中共绝不会对不起两家朋友。包括打仗在内，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同中央军决一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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