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1937年11月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察南、晋北、绥远等地区。12月4日，又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平津和华北等地区。该伪政权抄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模式，设立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朱深任司法部总长，齐燮元任治安部总长，王揖唐任赈济部总长。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余杭县人，清末举人。他一生狂嫖滥赌，由于斫丧过度，使他两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投靠北洋直系军阀，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直系的“夹袋人物”。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失败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像一条丧家之犬，栖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难。“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沉渣泛起，王克敏回国。是时，张学良筹建北洋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后王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是王克敏的好友，黄以回南京述职为由，长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克敏代理委员长之职。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便策划在华北建立伪政权。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未能看中他。日本人选中曹锟、靳云鹏、吴佩孚那帮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愿，便转而打王克敏的主意。是时，王克敏避居大连，日寇委派一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他出来担任华北伪政权主席。王听后，一口答应，并飞往日本福冈同日军部负责人密商有关事项，由于王克敏卖国条件颇彻底，博得日寇华北派遣军的支持，跃登群奸之首，当上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把这个宝座视为命根，因而甘心当个卖国奴。
蒋介石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怒，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召来，气愤地说：“娘希匹，国难当头，王克敏卖国卖民，组建傀儡政权，为虎作伥，应严惩不贷。”
戴笠即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电，要他克日赴平，积极部署，刺杀汉奸王克敏。
陈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装成做钱币、邮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钱庄的老板，来到北平。他通过北平的军统特务机关，很快摸清了王克敏的活动规律。但王克敏的警卫森严，一时无法下手，而戴笠的电报一封封地来催，使陈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拼。
王克敏与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见面的地方是煤渣胡同20号。那里原是“平汉铁路俱乐部”，日寇侵占北平后，成了伪政权高级头目的消闲玩乐的场所。每周二下午2时，喜多诚一的专车准时来到这里，而王克敏的专车要比喜多诚一提前一刻先到。陈恭澍便令王文带6个特务去现场行刺。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45分，王克敏的专车驶入煤渣胡同，汽车在胡同口刚露头，几支手枪同时响了。但是，只打死了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王克敏虽然没有被刺死，中国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恶气。
就在王文等人刺杀王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长。
梁鸿志是福建长乐人，早年结识北洋皖系大红人、安福系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充当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梁鸿志被列为八大“祸首”之一，逃往日本兵营避难。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执政，梁鸿志时来运转，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得意非凡，自比诸葛亮。但好景不长，段祺瑞通电告退，梁鸿志也唯有随之下台。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我同胞，而官瘾十足的梁鸿志在日寇的拉拢、引诱下，居然出任伪职，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头城坐上了伪政府第一把交椅，并野心勃发地写下了“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雄谈破夜吾犹健，野哭终年众己暗；只手待援天下溺，吏休宾退一沉吟”等诗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鸿志上台后，声称“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对日密切提携”的三大原则。
在日本人的眼里，“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梁鸿志之流虽然是忠顺的奴仆，但他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国共两党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太小，于是，便决定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在国民党内存在抗战派和妥协派，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鱼雁往来，断断续续地进行活动。蒋介石由于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也怕日方过多地损害他的统治权，因而采取暗谋妥协，明里抗战的两面政策。汪精卫同蒋介石不同，他既嫉妒蒋介石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早在1937年底，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和谈”条件后，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
“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精卫周围，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
1938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艺文研究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就连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他们收买的对象。
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投靠国民党。
周佛海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狡默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周佛海于1924年春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兼广东大学教授。不久，他便向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组织。他脱党后，便于国民党右派流瀣一气，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由于戴季陶的关系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智囊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周佛海投靠戴季陶、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而汪精卫其时则是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周佛海也曾写文章反唇相讥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汪精卫同蒋介石长期争斗，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一直到蒋汪之间消除对立，实现蒋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时，蒋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以弥缝长期对立的裂痕。
由于有了蒋的指示，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住，而且无所顾忌，对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汪精卫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改任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极力阻止对日抗战。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
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园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湾8号。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园。在花坛下还有一个地下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文的有陶希圣、胡适、陈布雷、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等。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他们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后来没有发展到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罗君强是中共叛徒。他们都是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同周佛海相识的。陶、梅2人当时任政治教官，罗任政治部科员，周佛海是他们的上级。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1932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汪精卫对他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调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为亚洲司司长。高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周佛海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向日本求和的心思，于是便求见蒋介石，同蒋在密室里谈了一个下午。周向蒋建议说：“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
蒋介石觉得周佛海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于次日召见了高宗武。
高宗武被蒋介石召见，诚惶诚恐，不知是福是祸，他笔直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望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钟，尔后双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高宗武坐下后，蒋介石说道：“亚洲战事频繁，你辛苦了！”
“委员长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来，挺起胸脯道。
蒋介石又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宗武重新坐下。
蒋介石又说：“看你的脸色，有疲累之感，你为国事奔波，中正于心不忍。你可以请个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些日子。烦闷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为了走动方便，我发给你一个军用特别通行证。一些别的事情，你可以找周佛海谈谈。”
随后，陈布雷即命侍从室第2处秘书、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特派员”的头衔，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
高宗武并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佛海，才明白蒋介石让他请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主要是设法试探日本东京方面的谈和条件，并伺机尽快东渡日本，为重新和谈作准备。同时他还得知，蒋介石破例每月在军事委员会的开支中，拨给他8000元活动经费，由罗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
于是，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他买好了1938年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飞机票。21日，高宗武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
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王宠惠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这里蒋委员长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
高宗武将这一新情况告诉周佛海。周听完后立即推想，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便道：“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你留在汉口安妥。”
由于蒋介石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
于是，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汉口之间。
高宗武走后，周佛海才向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
蒋介石听后，道：“是吗？”蒋的心理很矛盾，既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从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松本重治，向他打听近卫内阁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真假情况。不久，他从受他委派刚从日本回来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那里得知，日本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日军内心真正的意向，是想迅速招致对华的和平。高宗武带着这一重要情报回到武汉，并将它送到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很高兴，指示高宗武继续同日本人接触。
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鹏湾旅馆里，同日本人松本重治、西义显进一步密谈。两个日本人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说近卫内阁在日本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到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然而，陆军中的多田骏参谋次长、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等人一直对那个声明进行猛烈的反对，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何应钦、张群在日本读书时，同影佐祯昭是同学，影佐祯昭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和张群，说明他有着“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
高宗武向日本人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日本人听了，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兴奋异常。
随后，西义显即去东京，大约10天以后，又到达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带着影佐祯昭的信，一回到汉口，便把信交给汪精卫和周佛海。汪精卫看了信后，认为这信虽然是给私人的，却明显地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意图。于是，汪精卫委托陈布雷，把影佐祯昭给何应钦和张群的私信，交给了蒋介石。信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后。蒋介石把高宗武召来，说：
“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并不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
高宗武从汉口再去香港，同西义显见面，道：“蒋委员长读了影佐大佐的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递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亲口说：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安心。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若我的真意能承你们了解，我有考虑下列条件之意：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是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东北四省、内蒙可留他日协议，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
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他在参谋次长室向多田骏次长、影佐祯昭大佐、本间雅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报告了高宗武转达的蒋介石所提条件。多田骏和影佐等却一言不发。是时，形势发生变化，日军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嚣张，日军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尽管西义显拼尽全力讲演，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
西义显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高宗武。同时，西义显还带来一个消息，日本内阁即将改组。新内阁会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西义显要求高宗武亲自赴东京游说。
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是时，日本内阁果然改组，宇垣一诚出任外务大臣。宇垣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施放钓饵。对此，蒋介石集团表示欢迎，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实现中日“友好亲善”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此时，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周佛海几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并频频劝高到东京去一趟。高宗武跃跃欲试。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余杭县人，清末举人。他一生狂嫖滥赌，由于斫丧过度，使他两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投靠北洋直系军阀，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直系的“夹袋人物”。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失败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像一条丧家之犬，栖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难。“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沉渣泛起，王克敏回国。是时，张学良筹建北洋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后王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是王克敏的好友，黄以回南京述职为由，长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克敏代理委员长之职。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便策划在华北建立伪政权。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未能看中他。日本人选中曹锟、靳云鹏、吴佩孚那帮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愿，便转而打王克敏的主意。是时，王克敏避居大连，日寇委派一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他出来担任华北伪政权主席。王听后，一口答应，并飞往日本福冈同日军部负责人密商有关事项，由于王克敏卖国条件颇彻底，博得日寇华北派遣军的支持，跃登群奸之首，当上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把这个宝座视为命根，因而甘心当个卖国奴。
蒋介石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怒，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召来，气愤地说：“娘希匹，国难当头，王克敏卖国卖民，组建傀儡政权，为虎作伥，应严惩不贷。”
戴笠即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电，要他克日赴平，积极部署，刺杀汉奸王克敏。
陈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装成做钱币、邮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钱庄的老板，来到北平。他通过北平的军统特务机关，很快摸清了王克敏的活动规律。但王克敏的警卫森严，一时无法下手，而戴笠的电报一封封地来催，使陈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拼。
王克敏与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见面的地方是煤渣胡同20号。那里原是“平汉铁路俱乐部”，日寇侵占北平后，成了伪政权高级头目的消闲玩乐的场所。每周二下午2时，喜多诚一的专车准时来到这里，而王克敏的专车要比喜多诚一提前一刻先到。陈恭澍便令王文带6个特务去现场行刺。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45分，王克敏的专车驶入煤渣胡同，汽车在胡同口刚露头，几支手枪同时响了。但是，只打死了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王克敏虽然没有被刺死，中国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恶气。
就在王文等人刺杀王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长。
梁鸿志是福建长乐人，早年结识北洋皖系大红人、安福系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充当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梁鸿志被列为八大“祸首”之一，逃往日本兵营避难。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执政，梁鸿志时来运转，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得意非凡，自比诸葛亮。但好景不长，段祺瑞通电告退，梁鸿志也唯有随之下台。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我同胞，而官瘾十足的梁鸿志在日寇的拉拢、引诱下，居然出任伪职，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头城坐上了伪政府第一把交椅，并野心勃发地写下了“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雄谈破夜吾犹健，野哭终年众己暗；只手待援天下溺，吏休宾退一沉吟”等诗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鸿志上台后，声称“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对日密切提携”的三大原则。
在日本人的眼里，“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梁鸿志之流虽然是忠顺的奴仆，但他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国共两党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太小，于是，便决定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在国民党内存在抗战派和妥协派，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鱼雁往来，断断续续地进行活动。蒋介石由于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也怕日方过多地损害他的统治权，因而采取暗谋妥协，明里抗战的两面政策。汪精卫同蒋介石不同，他既嫉妒蒋介石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早在1937年底，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和谈”条件后，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
“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精卫周围，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
1938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艺文研究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就连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他们收买的对象。
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投靠国民党。
周佛海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狡默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周佛海于1924年春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兼广东大学教授。不久，他便向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组织。他脱党后，便于国民党右派流瀣一气，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由于戴季陶的关系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智囊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周佛海投靠戴季陶、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而汪精卫其时则是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周佛海也曾写文章反唇相讥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汪精卫同蒋介石长期争斗，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一直到蒋汪之间消除对立，实现蒋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时，蒋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以弥缝长期对立的裂痕。
由于有了蒋的指示，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住，而且无所顾忌，对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汪精卫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改任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极力阻止对日抗战。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
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园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湾8号。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园。在花坛下还有一个地下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文的有陶希圣、胡适、陈布雷、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等。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他们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后来没有发展到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罗君强是中共叛徒。他们都是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同周佛海相识的。陶、梅2人当时任政治教官，罗任政治部科员，周佛海是他们的上级。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1932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汪精卫对他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调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为亚洲司司长。高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周佛海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向日本求和的心思，于是便求见蒋介石，同蒋在密室里谈了一个下午。周向蒋建议说：“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
蒋介石觉得周佛海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于次日召见了高宗武。
高宗武被蒋介石召见，诚惶诚恐，不知是福是祸，他笔直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望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钟，尔后双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高宗武坐下后，蒋介石说道：“亚洲战事频繁，你辛苦了！”
“委员长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来，挺起胸脯道。
蒋介石又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宗武重新坐下。
蒋介石又说：“看你的脸色，有疲累之感，你为国事奔波，中正于心不忍。你可以请个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些日子。烦闷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为了走动方便，我发给你一个军用特别通行证。一些别的事情，你可以找周佛海谈谈。”
随后，陈布雷即命侍从室第2处秘书、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特派员”的头衔，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
高宗武并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佛海，才明白蒋介石让他请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主要是设法试探日本东京方面的谈和条件，并伺机尽快东渡日本，为重新和谈作准备。同时他还得知，蒋介石破例每月在军事委员会的开支中，拨给他8000元活动经费，由罗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
于是，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他买好了1938年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飞机票。21日，高宗武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
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王宠惠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这里蒋委员长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
高宗武将这一新情况告诉周佛海。周听完后立即推想，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便道：“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你留在汉口安妥。”
由于蒋介石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
于是，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汉口之间。
高宗武走后，周佛海才向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
蒋介石听后，道：“是吗？”蒋的心理很矛盾，既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从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松本重治，向他打听近卫内阁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真假情况。不久，他从受他委派刚从日本回来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那里得知，日本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日军内心真正的意向，是想迅速招致对华的和平。高宗武带着这一重要情报回到武汉，并将它送到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很高兴，指示高宗武继续同日本人接触。
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鹏湾旅馆里，同日本人松本重治、西义显进一步密谈。两个日本人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说近卫内阁在日本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到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然而，陆军中的多田骏参谋次长、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等人一直对那个声明进行猛烈的反对，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何应钦、张群在日本读书时，同影佐祯昭是同学，影佐祯昭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和张群，说明他有着“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
高宗武向日本人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日本人听了，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兴奋异常。
随后，西义显即去东京，大约10天以后，又到达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带着影佐祯昭的信，一回到汉口，便把信交给汪精卫和周佛海。汪精卫看了信后，认为这信虽然是给私人的，却明显地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意图。于是，汪精卫委托陈布雷，把影佐祯昭给何应钦和张群的私信，交给了蒋介石。信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后。蒋介石把高宗武召来，说：
“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并不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
高宗武从汉口再去香港，同西义显见面，道：“蒋委员长读了影佐大佐的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递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亲口说：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安心。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若我的真意能承你们了解，我有考虑下列条件之意：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是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东北四省、内蒙可留他日协议，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
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他在参谋次长室向多田骏次长、影佐祯昭大佐、本间雅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报告了高宗武转达的蒋介石所提条件。多田骏和影佐等却一言不发。是时，形势发生变化，日军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嚣张，日军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尽管西义显拼尽全力讲演，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
西义显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高宗武。同时，西义显还带来一个消息，日本内阁即将改组。新内阁会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西义显要求高宗武亲自赴东京游说。
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是时，日本内阁果然改组，宇垣一诚出任外务大臣。宇垣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施放钓饵。对此，蒋介石集团表示欢迎，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实现中日“友好亲善”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此时，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周佛海几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并频频劝高到东京去一趟。高宗武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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