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默村、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为新的剿穴，这便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它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76号坐落在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丁、李对76号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把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两侧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20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建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76号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村、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村晚上睡在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的浴室内。三楼有两个房间作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步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丁、李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华村”弄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弄内20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
丁、李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76号西邻“华村”两头墙沿下，搭间木房，派几个特务开起一家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恻隐之心孟子用语。指人所共有的同情之心。《孟子·告，开设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互为联系。那76号门内外，更是层层设岗，戒备更加森严。
76号开张后，丁、李一伙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76号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76号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乱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此案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剥削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
会议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上一阵骚动。名单中有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卢英等人，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名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志宁左右，丁默村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胡志宁的话到了口边，只好咽回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一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
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于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村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这便是汪精卫投敌集团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犬儒主义见“犬儒学派”。，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战治会议。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外部，而不在其内部。否认事物自身的矛盾。牛顿是代表人，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了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
（4）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严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21条凶恶10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1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汪精卫集团麇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CC派有矛盾，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通过杜月笙将其亲笔信交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宋美龄也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这正中高宗武夫妻下怀。高宗武即准备拆伙而去。高宗武、陶希圣对汪精卫、周佛海同日本人作过多的让步不满，又看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意识到再不悬崖勒马，必然死路一条，于是借口生病，拒绝参加日汪签字仪式。高宗武等密约签订后，将原件盗出，加以摘录或摄影，作为日后向蒋介石“反正”的见面礼。
高宗武、陶希圣态度反常，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说李士群、丁默村特工总部正在策划刺杀他。陶希圣深感自危，带着一支手枪护身。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秘密地乘美国轮船由上海抵达香港，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底片，也携带到港。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标题下，公开披露了日汪密约，同时发表了高、陶致该报及致汪精卫的公开信。
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了蒋介石的欢心。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日后成为蒋介石的捉刀人之一。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跑到美国定居。
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另一个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正当汪记政权登台紧锣密鼓之时，出现了一幕所谓日、蒋、汪合流的闹剧。日方通知汪精卫：“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因此，日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
汪精卫听了头上犹如浇了一桶凉水。若日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送给蒋介石手里吗？汪精卫悲哀地想，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使用罢了。
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对戴说：“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周到上海后，委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等人去重庆，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同蒋介石、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登来到上海，托人找到周佛海。周佛海、陈公博同司徒雷登3人进行了会谈。司徒雷登说：
“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
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
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年3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3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蒋介石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忘录”。
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爱国志士有针对性地掀起反对投降的高潮，迫使蒋介石不敢公开投降。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组府的时间定在4月1日。
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11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名当然委员，4名列席委员，19名指定委员，11名招聘委员。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龙盘，气势雄伟，但沦陷以后，已是满目疮痍，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人设计的所谓“国旗”，真是：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
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在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加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国府大礼堂内，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那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开始。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政权。
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他们是：
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宁渝间合流，可谓煞费苦心。
当天晚上，第一号汉奸头目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地说：“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讲话说：“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不立即予以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日仍未理睬。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
在南京城里，又发生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情。原来，汪精卫集团要市民挂起“国旗”，不少市民不按规定挂猪尾巴似的黄色飘带的“国旗”，这下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日本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到11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布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汪精卫又同阿部信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州国。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也急忙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
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
76号坐落在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丁、李对76号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把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两侧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20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建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76号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村、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村晚上睡在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的浴室内。三楼有两个房间作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步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丁、李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华村”弄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弄内20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
丁、李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76号西邻“华村”两头墙沿下，搭间木房，派几个特务开起一家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恻隐之心孟子用语。指人所共有的同情之心。《孟子·告，开设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互为联系。那76号门内外，更是层层设岗，戒备更加森严。
76号开张后，丁、李一伙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76号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76号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乱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此案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剥削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
会议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上一阵骚动。名单中有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卢英等人，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名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志宁左右，丁默村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胡志宁的话到了口边，只好咽回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一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
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于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村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这便是汪精卫投敌集团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犬儒主义见“犬儒学派”。，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战治会议。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外部，而不在其内部。否认事物自身的矛盾。牛顿是代表人，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了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
（4）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严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21条凶恶10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1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汪精卫集团麇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CC派有矛盾，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通过杜月笙将其亲笔信交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宋美龄也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这正中高宗武夫妻下怀。高宗武即准备拆伙而去。高宗武、陶希圣对汪精卫、周佛海同日本人作过多的让步不满，又看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意识到再不悬崖勒马，必然死路一条，于是借口生病，拒绝参加日汪签字仪式。高宗武等密约签订后，将原件盗出，加以摘录或摄影，作为日后向蒋介石“反正”的见面礼。
高宗武、陶希圣态度反常，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说李士群、丁默村特工总部正在策划刺杀他。陶希圣深感自危，带着一支手枪护身。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秘密地乘美国轮船由上海抵达香港，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底片，也携带到港。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标题下，公开披露了日汪密约，同时发表了高、陶致该报及致汪精卫的公开信。
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了蒋介石的欢心。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日后成为蒋介石的捉刀人之一。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跑到美国定居。
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另一个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正当汪记政权登台紧锣密鼓之时，出现了一幕所谓日、蒋、汪合流的闹剧。日方通知汪精卫：“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因此，日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
汪精卫听了头上犹如浇了一桶凉水。若日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送给蒋介石手里吗？汪精卫悲哀地想，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使用罢了。
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对戴说：“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周到上海后，委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等人去重庆，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同蒋介石、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登来到上海，托人找到周佛海。周佛海、陈公博同司徒雷登3人进行了会谈。司徒雷登说：
“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
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
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年3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3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蒋介石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忘录”。
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爱国志士有针对性地掀起反对投降的高潮，迫使蒋介石不敢公开投降。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组府的时间定在4月1日。
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11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名当然委员，4名列席委员，19名指定委员，11名招聘委员。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龙盘，气势雄伟，但沦陷以后，已是满目疮痍，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人设计的所谓“国旗”，真是：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
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在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加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国府大礼堂内，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那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开始。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政权。
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他们是：
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宁渝间合流，可谓煞费苦心。
当天晚上，第一号汉奸头目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地说：“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讲话说：“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不立即予以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日仍未理睬。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
在南京城里，又发生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情。原来，汪精卫集团要市民挂起“国旗”，不少市民不按规定挂猪尾巴似的黄色飘带的“国旗”，这下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日本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到11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布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汪精卫又同阿部信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州国。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也急忙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
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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