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此书曾于195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其体例有时仿裴注，系证闻式，旁搜远绍，故不偏重于音义。嗣后于1958年9月，又成史记新证二卷。至1959年1月，西大历史系接受中华书局标点汉书之嘱托，我亦参加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知新，签记偶得，于是始有撰写续证之计划。殆暑期休假，随读随记，经时半岁，又成续证二卷。思及新续二证，各自为书，容有未善。乃于1960年10月，合前后两编，再加订补，汇为一书，即今本也。

　　汉书成书，迟于史记，古字古训，反多于史记。其原因史记在东汉末期，尚称为谤书，学者传习不多。迨普遍写布时，去西汉已远，所有古字，皆用隶体写定。而汉书一出之后，马融为当世通儒，且加肄习，络绎流传，故原书面目，变化不大。音义之外，而研究者尤多，如边韶、武荣、司马防、荀悦等人尤著。

　　汉书最早之注解，当始于东汉桓帝时之延笃，自司马贞索隐后序，谓延笃有史记音义一卷，近世鲜有其本。今汉书天文志记昭帝始元中，“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李奇注：引“延笃谓之堂前楯也。”疑延笃所注，在史记音义之外另有汉书音义。李奇为西晋时人，尚见此本，似为不过江之书，唐人所引，只片鳞半爪而已。延笃盖为注汉书最早之一人，风俗通声音篇，两引汉书注，疑即为延笃之注。详见天文志证文。

　　现在东汉人之注解，以应劭、服虔二家为最古。然被颜师古删改者不少。删去者在裴骃史记集解中所引二家原注，可以得到证明。改易者去读如之音，变为直接之音，东汉时尚无此例。应服二家注文，精说固多，有时亦有明显之违失。如武帝征和年号，证之居延，敦煌两木简，及延和元年板瓦题字，则确为延和。应劭乃谓“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是因文生训，应氏之疏也。又如成帝纪，罢水衡都尉之技巧令，服虔注技巧谓倡技之巧，证之齐鲁所出封泥，有“技巧钱丞”。西安汉城出土五铢钱范，又有“巧二”题字，知技巧掌握钱范之技术，决为上林三官之一。与服注大相距离。盖应服二家，去西汉中期，已二百余年，犹之我辈探讨清代初年掌故，缺略自所难免。

　　颜师古注，卓然为一大家，前此后此者，皆不如颜注之集大成，然或有时狃于偏见，有时过于矜慎，今日出土之古器，足以证汉书者，如龙渊宫，有铜壶、铜鼎。师古直断龙渊宫为龙渊庙之误，以驳服注，彼时受条件之限制，固不能为颜氏咎也。其注汉书方法，采用东汉荀悦至北魏崔浩各家注解，计有二十三人。其中以项昭、伏俨、刘宝三家之说最少，其或仅有一二条者。而唐时存在之注，如隋萧该之汉书音义十二卷，隋包恺之汉书音十二卷，隋姚察之汉书训纂三十卷，师古一概屏弃不录，未免有偏见存乎其间。萧该之音义，见于史记索隐所引绛侯世家等篇，后来宋祁转引尤多（宋祁之书，虽有疑义，所引萧书，则为真本）。包恺之音，见于索隐所引淮南王传等篇，姚察之训纂，见于史记正义所引霍去病传等篇。司马贞，张守节二人，皆在师古之后，尚见此三书，师古亦必见此。师古当日如能采取众长，折中诸说，其成果当不止此。

　　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载晋的汉书音义，乃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劭书当为臣瓒所纂辑，文与注分。蔡谟又取臣瓒之注，散入汉书中，成为汉书集解，文与注始合。三书在唐初俱存，师古之注，是在蔡书基础上发展的。疑项昭、伏严、李斐、刘宝诸家之注，在唐时已大半散失，师古多从蔡谟之书转引。而在序例中，反诋蔡谟之集解“竟无弘益。”自颜注行而蔡注亡，便无从核对。师古为颜之推之孙，颜游秦之侄。之推在北齐时，号称通儒。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所论汉书训诂，如中外禔福，元后父名禁，贾谊传之“日中必■”，王莽传之“紫色哇声”等条，见于家训其他篇者亦不少，师古一概未引。颜游秦著有汉书决疑三十卷，系集注体裁，品衡前哲，加以论定，与师古注形式完全相同。师古不但不引其名，反窃取其说，攘为己有。清代如沈钦韩，钱大昭，近人如杨树达等人，已见及此。其最显著者，如项羽传，“项羽卒闻楚歌”句，谓楚歌犹吴讴，驳应劭之非鸡鸣歌。陈胜传，“腊月陈王之汝阴”句，谓腊月为建丑之月，是臣瓒之说。又如文纪后六年，“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句，以为令是姓免是名。以上三条，皆颜游秦之说，而为史记集解，索隐所转引者。游秦之注，久已散失，幸而从唐人注文中，能探出窃取之线索，其他不能追寻者，当亦有相当之数量。总而言之，师古之博学，我辈不能不加以承认，师古之欺世盗名，我辈亦不能不加以揭发。

　　清代治朴学者，兼治汉书，王先谦先生，采集为汉书补注。王先生之优点，自己创见不多，排比校雠之役，且多假手于他人。但以本书引证本书，予初学以极大便利。王先生之缺点，是各注家之精华，如钱大昭、周寿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

　　汉书补注未收之书，如无名氏之汉书疏证，此书当为杭世骏所撰。关于典章制度部份，引用通志不少，通志是比较疏陋者，例如光禄大夫，本无印绶，此书引通志独云有印，反疑百官表之不确，此其失也。在汉书补注之后，最近成注者，则有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对于训诂校勘，很有参考之价值，在古物方面，亦问有征引。汉书疏证，不能与之相比。

　　我于1940年，来客西安，见汉城出土，有“钟官钱丞”，“钟官火丞”，“宜秋佐弋”等封泥，知百官表语焉不详。日积月累，中心藏之，奋笔写作，前后联贯，历三月始就。我之方法，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其体例完全仿杨氏窥管，其内容除仿裴注外，亦兼仿钱大昭汉书辨疑。有百分之八十，取证于古器物，其余筦见所及，一并附入。

　　我所引用之材料，主要在居延、敦煌两木简，铜器、漆器以至石刻等，已如上述。石刻部分，西汉石刻最少，在东汉碑刻有牵连者，亦加甄录。惟必删除伪品。如朱博残碑，王尊诵德碑，楼君卿假贷刻石是也。又所用以汉碑来证明当时隶体之假借字，或通行字。汉碑在宋以前出土者，则采用隶释，隶续。宋以后出土者，则采用金石萃编，续编，及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年来，除赵宽碑及鲜于璜碑以外，发现独少。隶释、隶续方面，多用洪适及清代顾蔼吉二家之说，在证文中，为简便起见，不再一一分引。封泥方面，出于临菑者，为西汉初中期物。出于咸阳者，为秦代物。出于西安汉城者，为西汉全期物。出于洛阳者，则为东汉物。取舍之间，易于分别。惟汉印既无年号，著录又杂，我用六项标准，来推断时代。一为出土之地区，汉城出土者，多为西汉物。二为地名与官名，西汉有而东汉即罢废者。三为钮头形式，三台钮有边阑界格者，皆秦末汉初之物。四为文字读法，如交错文、上下文，皆为西汉之物。五为篆体之演变，例如西汉印字，最末一笔，曳带短尾，东汉则无此形式。质料西汉铜精而质薄，东汉铜既微粗而质又加厚。六为王莽之印，在官名地名上，均有特殊之标帜，最易区别。至于人名印中，其取名有其显异之面貌，若延年，延寿，满意，未央，外人，辟兵，利亲，去病，去疾，不识，食其之类，在西汉为习见，在东汉绝稀见，引据比较有力。惟各家谱录分散，以汉印文字征一书，罗列具体，故专引此书，以节繁琐。但印之真伪，文字笔画各方面，多就各原书，加以覆勘核对，力求无差谬。在古籍方面，卫宏汉旧仪，就辑本探索，文辞既简，错误亦多。晋以来往家，即已引用，现将潜在遗产，再加发掘。西京杂记成书时代虽晚，其事实多不见于他书，如建筑新丰之巧匠胡宽，河间献王之起日华宫，且与出上古物相符合，知非向壁所能虚造。颜师古在匡衡传注中，诋毁甚力，未免矫在过正。杨氏窥管中，引用杜邺一条，我亦引用窦婴宾客许博昌等三条。他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择其可信者，并且亦见于他书者，我引用华阴郭广意等三条，说明源委，以免滥用之讥。

　　至于百官公卿表，每一段皆有新证，故引用汉书全文，略变体例。为使面目清朗起见，每条上加以官名，以资区别。盖西汉官制，在景帝中二年，武帝太初元年，两大改革。汉书所据，则为最后官制，对六百石以下之官吏，沿革每漏而不纪，令长下之丞，只纪有几丞，而不纪某丞之名。现在各官名中，并兼载属吏，为求某一条完整起见，已见于王氏补注者，仍然并列其中，在全书中，以此表为最详，数量约占六分之一。

　　班固史学之观点，最显著者，在司马迁传赞有云：“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固之此说，本于班彪后传略论，兼受王命论之影响。在汉书中项羽削去本纪，陈涉削去世家，完全表现儒家正统思想。其云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游侠与处士，是根本不相容。若用列传表彰处士，则当如后代名为独行传，不当名为游侠传。其云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太史公叙货殖传，纪盐铁之发展，纪手工业之品类，纪商业货物之流通，及重要中心之城市，正是千古之卓识。班固既指出太史公之浅见，然固撰汉书时，并不另设一套方案，皆因袭直书，毫无更变。游侠传仅加入万章、楼护、陈遵、原涉四人，其身份皆非处士，其品格皆是奸雄。固之为此言，岂非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汉书采用太史公以后之材料，由诸少孙到班彪各说，其中多有刘书，与说苑新序相表里。史通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韵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冯商见汉书艺文志，史岑见史通人物篇，及文选史孝山出师颂。晋冯、段肃、见班固传。刘向父子，冯衍、扬雄，各自有传。卫衡余考出见华阳国志汉中士女志，其余六人无考。而褚少孙补太史公书，史通独略而不谈。班固汉书之材料，前半皆直用史记原文，张汤传赞，则引冯商之案语，封禅书后段，则似用扬雄之补作，更名郊祀志。（见论衡须颂篇。）韦贤、翟方进、元后等传，则直用班彪之后传。其余多采用刘氏父子之书，如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律历志，五行志皆本于向歆父子，前人言之已详。余最近所发现者，则为汉书采用刘向说苑、新序问题。如说苑卷六载丙吉事，袁盎侍儿事。卷七载枚乘谏吴王书。卷十一载吾丘寿王谏宝鼎事。卷十三载茂陵徐生上书事。卷二十载杨王孙事。新序卷七载苏武事，卷十载沛公从项籍俱受令怀王事，郦食其事，封张良事，刘敬说都关中事，齐悼惠王事，王恢论马邑事，主父偃事。以上各条，纵然刘向原文，有采用史记之处。然丙吉，茂陵徐生，杨王孙，苏武等传事，则皆在史记之后，决为班固采用之根源。尤其杨王孙传，与汉书本传，大同小异，犹存有蜕化之痕迹。

　　两汉人解经，名为章句，东汉人注汉书，改称为音义。隋以前注家，仍用其名。实则汉人偏重于作音，汉以后人偏重于释义。历时二千年之久，经过数百家之众，已绝少剩义，现惟取资于古器物，为治汉书学者，另辟一条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我所不计已。其内容包括有十七种类型，兹略举例，阐明如次：一、官名之确定。如杜周传之军司空，谷永传之护苑使者，赵皇后传之宫长是也。各官皆不见于百官表，因班固作表时，九卿令丞以下及暂置之官皆不载，倘非二千年以下出土之汉碑，汉印，则不能获得旁证。

　　二、州郡县属吏名称之新证。如萧何传之主吏，张敞传之贼捕掾，王尊传之守属，假佐，直符史是也。漂阳强汝询先生所著两汉州郡县吏考，仅取裁于两汉书，实则在东汉碑阴题名中，往往见之。盖东汉州郡县吏之组织，多因袭于西汉，当应服二家作注时，以为此等官名，不须注解。魏晋以来，注家亦不甚措意，自唐以后，变成多不能解说，其根源在此。

　　三、地理名称之误字。如王子侯表即裴当为揤裴，左冯翊徽县或为澂县是也。此例多见于封泥，汉印，或传钞之误字，或假借之省文。

　　四、姓氏之考证。如高惠功臣表之室中同，当作窒中同，阳城延当为阳成延。百官表之马适建，马宫传之马矢氏，王莽传之司国宪，皆为两汉习见之姓氏，在古籍或一二见，在封泥汉印中，即数见不鲜。

　　五、人名之决定。如王子侯表之刘胜容，应作刘胜客。（王念孙已疑作胜客，惜无证据。）百官表之广川相充郎，已佚其姓。郦兄当读如本音，百官表之大司农非调，应为姓非名调之类，皆取证于木简，汉印为多。

　　六、字句之译释。如张春传之“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霍光传之“将军之广明都属吏耳。”田延年传之“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等句，皆出以己意，合于百家争鸣方针。

　　七、宫殿名称之解释。如郊祀志之八风台，取证于“八风寿存当。”百官表之甘泉上林长丞，甘泉上林为一宫之名，取证于河东为甘泉上林造铜橙，及“甘泉上林”瓦当之类。或补前人之未解，或正前人之疏失。

　　八、人物价值之分析。如毋将隆传之官婢价，昭纪之酒升四钱，功臣表任破胡表文之马价之类。皆从古籍及木简方面钩沈史料，作为比较。

　　九、典制之疏证。如韩延寿传之功曹引车，师丹传之伏青蒲，朱博之长吏自系书言府，匈奴传之韩昌发过所之类。皆以古器物为权衡，或酌定前人之两说，或纠正前人之误解。

　　十、东汉通用隶体字之发挥。如文纪之“马财遗足”，与孙叔敖碑相合。景纪之“傅纳以言，”与孔宙碑相合。前人称汉书多古字，实则为东汉时隶体别书，或假借字，与汉碑无一不合，在今日以为艰深，在当时极为通常。

　　十一、文献纪载之补遗。如百官表大司马引班彪上事，蒯通传引楚汉春秋北郭先生事。关于采掖文献，沈钦韩，周寿昌两家，已占大宗，兹编仅选择三五事而已。

　　十二、汉代避讳之例证。以两汉金石刻辞而论，如邦、盈、雉等字，有避有不避。彻字避讳，独为严格，兹编有反覆之阐述，幸勿为苟悦汉纪所蒙蔽。

　　十三、习俗语之旁证。如韦贤传之“与天毋极”，见于汉瓦。礼乐志之“奏嘉至”，本于玉蓉铜钟，此皆西汉人之口头语，至东汉时即已不用。

　　十四、地面古迹之搜查。如霍去病墓之像祁连山，赵广汉传之平陵方上。非亲见亲访，始知古籍纪载之不谬。

　　十五、注文之解要。如晁错传“为中周虎落”句，苏林注之天田，取证于居延木简。霍光传之太医大丸，晋灼注即今之泽兰丸，取证于本草。其体例为注中之疏。

　　十六、颜注之发伏。如广陵厉王传之“徘徊两渠间”，东方朔传之馆陶公主“令中府”，何并传之“家间单外”等句，颜注皆望文生训，知其流不探其源，在全书中此例最多。

　　十七、叙例之附见。颜师古列二十三家之名，清代以来所未考出者，如伏俨为伏完之孙，刘德见于通典凶丧礼制，文颖见于文选王粲赠文叔良四言诗。王氏补注，皆夫涉及，文选为通常之书。各家皆遗忘之，最为可异。

　　以上列举十七种类型，约计有证文二千余条，皆不越出此范围。回忆我在1940年至1949年，在金融机关中工作十年，终日忙于簿书，学非所用，文字亦日渐荒芜。解放以后，转业西大，始得重理旧闻。在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方能获得此区区之成绩。前此写作，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久付印刷。三年之间穿插其中写作者，又成有居延汉简解要一书。日月光华，春晖温暖，心情并不自觉其老也。1961年3月1日，镇江陈直（进宜）撰于西安西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