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是近代湖南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之一，他撰写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在全国都卓有影响。皮锡瑞，宇鹿门，一字麓云，1850年（道光三十年）出生于善化，因仰慕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优生，自命所居为“师伏堂”，故人称“师优先生”。皮锡瑞四五岁时随母亲识字，6岁入私垫，1863年（同治二年）取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举拔贡，1882年（光绪八年）再中举人。但以后困顿科场，多次会试不中，遂不问仕途，除了短期为人做幕僚外，大部分时间都从事经学研究和主持书院、学堂。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他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心。维新运动时，皮锡瑞应邀担任在长沙成立的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一门，先后讲演12次，都贯穿汉宋，融合中西，宣传变法维新，听者无不动容。戊戌政变后，他被革去举人，交地方官管束。于是，他谢绝众多书院的聘请，专心在友人家做家庭教师，授读之暇，便潜心著述。1899年，他进50岁时，“发不尽满胸郁积”，遂作自寿联一副：“阅世五十年，所欠一死；著书百万字，不值半文。”1901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开复了他的举人称号，但仍须严加察看，所以他的晚年境遇很不自由。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3月，年仅58岁的皮锡瑞于家中逝世。

　　皮锡瑞博通群经，于今文经学造诣尤深，被人誉为”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是晚清经学大家。他主张解经应该不抱成见，实事求是，因而持论公允。他认为六经是孔子晚年为遗教后世而作，所以“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自天子以至士庶，不读经尊孔便无以自立。皮锡瑞治《易》，定《易》是孔子所作；治《春秋》，认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为改立法制；一般学者治《诗经》，都崇尚“毛诗”，但皮锡端以为它不及“三家诗”，这些都是颇有创见之说。从治学方法而言，皮锡瑞虽然主张读经应当讲求微言大义，但也不提倡空发议论。他说：“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训。”意思是宋代儒生领会古代经籍的含义比前人强，但有时喜欢改变史实，这是不足取的。他又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今文经学的角度看，许多观点与他是相同的，但“惟武断太过”。在评议观点与他是相同时，他虽严守今文经学的立场，却并不全凭门户之见以定是非，认为“今古文皆有师承，不可偏废”。从治经途径看，皮锡瑞早年治《尚书》中治郑学，晚年博通，着力于经学史的研究。他花费10年时间撰写了《尚书大传疏证》，此后又写了《尚书古文疏正辨证》、《史记引尚书考》、《尚书古文冤词平议》、《尚书古文考实》、《今文尚书疏证》、《尚书中侯疏证》等著作。其中《今文尚书疏证》被王先谦称为“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弊，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是一部近代今文经学力作。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皮锡瑞作了《孝经郑注疏》，以后治学重点逐渐转向郑学，陆续写出了《郑志疏证》、《圣证论补评》、《六艺论疏证》、《鲁礼袷义疏证》等书。他推祟郑玄在礼学方面的成就，以为郑注三礼“有功于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于繁”。他认为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的治学的特点是通博的表现。但他这种褒扬郑学的态度，遭到清末一些强调今古文门户之分，指斥郑玄淆乱家法的经学者们的责难。

　　作为一位经学家，皮锡瑞最有影响，流传最广的著作是他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为授徒而作，讲述从孔子删定六经到清代经学复兴的经学发展史，虽然篇幅不多，材料、内容都比较简略，而且是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评论各家经学思想和各种经学流派的，但无论是在皮锡瑞的时代还是在缺乏经学通史的今天，这本书都是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入门之作。《经学通论》是继《经学历史》之后进一步阐明“六经大旨”的概论性著作，目的也是为初学者指出治经门径。全书以经分卷，集中阐述了儒家各经的撰著、内容和流传方面的特点以及后代研究的得失。此外，皮锡瑞还著有《春秋讲义》、《王制笺》和《师伏堂笔记》、《师伏堂诗草》和《师伏堂骈文》等。他的骈文在当时颇有声名，不少作品被王先谦选人《骄文类纂》中。

　　皮锡瑞一生以两件事为要务，一是撰述，二是教学。早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应邀任桂阳龙洲书院讲席，1892年又主讲南昌经训书院，长达7年。他“培植人才；开通风气，及门弟子科第既盛，又多通达时务”。1903年再任湖南高等学堂师范馆伦理经史讲席。此后他又先担任湖南善化小学堂、高等学堂及附属师范馆的监督、讲师等职。因而他又是近代长沙一位名声卓著的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