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王国和国内各族的关系
西周初期 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周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周王室与国内各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和冲突。
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淮河流域。由于他们居住在周都南面，所以又称南淮夷。南淮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淮水地区若干国家或部族的总称。
《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周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奄即曲阜，又名弇中。淮夷之中，徐国为大。《括地志》云：“泗（水）[州] 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可知徐国是商部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即蒲姑。《集解》引马融曰，“齐地”，他们原住山东半岛，是齐国的先住民。经过三年的持续战争，西周奴隶主贵族在那里建立了齐、鲁等国，将他们置于周人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但是，东夷和淮夷的反抗，并没就此停止，《尚书·费誓篇》载鲁国伯禽伐淮夷和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便是其证。正因这样，灭殷后的周王室把殷八师驻防在殷之故地朝歌，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东夷，镇压被征服者殷族。《小臣■■》铭云：“■！东尸（夷）大反，白懋父殷八■征东尸。”
可见，东夷反抗时周王室是用殷八师前去征伐的。
周王朝和淮夷的关系是奴隶制的剥削关系。西周奴隶主贵族称淮夷为“■畮（贿）人”（《兮甲盘》），意思就是向王朝交纳布帛贡赋的奴隶或族人。《驹父》铭所记南仲邦父派遣驹父向淮夷诸国索取贡物，就是这一关系的具体表现。古代的贡与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南宋王炎曰：“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其天子者也。”①《兮甲盘》铭云：“淮夷旧我■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贮。”这里的帛、积、进入当是并列的三项。“积”，即是古籍中的“委积”，当指刍槁。“进人”的“进”有“纳入”义，所以“进入”是向王朝贡纳的服役人。可见，淮夷虽然主要是入贡布帛，同时也要向周王室输送粮草和人众，后者的身分可能是奴隶①。又说：“敢不用命，则即井（刑）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按时交纳布帛和其他贡物，其中包括劳动力即奴隶，否则就要受到讨伐。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有周族太王之子太伯、伯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解放后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夨殷》是康王分封虞仲之后于吴的记录。此铭记载周初封建授民授疆土事，至为详尽。文中的“王人”指周部族，即“国人”。“郑七伯”是原居周之畿内郑地的七个奴隶主贵族，现在把他们及其所属的人民赐给俎侯。“俎庶人”，是被征服的俎人。《吴太伯世家》说：“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中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从《宜侯夨■》铭看，吴与虞仲的关系，恰与《史记》相反，因此太伯，仲雍逃奔于吴的传说是否可信，颇需研究。不过，据此肯定西周初期在今江苏境内已有周人的据点，统治那里“文身断发”（《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土著民人，并对开发长江下游一带做出一定的贡献，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周时期的楚人，主要分布在汉水到长江中游的两岸①。楚国始见于商代，《诗经·商颂·殷武篇》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到了殷周之际，她已发展成为相当强大的一个地方势力。其西也是庸、户、彭、■等群蛮部落，北面又有邓国，都臣服于周。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在淮水到汉水沿岸，建立了一些姬姓国，如淮水上游有息国（在今河南息县），汉水东北有随（在今湖北随县）、郧（在今湖北安陆）等“汉阳诸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再南到今之孝感、享山一带，已发现有大批曾国青铜器，也是成王时所封的姬姓诸侯。后来，在南阳地区，又分封了申、吕等姜姓诸侯。西周成王封熊绎以子姓之国，“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史记·楚世家》），每年向局王室进贡“包茅”（《左传》僖公四年》），但是由于被周王朝视之以蛮夷，因而不能参加中原的会盟。
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狁。远在商代中期，这些部落就紧紧跟在周族后面，企图进入渭水流域。同时，他们也是商王国的强敌。鬼方和狁来源很远，在中国历史上绵亘的时间也长。根据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西周时期，他们不顾周人的抵抗，继续向东南推进。《小孟鼎》铭云：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人万三千八十一人”，酋长四人，还获车、马和“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使得狁暂时无力入侵，因而西北方面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肃慎是居住在今天东北境内的少数族。《国语·鲁语下》说：王灭商之后，“肃慎氏贡楛矢、石■”。可见，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和肃慎之间已经有了往来。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大夫詹桓伯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根据已经出土的地下资料看来，这段话是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西周时期国内各族的分布概况，大体如此。先秦文献和青铜铭文中有关周与各族的记载，虽然大部分属于战争的记录，但是隐藏在它后面的各族之间的融合及其共同开发，则是历史的主流。
西周中期 由于地方势力和少数族的不断发展，从昭王、穆王以后，他们与周王室的矛盾逐渐加剧，军事冲突也不断发生。与周王室较早发生军事冲突的是南方的楚国。昭王南征楚荆，屡见于铜器铭文中。例如，《过伯■》云：“过白（伯）从王，伐反荆。”《■■》云：“■（鼒）从王伐荆。”昭王南征之事也见于《左传》、《楚辞》、《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诸书中。《初学记》卷七汉水下引《竹书纪年》二事，其一曰：“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其二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左传》僖公四年云：“昭王南征而不复”，说明当时的楚人是很难制服的。解放后出土的《史墙盘》铭又说，昭王“广能楚荆，惟患南行。”这里的“能”为柔远能迩之“能”，是安抚怀柔之意。可见昭王对楚虽然采用了怀柔和征伐的两手政策，但并没有奏效。
《周宗钟》中的邵王郭沫若释为昭王，说不可移。钟铭云：“南国民子敢■虑我土，王■伐其至，■伐氒都。”■子，当即经传之濮子，■，伐即敦伐。铭文是说对■子的进攻给予迎头痛击，一直打到■子都邑。“■子乃遣闲来逆邵王，南尸（夷）东尸具见，廿又六邦”。昭王的这次南征虽然胜利了，但是并未巩固。
《国语·周语上》说：“穆王将征犬戎。”犬戎即昆吾、狁，是西方的羌族，也就是姜戎氏。穆王的大臣祭公谋父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劝他不要出兵，建议采用怀柔政策。穆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所谓四白狼、四白鹿可能是大戎的八个部落名称。征伐绪果“自是荒服者不至”，说明战果很小，又损害了周王室的声威。由于昭王南征不返，周的力量已经不能控制南方，所以穆王也只好在那里建立防线，派出戍守之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如《录■卣》云：“■！淮夷敢伐内国，女其目成周师氏戍于叶自（次）”。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指伯亶父，自读为次，即军队驻地。此铭是说淮夷兵力深入中原，周就在河南叶县一带驻兵防守。《录■》云：伯■（雍）父来自■（甫），蔑■■”。伯雍父是戍守叶地对付淮夷的主帅，它器又称为师雍父。■即甫，是申、甫之甫，俱在今之河南南阳附近。《■甗》云：“师甗（雍）父戍才（在）叶自，■从。师亶父■史（使）■事于■侯，侯蔑■■。”
师雍父驻叶，要与甫侯取得联系，以巩固从叶县到南阳的防线。师雍父和甫侯都是南方防线上的重要人物，而叶则是当时的重要戍守地点。①厉王时期，周人和南方又有多次战争。据《■■》铭载，南淮夷曾经打到“阴阳洛”即洛水的南北两岸。当时的周王便命令■率军追御南淮夷，结果“折首百，执讯四十，夺俘人四百”。此时的南淮夷敢于深入到伊洛地带，一方面说明周王室的衰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南淮夷的强大。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多有厉王南征的记载。例如《虢仲》云：“虢仲（与）王南征，伐南淮尸（夷）”。《无■■》云：“王征南尸。”但是，由于成绩不够巩固，又有对噩侯驭方用兵之事。《噩侯鼎》的“噩”同“鄂”，以在今之河南沁阳县西北的说法为是。铭中说噩侯与厉王饮酒，厉王赏他很多东西，说明此时他还听命于周。但不久，噩侯就率南夷、东夷叛变。《禹鼎》①说：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南国、东国是中原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历寒地望不详，但是噩侯的军队此时已经深入到了周境。于是厉王命西六自和殷八自伐噩，但部队“弗克伐噩”。武公又派禹率领武公的亲兵“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投入战斗，“休获氒（厥）军”即促住了噩侯驭方，勉强取胜。由此可见，这时的周王国军队已经很弱，每次战争，皆难获胜矣。
西周末期
在整个西同时代，狁经常成为周室之患。宣王时，他们已经逼近周都，《诗经·小雅·六月》说：“狁匪茹，整居焦获（陕西三原一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他们掠夺财物，杀害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靡室靡家，狁之故”；“岂不日戒，狁孔棘”（《采薇》），则是当时一般受害人民的呼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宣王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出车》），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还击狁，一直攻打到太原即陕北、晋北一带，取得了胜利。《兮甲盘》铭云：“王初格伐严允”，《虢季子白盘》铭记虢季子白大破严允“于洛之阳”，《不■■》铭又云：“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方，严允广伐西俞……余命女御追于洛，女目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陵。”
宣王伐严允经历时间之长，有似汉代对匈奴的战争。《竹书纪年》载宣王“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到幽王时，申侯、缯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可见，西周末年的戎狄势力的强盛，逼得西周统治者在渭水流域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宣王之世，周王室与淮夷诸部落间也是不断发生战争的。《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当时伐淮夷的将帅除南仲、皇父外，还有程伯休父参加，如云：“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经过这次大战，徐国投降——“徐方既来，徐方既同”，“王曰还归”。宣王南征胜利后，建立了申国。申，姜姓，宣王的元舅，封之于申，地在今之河南南阳，这是对付南方的军事重镇。《诗经·大雅·嵩高》说：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宣王命令召伯虎为申伯经营，并使被征服的人往为之筑城。与此同时，周人的军队又出现在江汉地区。《诗经·大雅·江汉》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见，此时的江汉流域已被划归周的势力范围之内。
宣王时期的一些胜利，不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当时的统治危机，反而越来越暴露出内部虚弱。特别是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大败于千亩，他所调去的“南国之师”，完全覆灭，大大削弱了周王朝的实力。这就又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综观西周二百余年与各族的关系史，开国之际患在东南，不在西北。通过将近四十年的奋斗，成效斐然，尤其在今之河北和山东最为成功。西周初期也对江汉淮水诸域用兵，但其成效不著，虽然在汉水以东以北建立了一些殖民邦国，所谓“汉阳诸姬”，可能其族也疏，其国亦狭，不能与《左传》值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所述周初文武周公所建的二十六国相提并论，这也显示了周初在这一带武装殖民的限度，所以其后有昭王“南巡狩不返”（《史记·周本纪》）的惨败，穆王肆意雪耻，青铜铭文上的伯淮父、录伯■、伯亶父诸名将与《竹书纪年》所载“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可能有关。但是，共王以后，国势日趋衰弱，东南夷人遂累世大患，夷王能破太原之戎，然而“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竹书纪年》）。《■■》铭还记述了南淮夷深入到了“阴阳洛”，便逼近了成周。西周末年，“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周宣王在西北戎族和东南夷人的交侵之下，终于亡国。
①详见《积微居小说述林·释士》。
①详见《记岐山发现的三件青铜器》，《考古》1959年第11期。 ①《宗法论》，《昭代丛书》埤编补卷第一。
①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1980年，文物出版社。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西周初期 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周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周王室与国内各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和冲突。
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淮河流域。由于他们居住在周都南面，所以又称南淮夷。南淮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淮水地区若干国家或部族的总称。
《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周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奄即曲阜，又名弇中。淮夷之中，徐国为大。《括地志》云：“泗（水）[州] 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可知徐国是商部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即蒲姑。《集解》引马融曰，“齐地”，他们原住山东半岛，是齐国的先住民。经过三年的持续战争，西周奴隶主贵族在那里建立了齐、鲁等国，将他们置于周人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但是，东夷和淮夷的反抗，并没就此停止，《尚书·费誓篇》载鲁国伯禽伐淮夷和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便是其证。正因这样，灭殷后的周王室把殷八师驻防在殷之故地朝歌，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东夷，镇压被征服者殷族。《小臣■■》铭云：“■！东尸（夷）大反，白懋父殷八■征东尸。”
可见，东夷反抗时周王室是用殷八师前去征伐的。
周王朝和淮夷的关系是奴隶制的剥削关系。西周奴隶主贵族称淮夷为“■畮（贿）人”（《兮甲盘》），意思就是向王朝交纳布帛贡赋的奴隶或族人。《驹父》铭所记南仲邦父派遣驹父向淮夷诸国索取贡物，就是这一关系的具体表现。古代的贡与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南宋王炎曰：“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其天子者也。”①《兮甲盘》铭云：“淮夷旧我■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贮。”这里的帛、积、进入当是并列的三项。“积”，即是古籍中的“委积”，当指刍槁。“进人”的“进”有“纳入”义，所以“进入”是向王朝贡纳的服役人。可见，淮夷虽然主要是入贡布帛，同时也要向周王室输送粮草和人众，后者的身分可能是奴隶①。又说：“敢不用命，则即井（刑）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按时交纳布帛和其他贡物，其中包括劳动力即奴隶，否则就要受到讨伐。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有周族太王之子太伯、伯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解放后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夨殷》是康王分封虞仲之后于吴的记录。此铭记载周初封建授民授疆土事，至为详尽。文中的“王人”指周部族，即“国人”。“郑七伯”是原居周之畿内郑地的七个奴隶主贵族，现在把他们及其所属的人民赐给俎侯。“俎庶人”，是被征服的俎人。《吴太伯世家》说：“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中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从《宜侯夨■》铭看，吴与虞仲的关系，恰与《史记》相反，因此太伯，仲雍逃奔于吴的传说是否可信，颇需研究。不过，据此肯定西周初期在今江苏境内已有周人的据点，统治那里“文身断发”（《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土著民人，并对开发长江下游一带做出一定的贡献，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周时期的楚人，主要分布在汉水到长江中游的两岸①。楚国始见于商代，《诗经·商颂·殷武篇》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到了殷周之际，她已发展成为相当强大的一个地方势力。其西也是庸、户、彭、■等群蛮部落，北面又有邓国，都臣服于周。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在淮水到汉水沿岸，建立了一些姬姓国，如淮水上游有息国（在今河南息县），汉水东北有随（在今湖北随县）、郧（在今湖北安陆）等“汉阳诸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再南到今之孝感、享山一带，已发现有大批曾国青铜器，也是成王时所封的姬姓诸侯。后来，在南阳地区，又分封了申、吕等姜姓诸侯。西周成王封熊绎以子姓之国，“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史记·楚世家》），每年向局王室进贡“包茅”（《左传》僖公四年》），但是由于被周王朝视之以蛮夷，因而不能参加中原的会盟。
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狁。远在商代中期，这些部落就紧紧跟在周族后面，企图进入渭水流域。同时，他们也是商王国的强敌。鬼方和狁来源很远，在中国历史上绵亘的时间也长。根据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西周时期，他们不顾周人的抵抗，继续向东南推进。《小孟鼎》铭云：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人万三千八十一人”，酋长四人，还获车、马和“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使得狁暂时无力入侵，因而西北方面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肃慎是居住在今天东北境内的少数族。《国语·鲁语下》说：王灭商之后，“肃慎氏贡楛矢、石■”。可见，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和肃慎之间已经有了往来。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大夫詹桓伯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根据已经出土的地下资料看来，这段话是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西周时期国内各族的分布概况，大体如此。先秦文献和青铜铭文中有关周与各族的记载，虽然大部分属于战争的记录，但是隐藏在它后面的各族之间的融合及其共同开发，则是历史的主流。
西周中期 由于地方势力和少数族的不断发展，从昭王、穆王以后，他们与周王室的矛盾逐渐加剧，军事冲突也不断发生。与周王室较早发生军事冲突的是南方的楚国。昭王南征楚荆，屡见于铜器铭文中。例如，《过伯■》云：“过白（伯）从王，伐反荆。”《■■》云：“■（鼒）从王伐荆。”昭王南征之事也见于《左传》、《楚辞》、《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诸书中。《初学记》卷七汉水下引《竹书纪年》二事，其一曰：“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其二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左传》僖公四年云：“昭王南征而不复”，说明当时的楚人是很难制服的。解放后出土的《史墙盘》铭又说，昭王“广能楚荆，惟患南行。”这里的“能”为柔远能迩之“能”，是安抚怀柔之意。可见昭王对楚虽然采用了怀柔和征伐的两手政策，但并没有奏效。
《周宗钟》中的邵王郭沫若释为昭王，说不可移。钟铭云：“南国民子敢■虑我土，王■伐其至，■伐氒都。”■子，当即经传之濮子，■，伐即敦伐。铭文是说对■子的进攻给予迎头痛击，一直打到■子都邑。“■子乃遣闲来逆邵王，南尸（夷）东尸具见，廿又六邦”。昭王的这次南征虽然胜利了，但是并未巩固。
《国语·周语上》说：“穆王将征犬戎。”犬戎即昆吾、狁，是西方的羌族，也就是姜戎氏。穆王的大臣祭公谋父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劝他不要出兵，建议采用怀柔政策。穆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所谓四白狼、四白鹿可能是大戎的八个部落名称。征伐绪果“自是荒服者不至”，说明战果很小，又损害了周王室的声威。由于昭王南征不返，周的力量已经不能控制南方，所以穆王也只好在那里建立防线，派出戍守之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如《录■卣》云：“■！淮夷敢伐内国，女其目成周师氏戍于叶自（次）”。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指伯亶父，自读为次，即军队驻地。此铭是说淮夷兵力深入中原，周就在河南叶县一带驻兵防守。《录■》云：伯■（雍）父来自■（甫），蔑■■”。伯雍父是戍守叶地对付淮夷的主帅，它器又称为师雍父。■即甫，是申、甫之甫，俱在今之河南南阳附近。《■甗》云：“师甗（雍）父戍才（在）叶自，■从。师亶父■史（使）■事于■侯，侯蔑■■。”
师雍父驻叶，要与甫侯取得联系，以巩固从叶县到南阳的防线。师雍父和甫侯都是南方防线上的重要人物，而叶则是当时的重要戍守地点。①厉王时期，周人和南方又有多次战争。据《■■》铭载，南淮夷曾经打到“阴阳洛”即洛水的南北两岸。当时的周王便命令■率军追御南淮夷，结果“折首百，执讯四十，夺俘人四百”。此时的南淮夷敢于深入到伊洛地带，一方面说明周王室的衰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南淮夷的强大。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多有厉王南征的记载。例如《虢仲》云：“虢仲（与）王南征，伐南淮尸（夷）”。《无■■》云：“王征南尸。”但是，由于成绩不够巩固，又有对噩侯驭方用兵之事。《噩侯鼎》的“噩”同“鄂”，以在今之河南沁阳县西北的说法为是。铭中说噩侯与厉王饮酒，厉王赏他很多东西，说明此时他还听命于周。但不久，噩侯就率南夷、东夷叛变。《禹鼎》①说：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南国、东国是中原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历寒地望不详，但是噩侯的军队此时已经深入到了周境。于是厉王命西六自和殷八自伐噩，但部队“弗克伐噩”。武公又派禹率领武公的亲兵“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投入战斗，“休获氒（厥）军”即促住了噩侯驭方，勉强取胜。由此可见，这时的周王国军队已经很弱，每次战争，皆难获胜矣。
西周末期
在整个西同时代，狁经常成为周室之患。宣王时，他们已经逼近周都，《诗经·小雅·六月》说：“狁匪茹，整居焦获（陕西三原一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他们掠夺财物，杀害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靡室靡家，狁之故”；“岂不日戒，狁孔棘”（《采薇》），则是当时一般受害人民的呼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宣王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出车》），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还击狁，一直攻打到太原即陕北、晋北一带，取得了胜利。《兮甲盘》铭云：“王初格伐严允”，《虢季子白盘》铭记虢季子白大破严允“于洛之阳”，《不■■》铭又云：“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方，严允广伐西俞……余命女御追于洛，女目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陵。”
宣王伐严允经历时间之长，有似汉代对匈奴的战争。《竹书纪年》载宣王“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到幽王时，申侯、缯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可见，西周末年的戎狄势力的强盛，逼得西周统治者在渭水流域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宣王之世，周王室与淮夷诸部落间也是不断发生战争的。《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当时伐淮夷的将帅除南仲、皇父外，还有程伯休父参加，如云：“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经过这次大战，徐国投降——“徐方既来，徐方既同”，“王曰还归”。宣王南征胜利后，建立了申国。申，姜姓，宣王的元舅，封之于申，地在今之河南南阳，这是对付南方的军事重镇。《诗经·大雅·嵩高》说：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宣王命令召伯虎为申伯经营，并使被征服的人往为之筑城。与此同时，周人的军队又出现在江汉地区。《诗经·大雅·江汉》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见，此时的江汉流域已被划归周的势力范围之内。
宣王时期的一些胜利，不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当时的统治危机，反而越来越暴露出内部虚弱。特别是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大败于千亩，他所调去的“南国之师”，完全覆灭，大大削弱了周王朝的实力。这就又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综观西周二百余年与各族的关系史，开国之际患在东南，不在西北。通过将近四十年的奋斗，成效斐然，尤其在今之河北和山东最为成功。西周初期也对江汉淮水诸域用兵，但其成效不著，虽然在汉水以东以北建立了一些殖民邦国，所谓“汉阳诸姬”，可能其族也疏，其国亦狭，不能与《左传》值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所述周初文武周公所建的二十六国相提并论，这也显示了周初在这一带武装殖民的限度，所以其后有昭王“南巡狩不返”（《史记·周本纪》）的惨败，穆王肆意雪耻，青铜铭文上的伯淮父、录伯■、伯亶父诸名将与《竹书纪年》所载“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可能有关。但是，共王以后，国势日趋衰弱，东南夷人遂累世大患，夷王能破太原之戎，然而“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竹书纪年》）。《■■》铭还记述了南淮夷深入到了“阴阳洛”，便逼近了成周。西周末年，“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周宣王在西北戎族和东南夷人的交侵之下，终于亡国。
①详见《积微居小说述林·释士》。
①详见《记岐山发现的三件青铜器》，《考古》1959年第11期。 ①《宗法论》，《昭代丛书》埤编补卷第一。
①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1980年，文物出版社。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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