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秋时期
第一节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公元前770年，邵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封国相同，“邦域”以外还有其势力范围。《左传》载，齐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责齐师侵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边远地区时，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如此辽远的地带实非齐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直到春秋战国之后，齐人还自己说它的疆土“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而已。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除沦为奴隶主贵族的采邑外，多数降为附庸。随着殖民封国的推展，这种附庸，便逐渐沦亡，所以赵佑《温故录》说：“鲁属国之邦域者多矣，自向为莒入宿，被宋迁邾，与鲁世相仇杀。鲁又灭项，取须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②。这种灭亡人国的
现象，非独鲁国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间灭国以千数，“名邑废邑”（《管子·地图》），必定星罗棋布。至于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望见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就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左传》哀公十七年）。这样，不明不白被翦灭的又不知有多少。所以周初号称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代仅余一百四十八国①，其中比较大的只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
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末年，关中地区因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以及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东迁后的王室实力，大为削弱。
晋文侯和郑武公帮助平王迁都洛邑，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作为周室卿士时，竟然打起“以王命讨不庭”（《左传》隐公十年）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打败北戎，独揽了王室大权，所以平王欲立唬公为卿士加以牵制。但是，郑庄公却因此埋怨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和郑国交换太子为质，此即《左传》所说的“周郑交质”。平王死，桓王将使虢公执政，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不满，派祭足帅师在夏季麦熟时“取温（周地，今河南温县）之麦”，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阳）之禾”（均见《左传》隐公三年）。桓王终于罢了郑伯，郑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结果被郑国打败，“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
这一仗不仅打败了王师，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受天有大命”、“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的牌子也被打掉了。
这时的周“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郑玄诗谱·王城谱）。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诸侯政绩；而诸侯也须定期朝见天子“述职”，天子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可是，这时的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礼记·王制》）的规定向王室述职纳贡。与此相反，倒是天子对诸侯聘问起来，据载“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①。
周王室由于失去了进职贡纳的收入，经济上贫困到不得不向诸侯国去“求赙”（《左传》隐公三年）、“求车”（《左传》桓公十五年）、“求金”（《左传》文公九年），所谓“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恒公十五年）的尊严也就无法顾及了。
列国争雄的序幕
春秋初年，晋有内乱，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中原，洛邑以东地区的诸侯中以宋、卫、齐、鲁、陈、蔡、郑为最强。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
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
正当各国畏服郑国的时候，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郑庄公死去，发生内乱，郑国因而中衰。原来庄公的太子忽是邓国女邓曼所生，庄公又娶宋国雍氏女雍姑，生一个儿子叫突，庄公死后，庄公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雍氏在宋国贵族中很有势力，于是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他立公子突，否则就要杀死他，祭仲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从。公子突回国即位，是为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后，宋人逼讨贿赂很急，宋郑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几乎打了起来。当时的鲁国，从中调停不成，约与郑国会盟于武父地方，联兵伐宋。第二年郑国又联合纪、鲁两国，与宋、齐、卫、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大败。但是，宋国不服，又联合了齐、蔡、卫、陈伐邓，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东郊，夺取了牛首（郑郊，今河南许远县东北）地方，郑国由于寡不敌众，败北。
在郑国败弱之际，内部又产主了矛盾。郑厉公是祭仲拥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厉公对此不满，准备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在郊区设宴时杀死他。雍纠不知怎么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问她母亲说：“父与夫孰亲？”其母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其父，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郑厉公见事机已泄，逃往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先前被郑国所灭的许国，也乘机复了国。不久，厉公又引动郑国南郊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人民杀其守将檀伯而占其地，与郑昭公政权相对立。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上台六年，形势大变，加之内乱一直困扰郑国，使他无暇外顾，郑庄公所开创的有利形势，终也失掉。
管仲治齐与齐桓公称霸
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地处黄河下游。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大公世家》）。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说明。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在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宋襄公图霸未成 齐桓公无嫡子，公元前643年立内宠郑姬子公子昭为太子。但桓公死后，卫国女长卫姬与易牙、阉人貂勾结宫中权势作乱，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晤逃往宋国，齐霸遂衰。
宋襄公于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联合曹、卫、邾伐齐，送太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战胜齐国后，宋襄公以为自己强大，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于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把齐孝公召来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或说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结盟，楚国假意允许了他，暗里却布了天罗地网。到了这年秋天再会，宋襄公自矜信义，不带兵赴会、楚、郑、陈、蔡、许、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盂地（在今河南睢县），楚国乘机拘捕了他，并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从会上逃回，力抵楚军，坚决不降。楚见捉一国君并无用处，遂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公乘机出面说情，放他归国。本想趁齐国内乱夺取霸主的宋襄公，结果落得个如此下场。
宋襄公并未从此吸取教训。当时楚强，郑国朝楚，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伐郑。楚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即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渡河未毕）也，请击之”，他不同意。楚军渡河以后，还没有摆好阵势时，子鱼让他乘机发动进攻，他还是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之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国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却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宋国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伤而死。宋襄公的霸业，由于他泥守“古道”，实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去良机而致败，成了一个历史上的笑柄。
晋文公的霸业
宋襄公图霸失败之后，楚国的势力正在骎骎北上，北狄也因宋襄公伐齐而救之，并与齐国在邢结盟。楚国北上与北狄南下的形势比齐国初年还要险恶。这时齐国既不能再兴，第二次尊王攘夷的事业自然就为晋国所承担了。
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叔虞，都于唐（今山西翼城县境）。叔虞子燮父时迁都今之太原晋水之旁，改国号曰晋（详见《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就是后来的晋国。它的疆域居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表里山河，“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国语·晋语二》），“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昭公十五年），四面都是戎狄小国，虽然地大势固，但影响了它与中原的交往。到了西周末年，晋国开始强盛，晋文侯曾与郑武公共同辅平王东迁。公元前745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师于曲沃，建立了一个强宗。此后的晋国，实际分裂为二。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间，内乱一直没有停息，到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灭晋而自立，买取周王的册封，终于取代大宗列为正式诸侯，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统一起来。
晋武公死，其子佹诸继位，是为献公。他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采用大夫士■的计策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从此晋国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专力向外扩张领土。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始作二军，起兵灭掉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县）和魏（在今山西芮城县）三国，把耿、魏赐给了赵夙和毕万，这就伏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次年，命太子申生进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东曲沃东）。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命里克、荀息率军进攻虢国。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门峡一带扼有桃林塞险关，南到晋豫交界地，东达太行山麓。成了北方的大国，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献公灭掉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军经武，兼弱攻昧，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沈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即位，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举贤任能，勤理军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就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
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境）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勤王的绝好机会。于是辞掉秦师，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赐他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櫕矛（今河南修武县）四邑，“晋于是始起南阳（今河南西北位县、济原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去两年，当时不仅鲁、郑、宋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象中衰后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危胁。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极施（指文公出亡过宋时，曾受宋君的厚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僵也对文公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均见《左传》信公二十七年）文公听从此言，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先去侵伐楚的与国曹、卫，并将侵占的曹、卫之田送给宋，又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楚师子玉遣使至晋，表示愿释宋围，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卫。而晋人私许曹、卫撤兵，使曹、卫背楚从晋，晋又拘留楚国的来使，以激怒楚，于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山东范县临濮集）。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为了争取主动，“退三舍”即去九十里处驻扎下来。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楚众欲止”士气不甚旺盛。战争中，晋军下军副将胥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史称“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有力地制止了楚的北上。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城濮之战后，诸侯服晋，晋文公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曰：“皆羿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次会盟中，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
原来，晋国“僻处山戎，不与诸姬等齿”，春秋以后才不断攻伐戎狄和同姓。晋司马女叔侯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櫕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国语·周语中》云：“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韦昭注：“阳人也”）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服也！’”。“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法，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因为“阳人（据明道本增）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国语·晋语四》），他们“谁非王之亲姻”（《左传》信公二十五年），不是“裔民”（《国语·周语中》）。按照过去的礼法，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公元前541年，晋楚会盟。鲁伐莒，富人告于会，楚欲戮鲁使，晋国执政赵鞅曰：“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更）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治）焉？”（《左传》昭公元年）。这里已经看不到齐桓霸政时的精神，而且也不为人们所理会。赵鞅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矣。
秦穆公称霸西戎 秦本赢姓，原为东方部落，可能在周初迁到西方，最后到达今之甘肃天水附近。秦国的始封君是非子，地处戎狄之间。周厉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逐渐向东扩张，周宣王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讨伐犬戎，结果战死。秦仲孙襄公护送平王东迁，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了秦。以后，秦不断和戎狄斗争，扩张了土地。襄公的儿子文公战败犬戎，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渭水交汇处建都，到宪公（文献中作宁公，据《秦公钟》铭，可知宁乃宪之误）时，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东），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向西灭邦、冀戎（在今甘肃天水市附近），建立了县制，次年灭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市附近）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冶铁技术的发达，为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德公迁雍以后是宣公（公元前675—664年）和成公（公元前663—660年），在此十几年间，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到了秦穆公时，便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死，太子继位，是为襄公。秦穆公乘此机会，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带兵侵郑。秦军经过周到了滑国，遇到去周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弘高和奚施。他们知道，秦国来意不善，弘高一面派奚施向郑君报告消息，一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而且假托郑国君命说：“寡君闻吾干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郑穆公得到奚施报告，派人去侦探秦国驻的客馆，知道他们确有侵略阴谋，便说：“吾子淹久于敞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闲）敞邑，若何？”孟明视得知郑国已有准备，“灭滑而还”（均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但秦军行经殽地（今河南浴宁县西北）时，碰到晋军和姜戎的夹攻，秦师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西乞、白乙等，被晋俘获。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打乱对方阵势，随后掩杀，秦军大败而逃。晋人嘲笑秦国说：“这是一次“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领兵伐晋，渡过黄河便烧掉乘舟，表示不胜不回。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战争秦国虽然得胜，但是秦国力量终究不如晋国，特别是晋国占领了被称为“桃林之塞”的秦国门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这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所扼，穆公乃用由余向西方戎狄地区发展，遂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
楚庄王北向称霸
秦国的东进，虽被晋国阻止，但晋国对南方的楚国北上却无力阻当，终使楚庄王称霸中原。
楚穆王死，子侣立，是为庄王。庄王即位（公元前613年）时，国内的贵族斗争使他不能掌握国政，加之接连发生天灾，国内经济困难，周围的群蛮、百濮和庸人又都趁机骚扰，形势严重。不久，楚灭庸后，解除了西部的威胁，地盘扩展到今湖北西北，与秦接壤，既方便了秦楚交往，又使楚国有可能将其注意力转向北方。
楚庄王是一位雄材大略的君主。《左传》说他以“■敖（又称沈尹、孙叔敖）为宰”，改革政治，勤于生产，整饰军备，提高战斗力，因而楚庄王虽然连年用兵中原，但其国力充足，“民不罢劳，君无怨讟”，“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均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大胆北进，征伐陆浑之戎（河南嵩县），进军到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而楚庄王却趁机向王孙满询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的问鼎轻重则有恣肆其强横，俨然欲取天子而代之的架势。因此，王孙满用话折服地说：“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庄王一听王孙满的话强硬，知道周王室尚未可轻视，便班师回国。
公元前605年，楚国令尹斗越椒，在椒阳（今河南南阳市）杀死司马■贾，驻军椒野（今河南新野县），阻止庄王回国。庄王求和不成，战于皋浒（今湖北襄樊市西），杀死斗越椒。从此，庄王知道，要图中原必先平定南方。公元前601年，群舒皆叛楚国，于是庄王起兵伐灭舒、蓼，画正疆界，一直到了滑水（今安徽合肥市东）地方，与吴越两国结了盟，方才回去。楚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巩固后，便再回头征伐北方。
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伐郑，攻到栋地。郑国大臣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左传》宣公十一年）。辰陵盟后，郑又附晋，庄王大怒，起兵围郑，三月而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便派大兵救，于是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北）。此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晋军终于战败逃归。
在晋、楚争霸中，宋国跟随晋国最紧，这对交通齐鲁和称霸中原不利，因而楚庄王就想找个借口进攻宋国。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国告急，晋国畏楚不敢出兵。这时，鲁、宋、郑、陈都归服了楚同。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楚庄王虽然已死，但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召集十二诸侯会盟，秦、齐大国都曾到会，可见楚国势力之大。楚在春秋时代先后兼并了十二国①，疆土最大，所以《国语·楚语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
晋国复霸 与中原争霸的尾声
晋、楚两国的斗争历史表面看来虽很混乱，却有其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也就是说，晋、楚两强一场大战后，晋胜，则一些以前附楚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这样一来，楚国不肯甘休，便和这些小国算帐；小国从了楚，晋又不肯罢休，也和这些小国算帐。这种帐，越算越不清楚，终于晋、楚两强又来一场大战。
随着晋的中衰，和晋一向站在一边的齐国，逐渐对晋怠慢起来。齐顷公时，一面和楚连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由于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国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今山东厉城县附近）下，晋、齐两国正式宣战，在鞌地（山东济南市西）交锋，齐师战败。这次战争，齐国的地位大为削弱，晋国取得重大胜利，晋国又重新增强了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
在晋、齐鞌之战中，楚国虽然表面中立，实际上是支持齐国的。同年，楚侵卫，又攻占鲁国的蜀邑。对于楚国这样的气势，晋国当然不肯甘心。在楚国盟蜀的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晋国约集了鲁、宋、卫、曹等国伐郑。这时，楚不敢与晋争，晋也不敢与楚战。在这种晋、楚均势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由楚国逃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南联吴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闹得子重、子反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使得楚国受到很大牵制。
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他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思。“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史记·晋世家》）。晋人一向所称的齐、秦、狄、楚四强，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者华元因与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架书友好，听说晋、楚均有议和之意，便从中促成了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由于晋、楚两国都无诚意，这次弭兵仅使两国矛盾得到了一时的缓和，到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春，楚国首先背约向郑、卫进攻。次年，晋因郑国服从于楚而伐郑，郑国求救于楚，楚恭王率军救郑。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相遇，两军大战，楚国败北而归。晋的胜利助长了晋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杀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加强君权。但是，由于晋国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扭转，所以第二年，厉公反被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囚之”。厉公被杀后，架书派荀■“迎公子周于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史记·晋世家》）。
晋悼公继位以后，“始命百官，施舍己（免）责（债），逮（惠及）鳏寡，振（起）废滞（免职或长期没有迁升的），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有一定时限）用民”，因而国基得以稳定；然后又任命一批才能称职、德行称爵的官吏，做到了“举不失职，官不易方（常道），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均见《左传》成公十八年），为晋国复霸打下了基础。
晋悼公在对待戎族的政策方面，采取了魏绎的和戎政策，即“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也就是用财物去骗取戎族的大片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军事杀伐，派魏绛去安抚诸戎，与戎族结盟，从此晋国免除了后顾之忧，便可抽出兵力和楚国争夺郑、宋，争霸中原了。
鄢陵之战以来，郑国一直服从于楚。鲁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出于郑国经不起晋国的压力，“郑人乃成”（《左传》襄公二年），又转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弱，但因晋国略占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对抗，晋悼公才能复霸，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此时，由于各国公室业已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历史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争霸至此也就接近尾声矣。
②参见李学勤：《兮甲盘和驹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①《禽■》铭中的“■”字，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以为“楚之异文”，颇 是。近人考证周初楚人店东国，散布范围广及今之江苏、安徽，即长江、淮 水一带，此时的楚可能是东夷的通称。周公父子这次所征之楚侯如果就是《令毁》的“楚伯”，那么战争的地点也同《令■》一样，在炎。炎即郯，在苏、鲁之界。周族东进之时确曾与楚人冲突，不过这个楚不是春秋以后发展壮大 的楚。春秋的楚在当时还是僻处鄂西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国，当是商末鬻熊 的后裔，此说值得重视。
①参见徐中舒：《西周史概述（下）》，《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① 1942 年陕西岐山县任家村出土，同时出土铜器一百余件，下落不明。详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
第一节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公元前770年，邵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封国相同，“邦域”以外还有其势力范围。《左传》载，齐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责齐师侵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边远地区时，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如此辽远的地带实非齐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直到春秋战国之后，齐人还自己说它的疆土“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而已。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除沦为奴隶主贵族的采邑外，多数降为附庸。随着殖民封国的推展，这种附庸，便逐渐沦亡，所以赵佑《温故录》说：“鲁属国之邦域者多矣，自向为莒入宿，被宋迁邾，与鲁世相仇杀。鲁又灭项，取须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②。这种灭亡人国的
现象，非独鲁国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间灭国以千数，“名邑废邑”（《管子·地图》），必定星罗棋布。至于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望见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就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左传》哀公十七年）。这样，不明不白被翦灭的又不知有多少。所以周初号称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代仅余一百四十八国①，其中比较大的只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
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末年，关中地区因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以及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东迁后的王室实力，大为削弱。
晋文侯和郑武公帮助平王迁都洛邑，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作为周室卿士时，竟然打起“以王命讨不庭”（《左传》隐公十年）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打败北戎，独揽了王室大权，所以平王欲立唬公为卿士加以牵制。但是，郑庄公却因此埋怨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和郑国交换太子为质，此即《左传》所说的“周郑交质”。平王死，桓王将使虢公执政，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不满，派祭足帅师在夏季麦熟时“取温（周地，今河南温县）之麦”，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阳）之禾”（均见《左传》隐公三年）。桓王终于罢了郑伯，郑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结果被郑国打败，“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
这一仗不仅打败了王师，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受天有大命”、“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的牌子也被打掉了。
这时的周“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郑玄诗谱·王城谱）。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诸侯政绩；而诸侯也须定期朝见天子“述职”，天子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可是，这时的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礼记·王制》）的规定向王室述职纳贡。与此相反，倒是天子对诸侯聘问起来，据载“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①。
周王室由于失去了进职贡纳的收入，经济上贫困到不得不向诸侯国去“求赙”（《左传》隐公三年）、“求车”（《左传》桓公十五年）、“求金”（《左传》文公九年），所谓“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恒公十五年）的尊严也就无法顾及了。
列国争雄的序幕
春秋初年，晋有内乱，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中原，洛邑以东地区的诸侯中以宋、卫、齐、鲁、陈、蔡、郑为最强。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
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
正当各国畏服郑国的时候，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郑庄公死去，发生内乱，郑国因而中衰。原来庄公的太子忽是邓国女邓曼所生，庄公又娶宋国雍氏女雍姑，生一个儿子叫突，庄公死后，庄公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雍氏在宋国贵族中很有势力，于是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他立公子突，否则就要杀死他，祭仲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从。公子突回国即位，是为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后，宋人逼讨贿赂很急，宋郑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几乎打了起来。当时的鲁国，从中调停不成，约与郑国会盟于武父地方，联兵伐宋。第二年郑国又联合纪、鲁两国，与宋、齐、卫、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大败。但是，宋国不服，又联合了齐、蔡、卫、陈伐邓，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东郊，夺取了牛首（郑郊，今河南许远县东北）地方，郑国由于寡不敌众，败北。
在郑国败弱之际，内部又产主了矛盾。郑厉公是祭仲拥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厉公对此不满，准备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在郊区设宴时杀死他。雍纠不知怎么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问她母亲说：“父与夫孰亲？”其母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其父，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郑厉公见事机已泄，逃往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先前被郑国所灭的许国，也乘机复了国。不久，厉公又引动郑国南郊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人民杀其守将檀伯而占其地，与郑昭公政权相对立。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上台六年，形势大变，加之内乱一直困扰郑国，使他无暇外顾，郑庄公所开创的有利形势，终也失掉。
管仲治齐与齐桓公称霸
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地处黄河下游。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大公世家》）。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说明。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在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宋襄公图霸未成 齐桓公无嫡子，公元前643年立内宠郑姬子公子昭为太子。但桓公死后，卫国女长卫姬与易牙、阉人貂勾结宫中权势作乱，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晤逃往宋国，齐霸遂衰。
宋襄公于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联合曹、卫、邾伐齐，送太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战胜齐国后，宋襄公以为自己强大，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于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把齐孝公召来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或说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结盟，楚国假意允许了他，暗里却布了天罗地网。到了这年秋天再会，宋襄公自矜信义，不带兵赴会、楚、郑、陈、蔡、许、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盂地（在今河南睢县），楚国乘机拘捕了他，并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从会上逃回，力抵楚军，坚决不降。楚见捉一国君并无用处，遂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公乘机出面说情，放他归国。本想趁齐国内乱夺取霸主的宋襄公，结果落得个如此下场。
宋襄公并未从此吸取教训。当时楚强，郑国朝楚，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伐郑。楚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即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渡河未毕）也，请击之”，他不同意。楚军渡河以后，还没有摆好阵势时，子鱼让他乘机发动进攻，他还是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之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国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却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宋国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伤而死。宋襄公的霸业，由于他泥守“古道”，实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去良机而致败，成了一个历史上的笑柄。
晋文公的霸业
宋襄公图霸失败之后，楚国的势力正在骎骎北上，北狄也因宋襄公伐齐而救之，并与齐国在邢结盟。楚国北上与北狄南下的形势比齐国初年还要险恶。这时齐国既不能再兴，第二次尊王攘夷的事业自然就为晋国所承担了。
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叔虞，都于唐（今山西翼城县境）。叔虞子燮父时迁都今之太原晋水之旁，改国号曰晋（详见《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就是后来的晋国。它的疆域居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表里山河，“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国语·晋语二》），“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昭公十五年），四面都是戎狄小国，虽然地大势固，但影响了它与中原的交往。到了西周末年，晋国开始强盛，晋文侯曾与郑武公共同辅平王东迁。公元前745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师于曲沃，建立了一个强宗。此后的晋国，实际分裂为二。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间，内乱一直没有停息，到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灭晋而自立，买取周王的册封，终于取代大宗列为正式诸侯，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统一起来。
晋武公死，其子佹诸继位，是为献公。他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采用大夫士■的计策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从此晋国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专力向外扩张领土。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始作二军，起兵灭掉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县）和魏（在今山西芮城县）三国，把耿、魏赐给了赵夙和毕万，这就伏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次年，命太子申生进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东曲沃东）。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命里克、荀息率军进攻虢国。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门峡一带扼有桃林塞险关，南到晋豫交界地，东达太行山麓。成了北方的大国，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献公灭掉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军经武，兼弱攻昧，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沈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即位，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举贤任能，勤理军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就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
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境）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勤王的绝好机会。于是辞掉秦师，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赐他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櫕矛（今河南修武县）四邑，“晋于是始起南阳（今河南西北位县、济原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去两年，当时不仅鲁、郑、宋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象中衰后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危胁。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极施（指文公出亡过宋时，曾受宋君的厚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僵也对文公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均见《左传》信公二十七年）文公听从此言，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先去侵伐楚的与国曹、卫，并将侵占的曹、卫之田送给宋，又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楚师子玉遣使至晋，表示愿释宋围，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卫。而晋人私许曹、卫撤兵，使曹、卫背楚从晋，晋又拘留楚国的来使，以激怒楚，于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山东范县临濮集）。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为了争取主动，“退三舍”即去九十里处驻扎下来。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楚众欲止”士气不甚旺盛。战争中，晋军下军副将胥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史称“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有力地制止了楚的北上。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城濮之战后，诸侯服晋，晋文公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曰：“皆羿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次会盟中，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
原来，晋国“僻处山戎，不与诸姬等齿”，春秋以后才不断攻伐戎狄和同姓。晋司马女叔侯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櫕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国语·周语中》云：“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韦昭注：“阳人也”）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服也！’”。“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法，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因为“阳人（据明道本增）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国语·晋语四》），他们“谁非王之亲姻”（《左传》信公二十五年），不是“裔民”（《国语·周语中》）。按照过去的礼法，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公元前541年，晋楚会盟。鲁伐莒，富人告于会，楚欲戮鲁使，晋国执政赵鞅曰：“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更）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治）焉？”（《左传》昭公元年）。这里已经看不到齐桓霸政时的精神，而且也不为人们所理会。赵鞅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矣。
秦穆公称霸西戎 秦本赢姓，原为东方部落，可能在周初迁到西方，最后到达今之甘肃天水附近。秦国的始封君是非子，地处戎狄之间。周厉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逐渐向东扩张，周宣王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讨伐犬戎，结果战死。秦仲孙襄公护送平王东迁，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了秦。以后，秦不断和戎狄斗争，扩张了土地。襄公的儿子文公战败犬戎，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渭水交汇处建都，到宪公（文献中作宁公，据《秦公钟》铭，可知宁乃宪之误）时，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东），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向西灭邦、冀戎（在今甘肃天水市附近），建立了县制，次年灭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市附近）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冶铁技术的发达，为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德公迁雍以后是宣公（公元前675—664年）和成公（公元前663—660年），在此十几年间，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到了秦穆公时，便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死，太子继位，是为襄公。秦穆公乘此机会，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带兵侵郑。秦军经过周到了滑国，遇到去周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弘高和奚施。他们知道，秦国来意不善，弘高一面派奚施向郑君报告消息，一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而且假托郑国君命说：“寡君闻吾干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郑穆公得到奚施报告，派人去侦探秦国驻的客馆，知道他们确有侵略阴谋，便说：“吾子淹久于敞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闲）敞邑，若何？”孟明视得知郑国已有准备，“灭滑而还”（均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但秦军行经殽地（今河南浴宁县西北）时，碰到晋军和姜戎的夹攻，秦师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西乞、白乙等，被晋俘获。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打乱对方阵势，随后掩杀，秦军大败而逃。晋人嘲笑秦国说：“这是一次“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领兵伐晋，渡过黄河便烧掉乘舟，表示不胜不回。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战争秦国虽然得胜，但是秦国力量终究不如晋国，特别是晋国占领了被称为“桃林之塞”的秦国门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这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所扼，穆公乃用由余向西方戎狄地区发展，遂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
楚庄王北向称霸
秦国的东进，虽被晋国阻止，但晋国对南方的楚国北上却无力阻当，终使楚庄王称霸中原。
楚穆王死，子侣立，是为庄王。庄王即位（公元前613年）时，国内的贵族斗争使他不能掌握国政，加之接连发生天灾，国内经济困难，周围的群蛮、百濮和庸人又都趁机骚扰，形势严重。不久，楚灭庸后，解除了西部的威胁，地盘扩展到今湖北西北，与秦接壤，既方便了秦楚交往，又使楚国有可能将其注意力转向北方。
楚庄王是一位雄材大略的君主。《左传》说他以“■敖（又称沈尹、孙叔敖）为宰”，改革政治，勤于生产，整饰军备，提高战斗力，因而楚庄王虽然连年用兵中原，但其国力充足，“民不罢劳，君无怨讟”，“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均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大胆北进，征伐陆浑之戎（河南嵩县），进军到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而楚庄王却趁机向王孙满询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的问鼎轻重则有恣肆其强横，俨然欲取天子而代之的架势。因此，王孙满用话折服地说：“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庄王一听王孙满的话强硬，知道周王室尚未可轻视，便班师回国。
公元前605年，楚国令尹斗越椒，在椒阳（今河南南阳市）杀死司马■贾，驻军椒野（今河南新野县），阻止庄王回国。庄王求和不成，战于皋浒（今湖北襄樊市西），杀死斗越椒。从此，庄王知道，要图中原必先平定南方。公元前601年，群舒皆叛楚国，于是庄王起兵伐灭舒、蓼，画正疆界，一直到了滑水（今安徽合肥市东）地方，与吴越两国结了盟，方才回去。楚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巩固后，便再回头征伐北方。
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伐郑，攻到栋地。郑国大臣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左传》宣公十一年）。辰陵盟后，郑又附晋，庄王大怒，起兵围郑，三月而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便派大兵救，于是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北）。此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晋军终于战败逃归。
在晋、楚争霸中，宋国跟随晋国最紧，这对交通齐鲁和称霸中原不利，因而楚庄王就想找个借口进攻宋国。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国告急，晋国畏楚不敢出兵。这时，鲁、宋、郑、陈都归服了楚同。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楚庄王虽然已死，但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召集十二诸侯会盟，秦、齐大国都曾到会，可见楚国势力之大。楚在春秋时代先后兼并了十二国①，疆土最大，所以《国语·楚语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
晋国复霸 与中原争霸的尾声
晋、楚两国的斗争历史表面看来虽很混乱，却有其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也就是说，晋、楚两强一场大战后，晋胜，则一些以前附楚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这样一来，楚国不肯甘休，便和这些小国算帐；小国从了楚，晋又不肯罢休，也和这些小国算帐。这种帐，越算越不清楚，终于晋、楚两强又来一场大战。
随着晋的中衰，和晋一向站在一边的齐国，逐渐对晋怠慢起来。齐顷公时，一面和楚连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由于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国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今山东厉城县附近）下，晋、齐两国正式宣战，在鞌地（山东济南市西）交锋，齐师战败。这次战争，齐国的地位大为削弱，晋国取得重大胜利，晋国又重新增强了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
在晋、齐鞌之战中，楚国虽然表面中立，实际上是支持齐国的。同年，楚侵卫，又攻占鲁国的蜀邑。对于楚国这样的气势，晋国当然不肯甘心。在楚国盟蜀的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晋国约集了鲁、宋、卫、曹等国伐郑。这时，楚不敢与晋争，晋也不敢与楚战。在这种晋、楚均势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由楚国逃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南联吴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闹得子重、子反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使得楚国受到很大牵制。
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他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思。“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史记·晋世家》）。晋人一向所称的齐、秦、狄、楚四强，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者华元因与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架书友好，听说晋、楚均有议和之意，便从中促成了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由于晋、楚两国都无诚意，这次弭兵仅使两国矛盾得到了一时的缓和，到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春，楚国首先背约向郑、卫进攻。次年，晋因郑国服从于楚而伐郑，郑国求救于楚，楚恭王率军救郑。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相遇，两军大战，楚国败北而归。晋的胜利助长了晋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杀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加强君权。但是，由于晋国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扭转，所以第二年，厉公反被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囚之”。厉公被杀后，架书派荀■“迎公子周于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史记·晋世家》）。
晋悼公继位以后，“始命百官，施舍己（免）责（债），逮（惠及）鳏寡，振（起）废滞（免职或长期没有迁升的），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有一定时限）用民”，因而国基得以稳定；然后又任命一批才能称职、德行称爵的官吏，做到了“举不失职，官不易方（常道），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均见《左传》成公十八年），为晋国复霸打下了基础。
晋悼公在对待戎族的政策方面，采取了魏绎的和戎政策，即“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也就是用财物去骗取戎族的大片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军事杀伐，派魏绛去安抚诸戎，与戎族结盟，从此晋国免除了后顾之忧，便可抽出兵力和楚国争夺郑、宋，争霸中原了。
鄢陵之战以来，郑国一直服从于楚。鲁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出于郑国经不起晋国的压力，“郑人乃成”（《左传》襄公二年），又转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弱，但因晋国略占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对抗，晋悼公才能复霸，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此时，由于各国公室业已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历史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争霸至此也就接近尾声矣。
②参见李学勤：《兮甲盘和驹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①《禽■》铭中的“■”字，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以为“楚之异文”，颇 是。近人考证周初楚人店东国，散布范围广及今之江苏、安徽，即长江、淮 水一带，此时的楚可能是东夷的通称。周公父子这次所征之楚侯如果就是《令毁》的“楚伯”，那么战争的地点也同《令■》一样，在炎。炎即郯，在苏、鲁之界。周族东进之时确曾与楚人冲突，不过这个楚不是春秋以后发展壮大 的楚。春秋的楚在当时还是僻处鄂西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国，当是商末鬻熊 的后裔，此说值得重视。
①参见徐中舒：《西周史概述（下）》，《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① 1942 年陕西岐山县任家村出土，同时出土铜器一百余件，下落不明。详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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