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周初的武装殖民与“国”“野”之分

　　周初东征与武装殖民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至径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浩》），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者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公东征，其土既非周人所有，其民也与周族不类，因而周族及其同盟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新政权时，如果没有武装力量为其后盾是支持不住的。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捍卫周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齐太公被封到东方营丘就国时说，“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莱侯来代，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菜，莱人夷族，新来的统治者占有其土地，统治其人民，莱人当然要起而反抗。太公在此情况下，建立据点颇具偷袭性质，所以才有“夜衣而行”的必要。周虽败殷，但是周族势力还不及东土。所以又说他“与之争营丘”。《诗经·大雅·悉民》说：仲山甫出租，四壮业业，征夫捷捷……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指齐之临淄）宣王命南仲殖民方地即朔方时，也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诗经·小雅·出车》）仲山甫和南仲都是周室中衰以后时人，其武装殖民风气犹存，周初的“封国”情况，颇可想见。

　　筑城镇戍与“国”“野”之分

　　那时被封的奴隶主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公社农民进驻广大占领区后，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在古代文献中名之曰“城”，只有如此，才能进行武装镇压。《诗经·小雅·黍苗》中记述召穆公营谢（今之河南信阳）时的军旅集镇的情况说：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周人及其姻戚联盟，造邦筑城，镇戍征服地区，也见于西周金文。《中甗》铭虽然残泐颇甚，很难卒读，但其大意却可通晓，即王派中巡省南国，筑城殖民，并派兵镇戍。《班殷》铭记毛公伐东国膺戎，遣令班“目（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毛公东征“三年静东国”。这里的■即城，就是征服筑城之证。

　　周人拓殖建立的这种“城”，在先秦文献中也名之曰“国”，“国”外广大田土称之曰“野”。西周王朝和各诸侯封国都有这种“国”“野”即“乡”“遂”之分。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多，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对“野”的剥削，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周礼·天官·冢宰》序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的氏族奴隶主就是依存在武装殖民据点的“城”上，因而有城就有贵族，有贵族就有周族的势力。《左传》文公十二年鲁国的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当是历史事实。

　　殖民营国和公社血缘关系的合一，是氏族社会的遗习，所以周族每到新拓殖民地就要建庙立社。《诗经·大雅·緜》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卑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这里所说氏族公社成员定居后，立刻版筑城墙，城墙完固，则要营建庄严穆穆的宗庙，周族东向移民的情状，大概也当若此。所以，春秋时期，列国有难，经常盟大夫或“国人”于“大宫”（《左传》成公十三年、襄公二十五年），出发争战的前夕，“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左传》闵公二年）。庙社因周族统治族与殷族被统治族的不同而有“周社”、“毫社”之分，但其由于公社组织的存在而含有氏族血缘纽带关系则是一样的。这种氏族遗习，横亘西周以下五百多年未尝衰歇，只有到了公社开始解体，这种特征才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