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编传记（上）
第一章周 第一节周 周的起源及其迁徙
周是继夏、商以后在黄河上游兴起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的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稷是黄土高原上最先种植的耐旱的农作物，即今人所吃的小米。据说，后稷发明了农业，后人尊他为农神。关于他的降生，在《诗·大雅·生民》里有很生动的描写。《史记·周本纪》里把诗歌演绎为散文，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
这样的降生是受外物感动而生，可以叫做“感生说”，与殷商的祖先因吞鸟卵而生，可以叫做“卵生说”者不同。但是说有娀氏女为帝喾次妃，倒好象商和周同出于一个血统似的。
《周本纪》记载周的世系，也很详备。自后稷至古公亶父，都是父子世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嫡长子继承。这是不可信的。因为周后稷卒后，子不窋立，这不窋已相当于夏代末年。《周本纪》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时，他们还仍在不断奔窜、迁徙之中，他们那里还能使父子世袭顺序地继承下来，而不致中断。《周本纪》的世系可能都是后人所补充或虚构的。
周人原来与夏人杂居在汾水河水之间。汾本作汃。相传公刘迁居于邠，从分从邑，即是汾水附近的邑。邠的古文作豳，从两豕从火。“山”，象火形，不是山字。有的学者认为古代豳的地方，包括自山西西部到今甘肃陕西之间。这一带正是草木丰盛、野豕出没的地方，故豳字从火从豕，象以火焚田，驱逐野豕①。
由于戎狄的不断侵扰，公刘时又继续向今陕西邠县栒邑迁徙。《诗·大雅·公刘》篇记述其迁徙之事。诗虽作于西周以后，但是它描写当时迁徙的情景以及地理环境，还是真实的。如“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描写他们在公刘父家长的领导下，带着干戈干粮，作武装性的迁徙。又说：“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描写他们刚到一个高地上，搭下帐篷，住了下来，有说有笑，甚为愉快。又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他们杀豕庆贺，用匏饮酒。他们共同拥护公刘为父家长。
在公刘时，周人的农业得到恢复。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戎狄的侵扰、压迫。因此，他们在父家长古公亶父的率领下，爬过梁山，沿着漆水沮水到达岐山周原。这次迁徙，孟子在他的著作里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可能是战国时邹鲁民间所流行的传说。《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大王就是古公亶父。他也只是一位父家长而已。他在离开邠以前，召集耆老们前来商量。他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这“君”字正与《公刘》诗里所说“君之宗之”一样，“君”只与“宗”同义。他尽管对狄人百般地忍让，牺牲币帛，珠玉，犬马，都不能避免狄人的侵略，他不得不离开邠而继续远徙。
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武功之间，地方不大，但土地肥沃，田里的堇荼（野菜）甜滋滋的。诗里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当是写实。197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经过挖掘，发现了宫室，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周的甲骨文。这似可证明，周人迁到周原之后的一百余年中农业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尽管这样，当时周的社会还只能是氏族社会末期，或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门槛①。
周文王“受命”称王，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纣王，作为殷商的一个诸侯。同时周又渐渐向东发展，到达关中的地方，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当时黄河对岸有虞、芮两个氏族，因为发生土地争夺，相约到周找文王判断。但一进入周境，他们二人看到周人都很有礼貌，互相“让畔”，感到十分惭愧，于是不见文王就回去了。这一故事反映周人这时土地还是公有的，阶级尚只萌芽，所以有如此温文尔雅，和平亲切的现象。
商周关系及周克商
当周人正在东西奔窜的时候，殷商已处于武丁以后的晚期。甲骨文中已屡见“伐”周的记载，或又称周为“周侯”。但是商周发生关系，决不是从殷商晚期才开始的。《诗·商颂·殷武》里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是活动在今甘肃、青海至陕西境内的两个半农半牧部落。甲骨文中已屡见殷商诸王伐羌的记录。商人对羌人俘虏非常残酷，常常用于人殉或用为奴隶。殷商与氐羌可谓世敌，羌人与周人却世通婚姻。后稷的母亲姜原，就是羌族有邰氏的女子。所以殷商征服了氐羌（当然是部份的氐羌人），恐怕也把周人包括在内。
根据文献材料和甲骨文看来，周与商有战争的一面，又有和平的一面。周自季历至文王时，他们都曾经联合殷商共同抵抗从北方侵入的鬼方、土方、■方等，因而得到商武丁、文丁的赏赐。季历还做了殷的“牧师”。尽管后来季历仍被文丁所杀，但是和平的关系却是主要的。文王时，周的国力已经强大，它已征服了周围的密须、阮、共和犬戎等小部落，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就是这样，文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
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在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但另一方面，周文王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这是说：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称王的意思。他称王以后，便开始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并打败了耆国（耆一作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故耆被打败之后，殷祖伊感到畏惧，便去劝谏纣王。纣王漫不经心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是在积极地准备改变天命的工作。接着，周文王伐邘、伐崇侯虎。崇侯虎灭后，文王自岐下徙于丰。次年，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武王没有改元，继续用文王的年号，称作九年。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为左右，继续文王的绪业。就在这一年里，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他出发时，把文王的木主载在小车上，居于中军，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实际上是带着“血亲复仇”的性质。这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据说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不可，罢师而归。
过了二年，武王听到情报说，纣愈加昏乱暴虐。殷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纣有重罪，不可不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作《太誓》，指斥殷纣王的罪行，以激励战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天朦朦亮，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他发表《牧誓》，再次指斥纣王的罪行以激励诸侯和战士的斗志。据新出土的《利■》铭文，可知武王所以决定甲子这一天与纣开战，是出于右史利观察星象而决定的。《利■》说：珷克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易（锡）又（右）史利金。
这甲子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武王因此获得大胜。其实，这次武王的军队不战而顺利地进入了朝歌，是因为东夷人不肯为殷纣王卖力，发生哗变，纷纷倒戈，迎接武王。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至今尚有遗迹，距安阳商都还有百里。据说武乙已迁都于此，故朝歌一失，商已无力抵抗。纣王于是纵火自焚。这次战争，是关系到商周一兴一亡的关键。虽然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殷商在东方沿海的势力也未彻底消灭，但这是殷商灭亡的开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转折性的大事。它正与商汤过去灭亡夏朝一样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民”。这就是说，周代替了商，是有天命的，它建立了第三个古代王国。史书上对于此一事都有记载，地下出土的《利■》，可以与文献互证。
周公东征及封土建国
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成王的叔父。武王即位时已年老，克商以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当时周已建国，但基础还很不巩固。东方沿海的东夷和殷商的势力也还威胁周的安全。成王年纪还轻，不能担当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势之下，周公不得不摄理国政而称王。这在《尚书》诸告中是有明证的。《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明是周公。因《康诰》是封康叔于卫的诰命，故周公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周公才配称呼康叔为弟，封则是康叔的名字。倘若王是成王，就说不通了。
周公的摄政称王，曾经引起周初政治上的一场斗争。武王克商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周本是“小邦”，殷商的势力还未消灭，他不得不把安阳淇县之间的土地分一部分，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使他统率殷纣王留下来的部队和宗族。他另分一部分土地给他的弟弟管叔、蔡叔，以监视、防范武庚和殷商的残余势力。但是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没有得到管叔、蔡叔的谅解。大臣召公也颇不满。他们便散布谣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禄父于是乘机煽动东方徐奄、淮夷举行叛乱。在这危急关头，周公便毅然决然举行东征。召公、太公等大臣也改变了态度，共同参加东征。经过三年艰苦的斗争，终于征服了今山东全境、河北以北至辽东半岛。许多东夷人、夏商的后人以及前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氏族部落也被周人所征服，成了被统治阶级。
这次周公东征是武王克商的继续，而且战争时间长，地域广阔，部落林立复杂，是一场剧烈的战争。这连孟子一向崇拜文武、周公为“仁义之师”的也不得不承认“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①。经过这次战争，殷商徐奄的势力被镇压下去了。一部分不甘心做顺民的便四处逃亡、迁徙。如蒲姑氏从山东半岛迁徙到辽东，渡海到了朝鲜半岛；盈熊等从山东沿海域经泗水到了江淮流域；秦赵从今山东、河北北部到了今山西、陕西北部。商周兴亡之际，是我国民族大动荡、大迁徙时期。秦赵都有玄鸟图腾传说。秦的祖先蜚廉无疑就是孟子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那个蜚廉，他本人死了，他的子孙却一直向西北迁徙，终于在戎狄中成长壮大，后来建立强大的秦国，最后由秦统一中国。赵，就是后来的三晋之一。
现在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统治从黄土高原到黄河南北以及沿海的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周的办法是实行大规模的封建，分封本族兄弟亲属到各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古代的国是指城邑。周的封建，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封建”，这已是不必再交待的了。
周室始衰
成王、康王时期是周室的极盛时期。史称“成康之际，刑措四十年不用”，意思是说，对内社会安宁，对外也无战争。但是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周室便开始衰落了。
昭王向南用兵，征伐徐楚。铜器铭文有许多关于此事的记载。如《过伯■》说：“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说：“■从王伐荆”。《竹书记年》记载昭王南征，说他从十六年至十九年对楚连续用兵，十九年昭王“丧六师于汉”。
穆王时期，西北的犬戎十分活跃，其足迹已到达泾水上游。穆王出征，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归来。这四白狼和四白鹿，当不是动物，而是犬戎部落的图腾，这就是穆王获得犬戎白狼白鹿八个氏族首领。有的学者推测，犬戎可能就是起自西北的白狼，所以他们的图腾都是白色。这次穆王征伐犬戎前，大臣祭公谋父曾经劝谏他不要出兵。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说，应该采取怀柔、宽大的政策，而不应该进行战争。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谏，反倒举行大规模的西征。有一部《穆天子传》，记载他的旅程很为详细。他看到许多奇花异草，珍禽野兽，还见到美丽的西王母，流连忘返。虽然这里有些神话、巫术色彩，而且地理亦难详考，但穆王西征，确是事实。
当穆王尚在西征途中，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反周。穆王闻讯，立刻命赵的祖先造父迅速驾车回国。“徐偃王”这个名号很有问题，而且时间与穆王的时期也不符合，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徐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自今山东东南到江苏、安徽淮水一带，都是他们活动的地方。后来楚人西迁到达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而徐和舒仍在这一带活动。
宋代出土的《■■》记载了厉王时“南淮夷”进入洛水伊水之间。厉王命■出征，打退了南淮夷的侵略，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杀了南淮夷一百人，捉了四十人，又夺回被南淮夷取去的俘虏四百人。南淮夷中，以徐为首领。这次战争，表面上是厉王取得了胜利，而南淮夷之强大也可以想见。
这次西周的兵力分布于三个据点：一是“殷八师”驻在殷的故地朝歌，以对付东夷，镇压殷人。《小臣■■》说：“命伯懋父（即康叔的儿子康伯懋）以殷八师征东夷”。二是成周八师，驻在周初营建的成周洛邑，主要是保卫成周，镇抚南土。《录卣》说：“王命■曰：揸（今）淮夷敢伐内国，汝以其成周师氏，戍于叶■。”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竞卣》说：“惟百■父以成师即东。”成师也即成周八师。南淮夷作乱，即用成周八师前去征讨。三、是西六师，驻守丰镐，拱卫周的本土。在西周全盛时代，这里就不需要象殷八师和成周八师那样多的兵力，故只设六师。穆王时期的《蠡尊》说：“王命蠡司六师暨八师”，六师就是西六师，八师就是殷八师，都由蠡一人率领。看来殷八师的地位，已不如周初那么重要，或者已退驻于西土①。
昭王南征不返，这时周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南方。穆王继昭王之后，只好在南方建立防线，派兵戍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衰微”，“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道衰微”，可见周王室的最高统治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不到周室东迁，就已开始了。这时周室内部社会矛盾随之增长。厉王晚年信任荣夷公。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艰”②，由此引起贵族的反对。这“好专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周制，土地王有，但是王应把土地财产赐给贵族，贵族可以世袭占有，但是只有占有权而无私有权。现在厉王听从荣夷公“专利”，就是厉王使用土地王有的权力，取回贵族占有的土地。《诗·大雅·瞻卬》说：“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这虽然说的是幽王时的情形，但是厉王时已开其端，以致愈来愈加严重。厉王为了防止贵族和平民反抗，还使卫巫“监谤”。大家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用眼睛默默地表示反抗。大臣召公劝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要厉王“宣之使言”，使国人有说话的权利，要象治川一样，不能用壅土的办法，否则一旦决裂缺口，就更加危险了。“国人”，本来就是住在城里的贵族（自卿大夫士以至小人）都是有相当政治权利的，所以召公这样说。厉王不听，终于发生了国人叛乱，把厉王驱逐出国。厉王最后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没有回国。这次国人叛乱，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政治大事。
宣王复兴
厉王被逐出国，发生于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到公元前828年，共十四年，没有立王，而由贵族周召两公执政。一说是由卫国的共伯和执政。我国从公元前841年起，开始有了顺序的纪年，这也是我国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
十四年以后，即公元前827年，厉王的儿子静，在贵族的拥护下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对付西北的狁和南方的淮夷，都战果辉煌，出现一个复兴的局面。但是他无法制止内部社会矛盾的发展，因而在复兴以后，接着就是西周的衰亡。
宣王时最大的敌人是狁，它曾经深入泾水洛水之间。《诗·小雅·六月》说：“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据说焦获在今陕西三原。镐，即镐京。方，金文作“■”，从艸从方，与“丰”象草木丰盛之形相似，故方可能就是丰镐之丰。由此可见，狁的踪迹已经到达周的京城附近了。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周以尹吉甫南仲防守丰镐，加强防御，命方叔率领大军抵抗狁，一直打到太原（太原的地方已难详考，意即大平原）。此后，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据说这就是宣王的“藉田”所在。在与姜氏戎作战以前，宣王已“不藉千亩”了。这可能是因为姜氏戎已经占领了千亩，所以宣王废止藉田之礼。姜氏之戎显然与狁是同伙的，所以狁败于太原以后，它又向周挑战于千亩。
周宣王时对狁的战争，铜器铭文记载颇详，可补充文献之不足。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和《不其■》等的铭文看来，战争的地点似集中于洛水上游。宣王消耗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总算得了胜利。他封韩侯于韩。从《韩奕》诗的内容看来，韩应在今河北北部，与南燕接近，其目的正在防御北方的游牧部落。
宣王与狁作战胜利之后，把姜氏之戎等迁移到了南方（在今河南南阳盆地），给他们建城。《崧高》就是歌咏封申侯于谢的诗。《诗·大雅·江汉》和《常武》等都是叙述召伯虎征伐淮夷有功之诗。
①徐中舒说。见其所著《西周史论述》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3—4期。
①参看斯维至《早周历史初探》，1979年《历史研究》第5期。
①《孟子·滕文公下》。
①关于殷六师、成周八师、西八师的解释，从徐中舒说。
②《国语·周语上》。
第一章周 第一节周 周的起源及其迁徙
周是继夏、商以后在黄河上游兴起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的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稷是黄土高原上最先种植的耐旱的农作物，即今人所吃的小米。据说，后稷发明了农业，后人尊他为农神。关于他的降生，在《诗·大雅·生民》里有很生动的描写。《史记·周本纪》里把诗歌演绎为散文，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
这样的降生是受外物感动而生，可以叫做“感生说”，与殷商的祖先因吞鸟卵而生，可以叫做“卵生说”者不同。但是说有娀氏女为帝喾次妃，倒好象商和周同出于一个血统似的。
《周本纪》记载周的世系，也很详备。自后稷至古公亶父，都是父子世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嫡长子继承。这是不可信的。因为周后稷卒后，子不窋立，这不窋已相当于夏代末年。《周本纪》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时，他们还仍在不断奔窜、迁徙之中，他们那里还能使父子世袭顺序地继承下来，而不致中断。《周本纪》的世系可能都是后人所补充或虚构的。
周人原来与夏人杂居在汾水河水之间。汾本作汃。相传公刘迁居于邠，从分从邑，即是汾水附近的邑。邠的古文作豳，从两豕从火。“山”，象火形，不是山字。有的学者认为古代豳的地方，包括自山西西部到今甘肃陕西之间。这一带正是草木丰盛、野豕出没的地方，故豳字从火从豕，象以火焚田，驱逐野豕①。
由于戎狄的不断侵扰，公刘时又继续向今陕西邠县栒邑迁徙。《诗·大雅·公刘》篇记述其迁徙之事。诗虽作于西周以后，但是它描写当时迁徙的情景以及地理环境，还是真实的。如“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描写他们在公刘父家长的领导下，带着干戈干粮，作武装性的迁徙。又说：“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描写他们刚到一个高地上，搭下帐篷，住了下来，有说有笑，甚为愉快。又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他们杀豕庆贺，用匏饮酒。他们共同拥护公刘为父家长。
在公刘时，周人的农业得到恢复。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戎狄的侵扰、压迫。因此，他们在父家长古公亶父的率领下，爬过梁山，沿着漆水沮水到达岐山周原。这次迁徙，孟子在他的著作里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可能是战国时邹鲁民间所流行的传说。《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大王就是古公亶父。他也只是一位父家长而已。他在离开邠以前，召集耆老们前来商量。他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这“君”字正与《公刘》诗里所说“君之宗之”一样，“君”只与“宗”同义。他尽管对狄人百般地忍让，牺牲币帛，珠玉，犬马，都不能避免狄人的侵略，他不得不离开邠而继续远徙。
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武功之间，地方不大，但土地肥沃，田里的堇荼（野菜）甜滋滋的。诗里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当是写实。197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经过挖掘，发现了宫室，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周的甲骨文。这似可证明，周人迁到周原之后的一百余年中农业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尽管这样，当时周的社会还只能是氏族社会末期，或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门槛①。
周文王“受命”称王，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纣王，作为殷商的一个诸侯。同时周又渐渐向东发展，到达关中的地方，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当时黄河对岸有虞、芮两个氏族，因为发生土地争夺，相约到周找文王判断。但一进入周境，他们二人看到周人都很有礼貌，互相“让畔”，感到十分惭愧，于是不见文王就回去了。这一故事反映周人这时土地还是公有的，阶级尚只萌芽，所以有如此温文尔雅，和平亲切的现象。
商周关系及周克商
当周人正在东西奔窜的时候，殷商已处于武丁以后的晚期。甲骨文中已屡见“伐”周的记载，或又称周为“周侯”。但是商周发生关系，决不是从殷商晚期才开始的。《诗·商颂·殷武》里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是活动在今甘肃、青海至陕西境内的两个半农半牧部落。甲骨文中已屡见殷商诸王伐羌的记录。商人对羌人俘虏非常残酷，常常用于人殉或用为奴隶。殷商与氐羌可谓世敌，羌人与周人却世通婚姻。后稷的母亲姜原，就是羌族有邰氏的女子。所以殷商征服了氐羌（当然是部份的氐羌人），恐怕也把周人包括在内。
根据文献材料和甲骨文看来，周与商有战争的一面，又有和平的一面。周自季历至文王时，他们都曾经联合殷商共同抵抗从北方侵入的鬼方、土方、■方等，因而得到商武丁、文丁的赏赐。季历还做了殷的“牧师”。尽管后来季历仍被文丁所杀，但是和平的关系却是主要的。文王时，周的国力已经强大，它已征服了周围的密须、阮、共和犬戎等小部落，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就是这样，文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
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在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但另一方面，周文王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这是说：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称王的意思。他称王以后，便开始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并打败了耆国（耆一作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故耆被打败之后，殷祖伊感到畏惧，便去劝谏纣王。纣王漫不经心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是在积极地准备改变天命的工作。接着，周文王伐邘、伐崇侯虎。崇侯虎灭后，文王自岐下徙于丰。次年，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武王没有改元，继续用文王的年号，称作九年。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为左右，继续文王的绪业。就在这一年里，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他出发时，把文王的木主载在小车上，居于中军，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实际上是带着“血亲复仇”的性质。这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据说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不可，罢师而归。
过了二年，武王听到情报说，纣愈加昏乱暴虐。殷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纣有重罪，不可不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作《太誓》，指斥殷纣王的罪行，以激励战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天朦朦亮，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他发表《牧誓》，再次指斥纣王的罪行以激励诸侯和战士的斗志。据新出土的《利■》铭文，可知武王所以决定甲子这一天与纣开战，是出于右史利观察星象而决定的。《利■》说：珷克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易（锡）又（右）史利金。
这甲子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武王因此获得大胜。其实，这次武王的军队不战而顺利地进入了朝歌，是因为东夷人不肯为殷纣王卖力，发生哗变，纷纷倒戈，迎接武王。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至今尚有遗迹，距安阳商都还有百里。据说武乙已迁都于此，故朝歌一失，商已无力抵抗。纣王于是纵火自焚。这次战争，是关系到商周一兴一亡的关键。虽然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殷商在东方沿海的势力也未彻底消灭，但这是殷商灭亡的开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转折性的大事。它正与商汤过去灭亡夏朝一样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民”。这就是说，周代替了商，是有天命的，它建立了第三个古代王国。史书上对于此一事都有记载，地下出土的《利■》，可以与文献互证。
周公东征及封土建国
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成王的叔父。武王即位时已年老，克商以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当时周已建国，但基础还很不巩固。东方沿海的东夷和殷商的势力也还威胁周的安全。成王年纪还轻，不能担当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势之下，周公不得不摄理国政而称王。这在《尚书》诸告中是有明证的。《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明是周公。因《康诰》是封康叔于卫的诰命，故周公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周公才配称呼康叔为弟，封则是康叔的名字。倘若王是成王，就说不通了。
周公的摄政称王，曾经引起周初政治上的一场斗争。武王克商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周本是“小邦”，殷商的势力还未消灭，他不得不把安阳淇县之间的土地分一部分，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使他统率殷纣王留下来的部队和宗族。他另分一部分土地给他的弟弟管叔、蔡叔，以监视、防范武庚和殷商的残余势力。但是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没有得到管叔、蔡叔的谅解。大臣召公也颇不满。他们便散布谣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禄父于是乘机煽动东方徐奄、淮夷举行叛乱。在这危急关头，周公便毅然决然举行东征。召公、太公等大臣也改变了态度，共同参加东征。经过三年艰苦的斗争，终于征服了今山东全境、河北以北至辽东半岛。许多东夷人、夏商的后人以及前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氏族部落也被周人所征服，成了被统治阶级。
这次周公东征是武王克商的继续，而且战争时间长，地域广阔，部落林立复杂，是一场剧烈的战争。这连孟子一向崇拜文武、周公为“仁义之师”的也不得不承认“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①。经过这次战争，殷商徐奄的势力被镇压下去了。一部分不甘心做顺民的便四处逃亡、迁徙。如蒲姑氏从山东半岛迁徙到辽东，渡海到了朝鲜半岛；盈熊等从山东沿海域经泗水到了江淮流域；秦赵从今山东、河北北部到了今山西、陕西北部。商周兴亡之际，是我国民族大动荡、大迁徙时期。秦赵都有玄鸟图腾传说。秦的祖先蜚廉无疑就是孟子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那个蜚廉，他本人死了，他的子孙却一直向西北迁徙，终于在戎狄中成长壮大，后来建立强大的秦国，最后由秦统一中国。赵，就是后来的三晋之一。
现在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统治从黄土高原到黄河南北以及沿海的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周的办法是实行大规模的封建，分封本族兄弟亲属到各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古代的国是指城邑。周的封建，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封建”，这已是不必再交待的了。
周室始衰
成王、康王时期是周室的极盛时期。史称“成康之际，刑措四十年不用”，意思是说，对内社会安宁，对外也无战争。但是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周室便开始衰落了。
昭王向南用兵，征伐徐楚。铜器铭文有许多关于此事的记载。如《过伯■》说：“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说：“■从王伐荆”。《竹书记年》记载昭王南征，说他从十六年至十九年对楚连续用兵，十九年昭王“丧六师于汉”。
穆王时期，西北的犬戎十分活跃，其足迹已到达泾水上游。穆王出征，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归来。这四白狼和四白鹿，当不是动物，而是犬戎部落的图腾，这就是穆王获得犬戎白狼白鹿八个氏族首领。有的学者推测，犬戎可能就是起自西北的白狼，所以他们的图腾都是白色。这次穆王征伐犬戎前，大臣祭公谋父曾经劝谏他不要出兵。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说，应该采取怀柔、宽大的政策，而不应该进行战争。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谏，反倒举行大规模的西征。有一部《穆天子传》，记载他的旅程很为详细。他看到许多奇花异草，珍禽野兽，还见到美丽的西王母，流连忘返。虽然这里有些神话、巫术色彩，而且地理亦难详考，但穆王西征，确是事实。
当穆王尚在西征途中，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反周。穆王闻讯，立刻命赵的祖先造父迅速驾车回国。“徐偃王”这个名号很有问题，而且时间与穆王的时期也不符合，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徐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自今山东东南到江苏、安徽淮水一带，都是他们活动的地方。后来楚人西迁到达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而徐和舒仍在这一带活动。
宋代出土的《■■》记载了厉王时“南淮夷”进入洛水伊水之间。厉王命■出征，打退了南淮夷的侵略，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杀了南淮夷一百人，捉了四十人，又夺回被南淮夷取去的俘虏四百人。南淮夷中，以徐为首领。这次战争，表面上是厉王取得了胜利，而南淮夷之强大也可以想见。
这次西周的兵力分布于三个据点：一是“殷八师”驻在殷的故地朝歌，以对付东夷，镇压殷人。《小臣■■》说：“命伯懋父（即康叔的儿子康伯懋）以殷八师征东夷”。二是成周八师，驻在周初营建的成周洛邑，主要是保卫成周，镇抚南土。《录卣》说：“王命■曰：揸（今）淮夷敢伐内国，汝以其成周师氏，戍于叶■。”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竞卣》说：“惟百■父以成师即东。”成师也即成周八师。南淮夷作乱，即用成周八师前去征讨。三、是西六师，驻守丰镐，拱卫周的本土。在西周全盛时代，这里就不需要象殷八师和成周八师那样多的兵力，故只设六师。穆王时期的《蠡尊》说：“王命蠡司六师暨八师”，六师就是西六师，八师就是殷八师，都由蠡一人率领。看来殷八师的地位，已不如周初那么重要，或者已退驻于西土①。
昭王南征不返，这时周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南方。穆王继昭王之后，只好在南方建立防线，派兵戍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衰微”，“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道衰微”，可见周王室的最高统治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不到周室东迁，就已开始了。这时周室内部社会矛盾随之增长。厉王晚年信任荣夷公。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艰”②，由此引起贵族的反对。这“好专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周制，土地王有，但是王应把土地财产赐给贵族，贵族可以世袭占有，但是只有占有权而无私有权。现在厉王听从荣夷公“专利”，就是厉王使用土地王有的权力，取回贵族占有的土地。《诗·大雅·瞻卬》说：“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这虽然说的是幽王时的情形，但是厉王时已开其端，以致愈来愈加严重。厉王为了防止贵族和平民反抗，还使卫巫“监谤”。大家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用眼睛默默地表示反抗。大臣召公劝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要厉王“宣之使言”，使国人有说话的权利，要象治川一样，不能用壅土的办法，否则一旦决裂缺口，就更加危险了。“国人”，本来就是住在城里的贵族（自卿大夫士以至小人）都是有相当政治权利的，所以召公这样说。厉王不听，终于发生了国人叛乱，把厉王驱逐出国。厉王最后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没有回国。这次国人叛乱，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政治大事。
宣王复兴
厉王被逐出国，发生于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到公元前828年，共十四年，没有立王，而由贵族周召两公执政。一说是由卫国的共伯和执政。我国从公元前841年起，开始有了顺序的纪年，这也是我国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
十四年以后，即公元前827年，厉王的儿子静，在贵族的拥护下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对付西北的狁和南方的淮夷，都战果辉煌，出现一个复兴的局面。但是他无法制止内部社会矛盾的发展，因而在复兴以后，接着就是西周的衰亡。
宣王时最大的敌人是狁，它曾经深入泾水洛水之间。《诗·小雅·六月》说：“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据说焦获在今陕西三原。镐，即镐京。方，金文作“■”，从艸从方，与“丰”象草木丰盛之形相似，故方可能就是丰镐之丰。由此可见，狁的踪迹已经到达周的京城附近了。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周以尹吉甫南仲防守丰镐，加强防御，命方叔率领大军抵抗狁，一直打到太原（太原的地方已难详考，意即大平原）。此后，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据说这就是宣王的“藉田”所在。在与姜氏戎作战以前，宣王已“不藉千亩”了。这可能是因为姜氏戎已经占领了千亩，所以宣王废止藉田之礼。姜氏之戎显然与狁是同伙的，所以狁败于太原以后，它又向周挑战于千亩。
周宣王时对狁的战争，铜器铭文记载颇详，可补充文献之不足。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和《不其■》等的铭文看来，战争的地点似集中于洛水上游。宣王消耗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总算得了胜利。他封韩侯于韩。从《韩奕》诗的内容看来，韩应在今河北北部，与南燕接近，其目的正在防御北方的游牧部落。
宣王与狁作战胜利之后，把姜氏之戎等迁移到了南方（在今河南南阳盆地），给他们建城。《崧高》就是歌咏封申侯于谢的诗。《诗·大雅·江汉》和《常武》等都是叙述召伯虎征伐淮夷有功之诗。
①徐中舒说。见其所著《西周史论述》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3—4期。
①参看斯维至《早周历史初探》，1979年《历史研究》第5期。
①《孟子·滕文公下》。
①关于殷六师、成周八师、西八师的解释，从徐中舒说。
②《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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