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子产
子产执政以前
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他的家族就是“七穆”之一，即所谓“国氏”。公子之子称公孙，故他又叫做公孙侨。以父为字，故又叫做国侨。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与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15岁到19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关于子产的少年时代，我们今日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既然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公孙，必定从小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这在他所论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还是“童子”，就已有这样的政治见识了。他办理外交时，引用诗礼，非常得体，既可见他的智慧学识，又充分显示他的才华。
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正值子驷当国，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子驷被暴徒杀死了，子产的父亲子国也牺牲了。当时子产大约二十二岁，他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他帮助了在子驷以后当国的子孔，平定了乱事。
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是年，国人又杀死子孔。子展继位当国。子产为卿，开始了从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于内政，而做了几件漂亮的外交活动。
简公十五年（公元前551年），晋国以盟主的身分命郑往晋朝聘。晋平公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简公）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指晋侯）。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郑国自称），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骋，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元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①这番话的前段历叙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友好的关系，虽然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后段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大意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如果不怜恤小国的祸患，实际上是为了他项问题——如货贿，口头上却说是征朝，那么，小国负担不起剥削，就要变成仇雠，这是小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晋侯听了子产这番话之后，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郑简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产寄信给晋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说：子（指范宣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
宣子得信后，便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
这时，因为吴的强盛，在今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吴楚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晋在中间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同时为晋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产帅师入陈。陈败。陈侯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群众男女也分别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欢迎郑国的军队，陈几乎灭亡。这次郑的入陈，原是为了讨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报捷。晋人间子产“何故侵小？”这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也反问说：“今大国多数圻矣（意为土地不断扩大），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只凭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为了替许报仇，起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却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意即贪功一来），不如使逞而归（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师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郑简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这一年由宋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这次大会参加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互相砍杀，弄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小国固然受害最深，大国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国虽无大夫专政的局面，但是吴在边境上的扰乱也使它穷于应付。因此，当时诸侯各国都有休兵停战的共同要求。大会期间虽然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发生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自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晋赵武自宋参加弭兵之会以后，经过郑国。郑简公亲自举行宴会，欢迎赵武。赵武有意试探一下郑国的态度，请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孙段赋诗。最后子产赋《隰桑》之诗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说：“武请受其卒章。”①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互相赠答。他对子产说：“郑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②。他已预料到子产将执政了。郑裨谌也对子产寄托很大的希望。
次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见到晋叔向。叔向问到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驷带（驷氏）率国人讨伐伯有。子产说：“兄弟如及此，吾从天所与。”他依然没有左右袒。伯有死后，他枕股而哭之，并且以礼把伯有的尸体埋葬了。驷氏的人要打子产。子皮劝止他们，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③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但是他保荐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子皮竭力支持他，终于接受了执政④。子皮是属于罕氏强族，他没有参与驷良之间的斗争。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子皮的支持。因此子皮死时，他不禁失声而哭，说：“我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产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
还在子产年轻时，有一次他问然明“为政”。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很同意他的见解，并去告诉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产执政以后的继承者①。
又有一次，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回答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②这话比然明所说，似乎要更稳重些。后来子产执政，他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做的。
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从陈结盟回来，他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米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③。这种情形，与子产自谓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无何不同，虽然陈当时确比郑要弱小得多。由子产对陈的评论看来，他是有意维护公室的权力，而反对私家贵族的“政多门”的现象。
在子产刚执政前，驷良方争，他并不左右袒。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还不稳固的缘故。在“七穆”的强族中，以驷良两族最为强横。后来，良氏被驷氏赶出国外，不久又被杀死了，从此驷氏独强。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公孙楚（游氏）与公孙黑（驷氏）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斗争，公孙黑表现得更加横蛮。子产反而把公孙楚放逐出国。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孙黑知道了，硬要参加。子产也不加讨罪。这样过了一年，公孙黑将作乱，其族人和诸大夫都反对他。子产乘机把公孙黑处死。驷氏强族才稍衰。
其次，丰氏罕氏也很强大。子展、子皮即属罕氏，是子产执政的支持者。子产执政不久，丰卷要求田猎一次以便获取新鲜禽兽作为祭祀品。子产说：“唯君用鲜，众给而已”，没有答应。丰卷便准备动武，赶走子产。子皮又支持子产，丰卷反而被迫逃奔晋国。子产把丰卷的田里全部保存起来。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田里，包括三年内田里的收入，归还给丰氏。由此可见子产对贵族的曲意回护了。西周时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贵族既然可以长期占有，实际上也就等于私有了。此由丰卷的田里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孙段相郑伯骋晋，晋平公很喜欢他，把州的一块土地赐给公孙段。但是这块土地（在晋郑交界之处）已经历过多次主人，韩宣子、范宣子、赵文子三家又争着要它。所以公孙段一死，子产劝公孙段的儿子丰施把这块土地归还晋国。丰施已同意了。当时晋韩宣子执政，子产对韩宣子说：“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这就是土地只能占有的例子。当然，如果这块土地原是郑国的土地，那么丰施继承其父是理所当然的。
自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之间保持和平。子产是比较亲晋的，他为卿时就曾数次骋晋。由于他的外交辞令和利用周礼，他在朝骋和轻币等问题上，都给郑国争得光彩。执政以后，他也几次赴骋，可以算是礼仪性的。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相郑赴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参加了。这却是一次重大的会盟。在开会前一日（七月癸酉）先举行朝晋礼。子产命外仆（官名）速张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子太叔还未张幄幕，使速往，却无余地了。仅此小事，也可见子产的外交经验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为高明。次晨甲戌，会盟典礼开始，而又发生“争承”问题。《正义》解释：承，就是贡赋，言诸侯所出贡赋，各国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产认为郑是伯男，不该与公侯同列。子产根据周礼，说了下面的一番话：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使人通骋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犹缺，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
子产理直气壮，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终于不得不答应。结盟之后，子太叔责怪子产，他说：“诸侯若讨，其可读乎？”子产回答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据说，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情，赞叹说：“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②郑定公四年（公元前526年），晋韩宣子骋郑。郑伯欢迎他，举行宴会。郑大夫孔张后到，立于客间。掌司仪的纠正了他。孔张走到客的后面，客不让进去。他到挂乐器的地方站着。这种失礼的行为是要被贵族阶级所讪笑的。郑大夫富子因此向子产谏议道：“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礼，吾子之耻”。他是想子产惩罚孔张，以讨好于大国的权臣，子产为了保持郑国的尊严，很不高兴富子的媚外态度，怒斥了富子一顿①。
又，晋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因此他趁骋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于晋，不得不要求商人给他。独子产不肯。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他不能为韩宣子强迫商人一定要卖给韩宣子。子产接着严正地说：“今吾子（韩宣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要玉环了，说：“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鄙郑国），敢辞之。”此与上事同样，子产维持了郑国的尊严②。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和平的关系。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围骋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将入馆舍时，郑发现楚人带着兵器，使行人（办外交的）子羽与楚交涉。公子围让步，倒挂着弓衣（橐）以示无弓，进入馆舍，迎接新妇。这件事虽由子羽出面交涉，实际上也是子产的意思③。
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筑犨、栎、郏三城，郑人害怕起来。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在转移国人的目标，而不是真正要攻郑，所以他说：“不害，令尹（指公子围）将行大事（言将弑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①这年冬，公子围果然弑死郏敖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当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
子产的三项改革
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1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礼只施于贵族，刑（指体罚）则施于平民、奴隶。因此铸刑书和铸刑鼎必然对于贵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对。
应该指出，刑书的公布必定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侨（子产）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话如此严重！子产于临死前给子太叔的遗嘱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数月，子太叔执政，他不忍猛而宽，结果是“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子产），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①依《左传》的记载，萑苻之盗似乎发生在子产死后数月，这或是为了故意给子产隐讳，而在子产生前已经发生，就是说，在子产铸刑书时必定已经发生，否则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遗嘱里，说什么宽猛云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我们知道，雅典公布德拉古成文法，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都是平民不断地剧烈地反对贵族特权才取得的。尽管那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以此类推，我们认为郑晋刑书的公布，对平民也可能比较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对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子产的改革虽然有其抑制贵族的一面，但是他对于贵族也有曲意回护的一面。
子产的思想
子产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影响于后代。
子产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子产到晋去问候晋平公疾病。叔向问子产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萦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叔向听了这番话后，说：“肸（叔向）未闻也，此皆然矣”。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博物君子也”①。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而且说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晋侯的疾病不是由于实沈台骀为宗，而是由于男女饮食的缘故。
又如后来子产第二次骋晋，晋侯生病，已经三月，梦见黄熊。韩宣子问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首先他驳韩宣子厉鬼之说，接着他又讲述黄熊的故事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子产强调人事，但是他并不否认鬼神的祭祀的意义。这种态度与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样。
简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公元前536、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驷带所杀）而且有人传说，梦见伯有披着兵甲走过，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众人惊慌得很。子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伯有立了庙，并让良止（伯有子）和公孙泄（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国人杀死的）继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说要使他的魂魄有所归宿。太叔又问：“公孙泄何为？”（子孔不为害，问何为立公孙泄）子产曰：“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意思是说，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孙泄虽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庙，只是“无义而图说”而已。因此，子产虽然不是无鬼神论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义实在相似。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还问：“伯有能为鬼乎？”子产也不否认鬼神，他接着说，伯有是大族，而且从政三世，不幸“强死”（即被人杀死），能为鬼，不亦宜乎？”②说穿了，伯有为鬼害，就因为他是大族。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谓“德治”、“仁政”。尽管有后人的夸张，其实就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决不是儒家空想出来的。子产从政，他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相反。《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①。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够更多地发扬了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左传》记载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传说，“乡校”即古之“明堂”，为讨论、执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时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过它可能还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为人游观之所，并按照旧习惯大家在这里议论政治。然明主张“毁”，子产不主张“毁”，正可说明子产的民主精神。
子产不但尊礼，知礼，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论礼的一大段话，从内容看来，却可证明子产是礼的专家。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气，用其五行。……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赵简子听了子产的议论之后，赞叹他说：“甚哉！礼之大地！”
在礼法的问题上，子产仍旧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罚。他之铸刑书就是其例。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确有超出同辈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这是郑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预先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禳火，子产弗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说郑还要大火。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因此说了上面这话的。依子产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与人的规律是无关的，所以并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禳火更是迷信之举。子产不只不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反而对于防火却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未发生第二次大火①。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而应尽力于人事方面，这种观点与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郑国旱灾，子产使屠击、祝欵、竖树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到后，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产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②因此把屠击等三人的官邑夺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子产命屠击等到桑林祭祀，这是他遵守传统的风俗的一面，但他既说“艺山林也”也似乎认识到森林与天雨的关系。
有一次，郑又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国人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见也）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①这仍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
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时孔子29岁）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②孔子与子产生前似未谋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爱子产的为人的，他这一叹语与“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共鸣的地方，才可能说出这么深切的话。
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④《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左传》，昭公十三年。
①《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六年。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左传》，昭公七年。
①《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①《左传》，昭公十八年。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左传》，昭公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年。
子产执政以前
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他的家族就是“七穆”之一，即所谓“国氏”。公子之子称公孙，故他又叫做公孙侨。以父为字，故又叫做国侨。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与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15岁到19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关于子产的少年时代，我们今日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既然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公孙，必定从小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这在他所论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还是“童子”，就已有这样的政治见识了。他办理外交时，引用诗礼，非常得体，既可见他的智慧学识，又充分显示他的才华。
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正值子驷当国，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子驷被暴徒杀死了，子产的父亲子国也牺牲了。当时子产大约二十二岁，他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他帮助了在子驷以后当国的子孔，平定了乱事。
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是年，国人又杀死子孔。子展继位当国。子产为卿，开始了从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于内政，而做了几件漂亮的外交活动。
简公十五年（公元前551年），晋国以盟主的身分命郑往晋朝聘。晋平公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简公）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指晋侯）。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郑国自称），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骋，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元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①这番话的前段历叙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友好的关系，虽然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后段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大意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如果不怜恤小国的祸患，实际上是为了他项问题——如货贿，口头上却说是征朝，那么，小国负担不起剥削，就要变成仇雠，这是小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晋侯听了子产这番话之后，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郑简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产寄信给晋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说：子（指范宣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
宣子得信后，便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
这时，因为吴的强盛，在今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吴楚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晋在中间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同时为晋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产帅师入陈。陈败。陈侯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群众男女也分别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欢迎郑国的军队，陈几乎灭亡。这次郑的入陈，原是为了讨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报捷。晋人间子产“何故侵小？”这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也反问说：“今大国多数圻矣（意为土地不断扩大），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只凭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为了替许报仇，起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却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意即贪功一来），不如使逞而归（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师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郑简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这一年由宋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这次大会参加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互相砍杀，弄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小国固然受害最深，大国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国虽无大夫专政的局面，但是吴在边境上的扰乱也使它穷于应付。因此，当时诸侯各国都有休兵停战的共同要求。大会期间虽然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发生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自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晋赵武自宋参加弭兵之会以后，经过郑国。郑简公亲自举行宴会，欢迎赵武。赵武有意试探一下郑国的态度，请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孙段赋诗。最后子产赋《隰桑》之诗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说：“武请受其卒章。”①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互相赠答。他对子产说：“郑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②。他已预料到子产将执政了。郑裨谌也对子产寄托很大的希望。
次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见到晋叔向。叔向问到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驷带（驷氏）率国人讨伐伯有。子产说：“兄弟如及此，吾从天所与。”他依然没有左右袒。伯有死后，他枕股而哭之，并且以礼把伯有的尸体埋葬了。驷氏的人要打子产。子皮劝止他们，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③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但是他保荐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子皮竭力支持他，终于接受了执政④。子皮是属于罕氏强族，他没有参与驷良之间的斗争。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子皮的支持。因此子皮死时，他不禁失声而哭，说：“我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产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
还在子产年轻时，有一次他问然明“为政”。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很同意他的见解，并去告诉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产执政以后的继承者①。
又有一次，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回答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②这话比然明所说，似乎要更稳重些。后来子产执政，他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做的。
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从陈结盟回来，他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米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③。这种情形，与子产自谓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无何不同，虽然陈当时确比郑要弱小得多。由子产对陈的评论看来，他是有意维护公室的权力，而反对私家贵族的“政多门”的现象。
在子产刚执政前，驷良方争，他并不左右袒。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还不稳固的缘故。在“七穆”的强族中，以驷良两族最为强横。后来，良氏被驷氏赶出国外，不久又被杀死了，从此驷氏独强。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公孙楚（游氏）与公孙黑（驷氏）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斗争，公孙黑表现得更加横蛮。子产反而把公孙楚放逐出国。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孙黑知道了，硬要参加。子产也不加讨罪。这样过了一年，公孙黑将作乱，其族人和诸大夫都反对他。子产乘机把公孙黑处死。驷氏强族才稍衰。
其次，丰氏罕氏也很强大。子展、子皮即属罕氏，是子产执政的支持者。子产执政不久，丰卷要求田猎一次以便获取新鲜禽兽作为祭祀品。子产说：“唯君用鲜，众给而已”，没有答应。丰卷便准备动武，赶走子产。子皮又支持子产，丰卷反而被迫逃奔晋国。子产把丰卷的田里全部保存起来。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田里，包括三年内田里的收入，归还给丰氏。由此可见子产对贵族的曲意回护了。西周时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贵族既然可以长期占有，实际上也就等于私有了。此由丰卷的田里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孙段相郑伯骋晋，晋平公很喜欢他，把州的一块土地赐给公孙段。但是这块土地（在晋郑交界之处）已经历过多次主人，韩宣子、范宣子、赵文子三家又争着要它。所以公孙段一死，子产劝公孙段的儿子丰施把这块土地归还晋国。丰施已同意了。当时晋韩宣子执政，子产对韩宣子说：“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这就是土地只能占有的例子。当然，如果这块土地原是郑国的土地，那么丰施继承其父是理所当然的。
自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之间保持和平。子产是比较亲晋的，他为卿时就曾数次骋晋。由于他的外交辞令和利用周礼，他在朝骋和轻币等问题上，都给郑国争得光彩。执政以后，他也几次赴骋，可以算是礼仪性的。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相郑赴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参加了。这却是一次重大的会盟。在开会前一日（七月癸酉）先举行朝晋礼。子产命外仆（官名）速张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子太叔还未张幄幕，使速往，却无余地了。仅此小事，也可见子产的外交经验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为高明。次晨甲戌，会盟典礼开始，而又发生“争承”问题。《正义》解释：承，就是贡赋，言诸侯所出贡赋，各国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产认为郑是伯男，不该与公侯同列。子产根据周礼，说了下面的一番话：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使人通骋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犹缺，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
子产理直气壮，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终于不得不答应。结盟之后，子太叔责怪子产，他说：“诸侯若讨，其可读乎？”子产回答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据说，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情，赞叹说：“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②郑定公四年（公元前526年），晋韩宣子骋郑。郑伯欢迎他，举行宴会。郑大夫孔张后到，立于客间。掌司仪的纠正了他。孔张走到客的后面，客不让进去。他到挂乐器的地方站着。这种失礼的行为是要被贵族阶级所讪笑的。郑大夫富子因此向子产谏议道：“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礼，吾子之耻”。他是想子产惩罚孔张，以讨好于大国的权臣，子产为了保持郑国的尊严，很不高兴富子的媚外态度，怒斥了富子一顿①。
又，晋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因此他趁骋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于晋，不得不要求商人给他。独子产不肯。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他不能为韩宣子强迫商人一定要卖给韩宣子。子产接着严正地说：“今吾子（韩宣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要玉环了，说：“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鄙郑国），敢辞之。”此与上事同样，子产维持了郑国的尊严②。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和平的关系。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围骋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将入馆舍时，郑发现楚人带着兵器，使行人（办外交的）子羽与楚交涉。公子围让步，倒挂着弓衣（橐）以示无弓，进入馆舍，迎接新妇。这件事虽由子羽出面交涉，实际上也是子产的意思③。
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筑犨、栎、郏三城，郑人害怕起来。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在转移国人的目标，而不是真正要攻郑，所以他说：“不害，令尹（指公子围）将行大事（言将弑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①这年冬，公子围果然弑死郏敖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当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
子产的三项改革
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1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礼只施于贵族，刑（指体罚）则施于平民、奴隶。因此铸刑书和铸刑鼎必然对于贵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对。
应该指出，刑书的公布必定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侨（子产）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话如此严重！子产于临死前给子太叔的遗嘱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数月，子太叔执政，他不忍猛而宽，结果是“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子产），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①依《左传》的记载，萑苻之盗似乎发生在子产死后数月，这或是为了故意给子产隐讳，而在子产生前已经发生，就是说，在子产铸刑书时必定已经发生，否则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遗嘱里，说什么宽猛云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我们知道，雅典公布德拉古成文法，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都是平民不断地剧烈地反对贵族特权才取得的。尽管那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以此类推，我们认为郑晋刑书的公布，对平民也可能比较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对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子产的改革虽然有其抑制贵族的一面，但是他对于贵族也有曲意回护的一面。
子产的思想
子产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影响于后代。
子产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子产到晋去问候晋平公疾病。叔向问子产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萦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叔向听了这番话后，说：“肸（叔向）未闻也，此皆然矣”。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博物君子也”①。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而且说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晋侯的疾病不是由于实沈台骀为宗，而是由于男女饮食的缘故。
又如后来子产第二次骋晋，晋侯生病，已经三月，梦见黄熊。韩宣子问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首先他驳韩宣子厉鬼之说，接着他又讲述黄熊的故事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子产强调人事，但是他并不否认鬼神的祭祀的意义。这种态度与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样。
简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公元前536、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驷带所杀）而且有人传说，梦见伯有披着兵甲走过，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众人惊慌得很。子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伯有立了庙，并让良止（伯有子）和公孙泄（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国人杀死的）继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说要使他的魂魄有所归宿。太叔又问：“公孙泄何为？”（子孔不为害，问何为立公孙泄）子产曰：“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意思是说，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孙泄虽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庙，只是“无义而图说”而已。因此，子产虽然不是无鬼神论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义实在相似。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还问：“伯有能为鬼乎？”子产也不否认鬼神，他接着说，伯有是大族，而且从政三世，不幸“强死”（即被人杀死），能为鬼，不亦宜乎？”②说穿了，伯有为鬼害，就因为他是大族。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谓“德治”、“仁政”。尽管有后人的夸张，其实就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决不是儒家空想出来的。子产从政，他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相反。《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①。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够更多地发扬了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左传》记载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传说，“乡校”即古之“明堂”，为讨论、执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时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过它可能还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为人游观之所，并按照旧习惯大家在这里议论政治。然明主张“毁”，子产不主张“毁”，正可说明子产的民主精神。
子产不但尊礼，知礼，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论礼的一大段话，从内容看来，却可证明子产是礼的专家。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气，用其五行。……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赵简子听了子产的议论之后，赞叹他说：“甚哉！礼之大地！”
在礼法的问题上，子产仍旧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罚。他之铸刑书就是其例。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确有超出同辈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这是郑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预先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禳火，子产弗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说郑还要大火。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因此说了上面这话的。依子产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与人的规律是无关的，所以并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禳火更是迷信之举。子产不只不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反而对于防火却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未发生第二次大火①。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而应尽力于人事方面，这种观点与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郑国旱灾，子产使屠击、祝欵、竖树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到后，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产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②因此把屠击等三人的官邑夺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子产命屠击等到桑林祭祀，这是他遵守传统的风俗的一面，但他既说“艺山林也”也似乎认识到森林与天雨的关系。
有一次，郑又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国人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见也）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①这仍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
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时孔子29岁）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②孔子与子产生前似未谋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爱子产的为人的，他这一叹语与“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共鸣的地方，才可能说出这么深切的话。
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④《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左传》，昭公十三年。
①《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六年。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左传》，昭公七年。
①《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①《左传》，昭公十八年。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左传》，昭公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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