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那样一个有贵族传统而已失掉贵族地位的家庭，生长在保存宗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社会风俗古旧的鲁国，却又是活动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做过大夫，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古代典籍，却能“温故而知新”。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保守性，也有进步面。他向往西周的制度，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立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并不全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孔子的私人讲学，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孔子论政，把“举贤才”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这是对职官世袭的异议。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

　　 仁和礼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人谈过仁，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有些讲到“仁”的话，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具体情况说的，有时不免强调了某一方面。孔子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汎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民人。“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正如《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清楚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做不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象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这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

　　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作为一个仁者，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和缓一些。孔子还说过“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是说使用劳动者要慎重。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联系起来，“仁”被规定是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清楚地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历史观

　　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他也是古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孔子后学所编的《论语》，反映他对历史运动，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损益”史观和以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归结为贵族“君子”的唯心史观。

　　孔子已在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是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以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为“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

　　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作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制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到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这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当时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①，也可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前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这代表了春秋时期思想领域里的进步倾向。孔子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指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个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才”和私人讲学是为培养从政人材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

　　 教育思想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习学不同而相远①，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①。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苟子·大略》说：“子赣（子贡）、季路（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小）家也。”《史记·游侠列传》说：“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餍）”。曾参也是贫穷的人，《新序·杂事》说，曾子的母亲自织布。《说苑·建本》说，曾子曾亲自耘瓜。《说苑·立节》说，“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黎藿之羹未得饱。”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分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②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一些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材，而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主要内容，“文、行、忠、信。”在文、行、忠、信里，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却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长政治、外交的才干。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的教育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他很了解弟子的特点，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

　　孔子在教学与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面，他首先引导弟子在学习上“求诸己”。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次，他主张启发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还主张因材施教。对弟子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予以不同的回答。一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与“习”并重，“学”与“思”不能偏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习方法上，他还主张“学”与“问”相配合。“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称赞卫国的孔文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子受了他的影响，也主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要老实，要虚心，更要勤勉。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自称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

　　孔子主张学习要去掉一些主观的东西。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习还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①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7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孔子的这一思想与他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生而知之者上也”的说法，是有矛盾的；但后者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孔子对“生而知之”的看法，没有其他言论可作旁证材料，孔子说他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

　　①《说苑·建本》。

　　②《左传》，昭公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