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等 级

　　（一）等级与阶级

　　我们在奴隶制章中已经多次提到等级，并且引用楚芋无宇“人有十等”的话，但实际上古代社会并不只有十等，而至少有十几等，也许还要更多。马克思说：“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而且在每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马克思接着又说：“只有近代社会，阶级简化了，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这样说来，等级尽管很多，也可以换算成阶级，不过依然仍有很大出入。

　　我们认为等级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即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重视等级，而很少使用阶级。在我国阶级一词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

　　等级是因血缘关系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的，因此，它是世袭的，身分性的。而阶级是根据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有无来决定的。例如我国古代必须先“贵”，即获得贵族的地位，而后才能富。这里可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

　　春秋时秦后子来到晋国，同时楚公子也来到晋国。他们虽然都是贵族，而秦后子要富于楚公子。韩宣子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应该如何给“禄”。叔向认为他们都是“上大夫”（爵位）则禄亦应相同。但韩宣子说：“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叔向坚持禄应随爵而定，不能以财富多少而定。他还举例说，如绛的商人虽然很富，却没有功德，因而不能成为贵族（《国语·晋语》八）。由此可见，等级和阶级是不同的。

　　凉山彝族黑彝贵族重视血统，他们认为他（她）们的血是最高贵的、最纯洁的，而白彝包括阿加、呷西因为由俘虏而来，血统最为复杂，因此被视为下贱者，所以只做奴隶，即使曲诺也是如此。但是年代久了，奴隶阿加、呷西由于主人指定婚配，混杂着彝根血统，因此要比新俘虏来的奴隶要高出一筹。唯其如此，黑彝贵族，即使贫穷得一贫如洗，但他（她）还是贵族，并且有机会可以仍旧获得财富。

　　如前所述，不但统治者内部有等级的差别，而且被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等级的差别。如前引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说：“人有十等”就是证明。

　　清俞正燮说得对，他说：“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①但值得再行提出。《国语·齐语》说：“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不但士农工商等级不同，并且是世袭的，不能改变的，即使他（她）们的居住也不能“杂处”和迁移。

　　古代等级虽然很多，但是大别之，却只“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左传》昭公九年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就是很好的说明。凉山彝族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五等：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前者彝族称做“色颇”、即主子的意思，后者彝族称做“节伙”，意即奴隶，把曲诺也包括在内，即被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原来是从征服者与被统治者的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例如罗马的平民原来也是被征服者。恩格斯说：“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者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的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人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都处在旧的氏族、库利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Romanus，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平民。”②我们认为PopklusRomanus即我国所谓“国人”，“庶人”相当于平民。

　　此外雅典还有“隶属民”。我国民族学者起初把凉山的曲诺作为奴隶，而后来改为隶属民，雅典的隶属民的地位高于奴隶。所以我们认为曲诺可能与庶人的地位相当，应该被视为平民。

　　我们前面各章已经对奴隶、庶人、小人都有过一些分析，因为古代只有等级概念而无阶级概念的缘故，很难说清。假如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换算”成阶级的话，那么，我们勉强可把我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即一是贵族阶级，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阶级，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隶阶级，包括皂、舆、僚、隶、仆、台等。名称很多，不胜枚举。我怀疑其中还包括附庸，相当于隶属民。

　　（二）爵位与特权

　　先秦古籍中虽然屡见爵位的名称，它究竟是什么，怎样起源的，已经很难讲清楚了。战国时孟子对爵位的说法如次：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

　　孟子是战国中期人，当时等级制正与其他制度一样，已趋于解体过程中。孟子是主张恢复等级制的，但是他自己也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只知其略，其详已不可得闻。

　　我们认为爵禄既然是等级制在社会地位和待遇（权利）上的体现，那么它应该与等级制相一致，就是有等级制也就有爵位。上引孟子的话，把等级制分成两系：一是把诸侯的等级分做公、侯、伯、子、男五等；一是贵族的等级，分做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事实是否如此，从来就有人怀疑。例如，诸侯的五个等级，无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都缺少证明。春秋时的诸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公侯伯子男的区分。因此有人认为侯、甸、男、卫的四服制可能就是五等爵的前身。

　　我们认为爵位应该起源于家族的称谓。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的称谓。天子就是天的儿子之意，也何尝不是家族称谓？正象等级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产生一样。《诗·周颂·载芟》说：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

　　《毛诗》云：“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强、强力也，以、用也……士、子弟也”。都是家族称谓。后人有把它们做为爵位的，不确。公、就是父家长，如古公亶父、公刘、吕公（姜太公）。卿大夫之卿与乡古本一字。可能出于“乡饮酒”礼时相对而坐者，因此卿大夫就是乡大夫。“大夫”就是“大人”，与“小人”相对而言。

　　与爵位相应就是职官，就是什么爵位做什么官，任什么职务。如诸侯是王的兄弟及亲族，卿大夫是诸侯的执政，担任司徒、司马、司空等重要职务，士就是战士。“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国语·晋语》）都各有不同的等级和职务。

　　爵位既然体现不同的等级，因此等级不同，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同。正确说，统治阶级是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被统治阶级则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的。

　　“礼”来源于风俗习惯，但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礼和刑也就成为等级和阶级的标志。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但是春秋后已经礼坏乐崩了，因此不得不加强刑法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说过“名器不可假人”，名就是名分，器是器物，如尊、爵、鼎等等都是贵族阶级使用的器物。以此来表示权利和身分。

　　铁器发明了很久之后，统治阶级还仍使用青铜制成的兵器、礼器。孔子说：“名器不可假人”。就是说贵族的权利是决不能转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