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 反宦官斗争

　　宦官的残暴统治，加深了东汉社会的政治危机，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东汉政权犹如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①“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严重恶果和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地主阶级一部分在野名士，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地避世。而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正直官吏对宦官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太学生的拥护和支持。

　　太学生绝大多数是官家子弟，质帝以后已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大队伍。“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②。因而同官吏士大夫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生不仅是官吏地主的子弟，而且是官吏的后备军。汉质帝时曾明确规定：太学生“岁满课试，拜官有差”③。然而到桓帝时，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④，堵塞了太学生当官的道路。太学生中一部分人面对东汉皇朝日益衰败的趋势，与官吏士大夫有着共同的认识。如太学生刘陶向汉灵帝陈当今要急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①。太学生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宦官是“刑余之人”，地位卑贱，羞于与阉党为伍。由于上述原因，太学生们自觉地同反宦官的官吏士大夫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抗宦官专政的力量。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上书奏，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②。另外，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后汉书·党锢传》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官吏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以颂扬他们的节操。除此以外，在反宦官的官吏集团中又有所谓“三君”、“八俊”、“八及”等雅号。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①。清议在当时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在朝的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桓帝时，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侯览罪恶昭彰，桓帝只好免去他的官职了事②。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悺、左称皆畏罪自杀③。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是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其躲藏的地方搜出，审问毕即行处死。这件事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自此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④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太学生同正直的官吏结成了可靠的同盟。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案验宦官赵忠葬父僭为“玉匣、偶人”，这在封建社会乃是僭越“天子之制”，该当治罪，因而“收其家属”，但把持在宦官手中的桓帝却“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伸冤辩理。他们痛斥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穆独亢然不顾身害”，是“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表示情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⑤。桓帝怕激成大乱，被迫释放了朱穆。“五侯”上台后，随着宦官集团倒行逆施和迫害正直官吏愈演愈烈，太学生反“五侯”暴政的斗争也随之升级。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由于宦官集团合谋陷害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又激起了一次政潮。皇甫规作战有谋略，又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取信羌人，羌人数十万人来降，基本上解除了为患多年的羌人进扰问题。但是，由于他惩办贪赃枉法的边吏多系宦官集团的爪牙，本人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甚至“五侯”的两巨头徐璜、左悺亲自出马“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向他勒索并表示亲热拉拢的时候，“规终不答”，被硬顶回去，结果“璜等忿怒”，反诬皇甫规贿买羌人降汉，把他下狱，“论输左校”。这种颠倒是非的事激起太学生和正直官吏的愤慨，于是“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①。最后，桓帝被迫把皇甫规释放了。

　　对宦官集团的同仇敌忾，使太学生和正直官吏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推崇，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股反宦官的政治势力。大臣李膺和名士郭泰的交往就颇具代表性。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将，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们结识后，“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②。李膺、范滂等经常往来太学，给太学生以积极的影响，他们“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这种议政活动，使拥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集团的强大舆论阵地。

　　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党锢”事件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发动了一场镇压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的迫害活动。当时，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方士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执法严厉，将张子“督促收捕”，不顾赦令，将张子正法，轰动了洛阳。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并且“布告天下，使同忿疾”。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①。这起“党事”，“案经三府，太尉陈蕃郤之”，“不肯平署”。老臣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诸如原宥”。桓帝拒不接受，宦官也“由此疾蕃弥甚”②，陈蕃因而被罢官。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获释之后，声望更高，宦官集团又兴起株连更广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这些被告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统治阶级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①“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②宦官集团的株连迫害并未因此罢休，三年后，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③当权的宦官集团对于这种疯狂的迫害还不准声诉辩理。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④株连之广，简直前无古人！

　　两次党锢，把反对宦官集团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罗致殆尽！汉政权完全被少数最贪婪、残暴、腐朽的宦官所把持。东汉皇朝连本阶级内部所进行的一点自救也做不到了。这表明，它已山穷水尽，末日临头！人民的愤怒，不可遏止。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爆发，终于敲响了东汉皇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官吏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宦官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一斗争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忠心和不畏强暴、奋力抗争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后汉书·陈蕃传》。

　　②《后汉书·儒林传》序。

　　③《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

　　④《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①《后汉书·刘陶传》。

　　②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③《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④《后汉书·党锢李膺传》。

　　⑤《后汉书·朱晖传附朱穆传》。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皇甫规传》。

　　②《后汉书·郭泰传》。

　　①《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后汉书·陈蕃传》。

　　③《后汉书·党锢传》序。

　　①《后汉书·灵帝纪》。

　　②《后汉书·党锢传》序。

　　③《后汉书·灵帝纪》。

　　④《后汉书·灵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