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官制度
“设官分职”。文武百官怎样产生，这就是官吏选拔问题，史书称为选举。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①，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汉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关系。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选官流弊也很多。
选官方式一：察举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不过限于下级官吏而已。到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②，《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当作保举讲。许多记载都说明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举人才的制度。汉高帝刘邦称帝不久，就感到选拔统治人才的必要，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品行、仪表和年龄。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即是通过十五年这次诏举入朝为官的。到汉武帝时代，汉代察举遂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现将察举主要科目分述如下：（1）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然而在后来的通常情况下，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武帝初次诏举孝廉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了一道严令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自此以后，举孝廉也就形成制度并得以贯彻执行。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为岁举，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从而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
当时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不过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很不平均。名额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同时也关系到举人的二千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名额不均，必然引起异议，所以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优宽政策，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限定期限和名额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
文献关于汉代察举孝廉的史例很多，仅两《汉书》中可考见者就不下一百余人。从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可见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2）茂材。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举茂才的开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此后，茂才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了岁举。不过孝廉是属于郡举，而茂才则是州举，故茂才的数目较孝廉为少。据上引诏书，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不过十六人；再加上光禄、监察御史所举，亦不过二十人左右。
两汉茂才的出路，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东汉官制，县令是千石官，郎官最高不过六百石，可见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名额少，任用重，这是茂才与孝廉的不同之处，也是茂才比孝廉的可贵之处。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才者，一般是先举孝廉，后举茂才，这也可见茂才比孝廉为高。
（3）贤良方正与文学。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其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守相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五年（公元111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均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自此，“有道”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文学即指经学，亦始举于文帝，因与贤良相近，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的诏举贤良，在《汉书·晁错传》中就连称贤良文学。此后贤良文学的连称多见于史籍。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书·昭帝纪》：“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这里贤良与文学区分很明显。东汉灵帝置鸿都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评论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可见鸿都门文学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与选拔治国人才的贤良、文学的察举是两回事，二者不可等同。
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一些宿儒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
（4）其他特科。贤良、文学等科目虽非岁举的特科，但在两汉是常见的。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明经。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成为察举入仕的一途。在西汉，有些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汉代名臣。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邹鲁一带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①东汉章帝时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明经，元和二年（公元86年）“令郡国上明经者，不满十口十万以上五人，万三人”②。后又有年龄规定：“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③可见明经亦为察举一科。两汉取士，颇重经学，前举各科，多与经学有关，并不限于明经一科，此又特立一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的重要。
明法。明法就是通晓法律。《汉书·元帝纪》载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并用。故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以外，也把明晓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科目之一。两汉以明法被举者多出于司法部门的官吏。由于在断狱中显露了明习法令的才能，故得受举而升迁。如陈忠由廷尉正迁尚书④，郭躬由廷尉正迁廷尉⑤。
尤异。汉代官吏治绩突出者称“尤异”，其中治绩最好者称“第一”。察举尤异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如西汉赵广汉任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⑥。东汉童恢任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⑦。均由县令一跃而升至二千石大吏。
治剧。两汉郡县因治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能治剧，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如：何并，“举能治剧，为长陵令”①。袁安，“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②。能治剧者，一般多任为县令或郡守。
勇猛知兵法。汉代察举勇猛知兵法，始于成帝。《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诏曰：“乃者，日蚀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这可以看作后世武举的先声。其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以至东汉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均有诏令察举。举勇猛知兵法多在两汉后期“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可见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措施。
阴阳灾异。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流行以后，汉代君臣大都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有时也要察举明阴阳灾异之士。例如《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又如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也下过类似诏书。诏举明习阴阳灾异之士，常在社会危机之时，这说明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所以求助迷信。
以上察举科目之外，还有一些临时的选官方式。如诏举可充博士位者，诏举能浚川疏河者，诏举太常，诏举大司马等。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载其事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规模宏大的察举，与王莽收拢人心密切相关。但人数过多、靡费太甚，并非当时财力所能及，故东汉以后不再举行。
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
选官方式二：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1）皇帝征聘。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①，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②，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如上述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③，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汉代这种例子很多，皆为朝廷特征。凡受朝廷特征之士自然要有许多特殊优待。而一般被征用之士赴朝廷就职，皆须自备车马费用。有时也特诏令县次传舍供给酒食，并及从者，沿途地方官须迎送招待。
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如《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的情况说：（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严光可谓开了东汉士人隐逸拒征之风，其后征君多仿效严光，如法真、董扶、杨厚、黄琼等，或三征，或四征，不是称疾不就，就是连年不应。辞征愈力，名声愈大，则朝廷愈征。征聘原意，不外是为国家搜罗遗才，有助于政教；但其末流，上则以此沽求贤之名，下则以此钓清高之誉，朝野上下，率以鸣高，不仅流于形式，甚至成为许多人博取高官厚禄的资本。
（2）公府与州郡辟除。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辟除。两汉公府自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司空）、太尉（司马）、大将军以至诸卿如光禄勋、太常等，皆可自辟掾属。有时皇帝也敕令公府辟召。安帝舅大鸿胪耿宝曾向太尉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之兄，杨震拒绝不辟。耿宝亲造太尉府，说李常侍为朝廷所重，令太尉辟除其兄是皇帝的意思。杨震却说没有皇帝敕书，竟拒绝未辟。公府辟除，就权力而论，以西汉丞相最大，如汉武帝时，丞相除有权置吏外，还可大开客馆以招贤士。但就辟除之风来说，东汉较西汉为盛，史书辟除事例，多出于东汉时期。公府既辟之后，除主官可直接向朝廷推荐之外，又得依诏令所定科目察举。所以公府辟除，实为汉代（特别是东汉）选官入仕的重要途径。
州郡辟除。西汉武帝时设立十三部州，州刺史纯为监察官，以六条巡察郡国，用人权限很小，法令仅规定：“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①而已。西汉末，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组织扩大，掾属亦随之增多。至东汉，刺史既成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州之掾史均由其自行辟除，用人权限自然大增。郡守辟除掾属，西汉时就已成为通制，甚至诸曹设置，太守亦可酌加变更。至于自除诸曹掾史，更是多见。如琅玡太守朱博，到任后就罢斥了一大批称病怠职掾史。州郡辟除，实为汉代选官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在州郡辟除的掾史中，不少人成了朝廷或郡国大吏。如西汉王尊为太守辟除书佐，后官至京兆尹，治绩颇著，为吏民所赞。又如东汉陈蕃，为州辟除别驾，后历官至太尉。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选官方式三：考试
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需要经过考试，而后始能量才录用。因此，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之后，均须考试。另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和射策二种。所谓对策就是命题考试，所谓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
（1）皇帝策试。凡属诏令特举之士，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的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就亲自进行策试。至武帝时，则“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当时称为对策，皇帝亲览其策，而第其高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被举为贤良，当时参与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而武帝却欣赏其对，擢为第一，由是公孙弘平步青云，官至丞相，爵封列侯。被举者的对策，如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有的甚至还要反复进行二三次，如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而异之，遂至两策三策，对毕，任为江都相。两汉的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之句，这表示皇帝对于举贤和选官的重视。对策的地点，或在太常寺，或在公车，或在白虎殿，均为临时指定。
（2）公府考试。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以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孝廉的考试内容，据《后汉书·左雄传》说，“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依诏令所定科目，选出高第以贡朝廷。但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之于端门。左雄所创立的这一复试制度，虽遭顽固派反对，但基本固定下来。这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才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3）博士弟子课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遂成为定制。《汉书·儒林传》记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的情况说：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武帝时设甲乙二科，宣帝时又增加丙科。甲乙丙三科依次分难易，射策者量力取策。一般说来，甲科是热门科，中后可除为郎，诸如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汉代名臣，均以射策甲科为郎。岁课以外，统治机构如果等待用人，也可临时择优充任。东汉沿甲乙科射策之制，但随着弟子员数的剧增和除吏名额的限制，自和帝起便发生了策试中的争讼。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规定五经各取上第六人，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增甲乙科员各十人。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灵帝时竟有人篡改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文，于是熹平中诏蔡邕刻石经为准。东汉后期，由于吏治败坏，请托公行，博士弟子的课试也流于形式，名存而实亡。
遵照博士弟子课试制度，两汉对郡国贡举的明经也采取甲乙射策之科进行课试。除以上固定的考试制度，尚有一些根据临时需要而进行的考试，即通过对现任官吏的考试而迁任高职。
选官方式四：任子
任即保任之意。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秦朝是否有任子制史无名文，不过云梦秦简中有关于“葆子”的记载，葆子犯罪后不同于其他罪犯，享有一定的特权，有人疑此种“葆子”即为“任子”。西汉初年，随着功臣、高级官吏子弟的逐渐长大，大概从文帝起，任子就成了一种通制。据《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任子数量规定一人，但事实上保任二人、三人乃至多人者，在两汉是常见的事。任子一般是保任为郎，但也不尽为郎，如汲黯为太子洗马，冯野王为太子中庶子，董贤为太子舍人，萧育为太子庶子，史丹九男皆任为侍中诸曹①，伏堪任为博士弟子②等，均为父任，但官职各异，不过级秩都与郎官大体相似。又任子制虽名为任子，但实际又不限于子，所谓“得任同产若子”之同产，即指同产兄弟，故史书中不仅有以父任者，且又有以兄任者，如爱盎、杨恽、霍光等人均以兄任为郎。东汉时又推及祖孙，如黄琼为司徒，其孙黄琬即以公孙祥为童子郎③。除此之外，还有“以族父任”，“以宗家任”，乃至以姊任者。
两汉时期，任子制日益发展，东汉时尤盛，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在不断扩大，皇帝唯其所好，诏令特除，任子制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界线。这种“不以德选”、完全由父兄荫庇而得官的制度，虽说其任之人未必都是平庸之辈，但德才兼备者绝少，弊病很大，对朝廷统治本身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某些有眼光的思想政治家，如武帝时董仲舒、宣帝时王吉，当时就提出了批评。但官吏阶层的利益是难于触动的。哀帝时曾一度废除任子令，不久即又恢复。这一制度到东汉时更为盛行，一是败坏了当时的吏治，二是对东汉以后世官世族制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
选官方式五：纳赀和卖官
纳资和卖官也是汉代选官入仕的一条途径。秦及汉初有卖爵的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文帝时“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卖爵还不是卖官，但已经是纳资卖官的先声。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困难，朝廷一方面大卖武功爵，一方面又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即所谓纳资授官。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纳资授官，从本质上来说与卖官没有区别。但西汉时期选官尚未过滥，武帝时虽有许多纳资授官者，但并不为世人所重。
东汉前期，由于朝廷重视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尚不多见。后期吏治败坏，朝廷开始公开卖官，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开始公开计金卖官，“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至灵帝时，更扩大卖官规模，并设立卖官专署，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又同篇注引《山阳公载记》云：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
就是说，“以德次应选者”也要出钱买官。当时灵帝打算拜羊续为太尉，羊续举起缊袍说，“臣之所资，唯斯而已。”灵帝听了很不高兴，竟未拜除太尉。当任职者，均须去西园办理交钱手续，或有人因钱不足，竟至自杀。灵帝时正常的选官制度已经破坏殆尽，卖官、买官已成风气，吏治败坏如此，东汉焉得不亡。
选官的其他方式
汉代还有几种选官方法，虽非常制，但对当时以及后代均有一定影响。
（1）上书拜官。这是皇帝征召、毛遂自荐、审查录用三者结合的一种选官方式。武帝时上书自荐者曾达千人之多，武帝亲自审阅奏牍，不厌其烦，从中选拔了不少人才。诸如东方朔、主父偃、终军等汉代名臣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而做官的。
（2）以材力为官。《汉书·地理志》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其中如李广、赵充国、傅介子、甘延寿等人都是汉代名将，对抗击匈奴、安定西域作出了很大贡献。
（3）以方伎为官。凡有一技之长，皆可为官。如文帝时卫绾以戏车、邓通以濯船，均拜为郎。景帝时周仁以医术，拜为太子舍人。武帝时，更是博开艺能之路，通一技之士，均量才任用。
选官法规
1.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由于两汉官制多有变化，所以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前后也有变化。在地方是刺史、守相负责。在朝廷，西汉时期，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均为负责选举的机构；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与州刺史均为监察选举虚实的主官。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掌选举；东汉以降，尚书权力更大。郎官与博士弟子的选考虽仍旧太常与光禄，但最后铨选权均总归尚书。郡国选举，初犹委任三府，其后亦转归尚书。后世吏部尚书所以在六部之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就是因为掌握了铨选官吏的人事大权；而其渊源，实始于东汉。
2.选举人的身份和责任。选举人的身份，包括职位和资历，是选举人得以有选举权的条件。职位和资历不够条件，就不得参加选举。一般说来，汉代享有选举权者均为二千石以上的长吏。汉法，郡国守相视事满一岁者始有察举的资格。东汉顺帝时始令郡国守相不满岁亦可察举。选举人的责任，自秦以来就有法律上的严格规定，即《史记·范雎列传》所谓“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汉承秦制，选任得人与否，选举者和被选举者要负连带责任，功罪赏罚相同。东汉初年，为了纠正选举不实，曾一再颁布诏书，申明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两汉因举非其人而坐罪者为数不少，或贬秩、或左迁，或削职，或被刑。反之，如果选举得人，举者要受到嘉奖。
3.被选举人的条件。汉代对于被选举人的条件也有法律规定。如上述所引“四科取士”即是其德才方面的标准和条件。
另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还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包括家庭出身、秩位、年龄、资历、体格等等。如高后、孝惠之时规定，商人子孙不得为吏①，桓帝之时，“臧吏子孙，不得察举”②。这是家庭出身的限制。宣帝时诏令，吏六百石以上勿得举为廉吏③，这是秩位上的限制。安帝时诏令，三署郎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①；顺帝时诏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乃得参选②，这是资历的限制。东汉又规定有金痍痼疾者不得举为博士③，这是身体条件的限制。这些具体条件的规定既非常制，也非一成不变的教条，有时因某种政策的改变或特殊的关系，也可酌情作必要调整。如武帝时由于财政的需要，起用盐铁商为官，就打破了汉初商人不得为官的规定。
①《通典·选举典》。
②《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韦贤传》。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③《后汉书·后帝纪》。
④《后汉书·陈宠传》。
⑤《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⑥《汉书·赵广汉传》。
⑦《后汉书·童恢传》。
①《汉书·何并传》。
②《后汉书·袁安传》。
①《史记·叔孙通列传》。
②《水经·漯水注》。
③《汉书·儒林传》。
①《汉书·王尊传》注引《汉仪注》。
①均见《汉书》本传。
②《后汉书·伏湛传》。
③《后汉书、黄琬传》。
①《史记·平准书》。
②《后汉书·桓帝纪》。
③《汉书·宣帝纪》。
①《后汉书·安帝纪》。
②《后汉书·顺帝纪》。
③《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
“设官分职”。文武百官怎样产生，这就是官吏选拔问题，史书称为选举。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①，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汉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关系。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选官流弊也很多。
选官方式一：察举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不过限于下级官吏而已。到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②，《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当作保举讲。许多记载都说明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举人才的制度。汉高帝刘邦称帝不久，就感到选拔统治人才的必要，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品行、仪表和年龄。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即是通过十五年这次诏举入朝为官的。到汉武帝时代，汉代察举遂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现将察举主要科目分述如下：（1）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然而在后来的通常情况下，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武帝初次诏举孝廉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了一道严令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自此以后，举孝廉也就形成制度并得以贯彻执行。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为岁举，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从而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
当时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不过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很不平均。名额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同时也关系到举人的二千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名额不均，必然引起异议，所以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优宽政策，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限定期限和名额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
文献关于汉代察举孝廉的史例很多，仅两《汉书》中可考见者就不下一百余人。从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可见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2）茂材。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举茂才的开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此后，茂才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了岁举。不过孝廉是属于郡举，而茂才则是州举，故茂才的数目较孝廉为少。据上引诏书，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不过十六人；再加上光禄、监察御史所举，亦不过二十人左右。
两汉茂才的出路，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东汉官制，县令是千石官，郎官最高不过六百石，可见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名额少，任用重，这是茂才与孝廉的不同之处，也是茂才比孝廉的可贵之处。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才者，一般是先举孝廉，后举茂才，这也可见茂才比孝廉为高。
（3）贤良方正与文学。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其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守相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五年（公元111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均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自此，“有道”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文学即指经学，亦始举于文帝，因与贤良相近，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的诏举贤良，在《汉书·晁错传》中就连称贤良文学。此后贤良文学的连称多见于史籍。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书·昭帝纪》：“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这里贤良与文学区分很明显。东汉灵帝置鸿都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评论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可见鸿都门文学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与选拔治国人才的贤良、文学的察举是两回事，二者不可等同。
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一些宿儒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
（4）其他特科。贤良、文学等科目虽非岁举的特科，但在两汉是常见的。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明经。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成为察举入仕的一途。在西汉，有些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汉代名臣。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邹鲁一带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①东汉章帝时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明经，元和二年（公元86年）“令郡国上明经者，不满十口十万以上五人，万三人”②。后又有年龄规定：“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③可见明经亦为察举一科。两汉取士，颇重经学，前举各科，多与经学有关，并不限于明经一科，此又特立一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的重要。
明法。明法就是通晓法律。《汉书·元帝纪》载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并用。故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以外，也把明晓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科目之一。两汉以明法被举者多出于司法部门的官吏。由于在断狱中显露了明习法令的才能，故得受举而升迁。如陈忠由廷尉正迁尚书④，郭躬由廷尉正迁廷尉⑤。
尤异。汉代官吏治绩突出者称“尤异”，其中治绩最好者称“第一”。察举尤异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如西汉赵广汉任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⑥。东汉童恢任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⑦。均由县令一跃而升至二千石大吏。
治剧。两汉郡县因治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能治剧，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如：何并，“举能治剧，为长陵令”①。袁安，“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②。能治剧者，一般多任为县令或郡守。
勇猛知兵法。汉代察举勇猛知兵法，始于成帝。《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诏曰：“乃者，日蚀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这可以看作后世武举的先声。其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以至东汉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均有诏令察举。举勇猛知兵法多在两汉后期“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可见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措施。
阴阳灾异。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流行以后，汉代君臣大都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有时也要察举明阴阳灾异之士。例如《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又如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也下过类似诏书。诏举明习阴阳灾异之士，常在社会危机之时，这说明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所以求助迷信。
以上察举科目之外，还有一些临时的选官方式。如诏举可充博士位者，诏举能浚川疏河者，诏举太常，诏举大司马等。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载其事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规模宏大的察举，与王莽收拢人心密切相关。但人数过多、靡费太甚，并非当时财力所能及，故东汉以后不再举行。
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
选官方式二：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1）皇帝征聘。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①，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②，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如上述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③，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汉代这种例子很多，皆为朝廷特征。凡受朝廷特征之士自然要有许多特殊优待。而一般被征用之士赴朝廷就职，皆须自备车马费用。有时也特诏令县次传舍供给酒食，并及从者，沿途地方官须迎送招待。
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如《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的情况说：（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严光可谓开了东汉士人隐逸拒征之风，其后征君多仿效严光，如法真、董扶、杨厚、黄琼等，或三征，或四征，不是称疾不就，就是连年不应。辞征愈力，名声愈大，则朝廷愈征。征聘原意，不外是为国家搜罗遗才，有助于政教；但其末流，上则以此沽求贤之名，下则以此钓清高之誉，朝野上下，率以鸣高，不仅流于形式，甚至成为许多人博取高官厚禄的资本。
（2）公府与州郡辟除。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辟除。两汉公府自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司空）、太尉（司马）、大将军以至诸卿如光禄勋、太常等，皆可自辟掾属。有时皇帝也敕令公府辟召。安帝舅大鸿胪耿宝曾向太尉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之兄，杨震拒绝不辟。耿宝亲造太尉府，说李常侍为朝廷所重，令太尉辟除其兄是皇帝的意思。杨震却说没有皇帝敕书，竟拒绝未辟。公府辟除，就权力而论，以西汉丞相最大，如汉武帝时，丞相除有权置吏外，还可大开客馆以招贤士。但就辟除之风来说，东汉较西汉为盛，史书辟除事例，多出于东汉时期。公府既辟之后，除主官可直接向朝廷推荐之外，又得依诏令所定科目察举。所以公府辟除，实为汉代（特别是东汉）选官入仕的重要途径。
州郡辟除。西汉武帝时设立十三部州，州刺史纯为监察官，以六条巡察郡国，用人权限很小，法令仅规定：“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①而已。西汉末，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组织扩大，掾属亦随之增多。至东汉，刺史既成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州之掾史均由其自行辟除，用人权限自然大增。郡守辟除掾属，西汉时就已成为通制，甚至诸曹设置，太守亦可酌加变更。至于自除诸曹掾史，更是多见。如琅玡太守朱博，到任后就罢斥了一大批称病怠职掾史。州郡辟除，实为汉代选官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在州郡辟除的掾史中，不少人成了朝廷或郡国大吏。如西汉王尊为太守辟除书佐，后官至京兆尹，治绩颇著，为吏民所赞。又如东汉陈蕃，为州辟除别驾，后历官至太尉。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选官方式三：考试
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需要经过考试，而后始能量才录用。因此，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之后，均须考试。另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和射策二种。所谓对策就是命题考试，所谓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
（1）皇帝策试。凡属诏令特举之士，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的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就亲自进行策试。至武帝时，则“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当时称为对策，皇帝亲览其策，而第其高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被举为贤良，当时参与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而武帝却欣赏其对，擢为第一，由是公孙弘平步青云，官至丞相，爵封列侯。被举者的对策，如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有的甚至还要反复进行二三次，如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而异之，遂至两策三策，对毕，任为江都相。两汉的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之句，这表示皇帝对于举贤和选官的重视。对策的地点，或在太常寺，或在公车，或在白虎殿，均为临时指定。
（2）公府考试。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以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孝廉的考试内容，据《后汉书·左雄传》说，“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依诏令所定科目，选出高第以贡朝廷。但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之于端门。左雄所创立的这一复试制度，虽遭顽固派反对，但基本固定下来。这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才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3）博士弟子课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遂成为定制。《汉书·儒林传》记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的情况说：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武帝时设甲乙二科，宣帝时又增加丙科。甲乙丙三科依次分难易，射策者量力取策。一般说来，甲科是热门科，中后可除为郎，诸如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汉代名臣，均以射策甲科为郎。岁课以外，统治机构如果等待用人，也可临时择优充任。东汉沿甲乙科射策之制，但随着弟子员数的剧增和除吏名额的限制，自和帝起便发生了策试中的争讼。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规定五经各取上第六人，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增甲乙科员各十人。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灵帝时竟有人篡改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文，于是熹平中诏蔡邕刻石经为准。东汉后期，由于吏治败坏，请托公行，博士弟子的课试也流于形式，名存而实亡。
遵照博士弟子课试制度，两汉对郡国贡举的明经也采取甲乙射策之科进行课试。除以上固定的考试制度，尚有一些根据临时需要而进行的考试，即通过对现任官吏的考试而迁任高职。
选官方式四：任子
任即保任之意。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秦朝是否有任子制史无名文，不过云梦秦简中有关于“葆子”的记载，葆子犯罪后不同于其他罪犯，享有一定的特权，有人疑此种“葆子”即为“任子”。西汉初年，随着功臣、高级官吏子弟的逐渐长大，大概从文帝起，任子就成了一种通制。据《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任子数量规定一人，但事实上保任二人、三人乃至多人者，在两汉是常见的事。任子一般是保任为郎，但也不尽为郎，如汲黯为太子洗马，冯野王为太子中庶子，董贤为太子舍人，萧育为太子庶子，史丹九男皆任为侍中诸曹①，伏堪任为博士弟子②等，均为父任，但官职各异，不过级秩都与郎官大体相似。又任子制虽名为任子，但实际又不限于子，所谓“得任同产若子”之同产，即指同产兄弟，故史书中不仅有以父任者，且又有以兄任者，如爱盎、杨恽、霍光等人均以兄任为郎。东汉时又推及祖孙，如黄琼为司徒，其孙黄琬即以公孙祥为童子郎③。除此之外，还有“以族父任”，“以宗家任”，乃至以姊任者。
两汉时期，任子制日益发展，东汉时尤盛，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在不断扩大，皇帝唯其所好，诏令特除，任子制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界线。这种“不以德选”、完全由父兄荫庇而得官的制度，虽说其任之人未必都是平庸之辈，但德才兼备者绝少，弊病很大，对朝廷统治本身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某些有眼光的思想政治家，如武帝时董仲舒、宣帝时王吉，当时就提出了批评。但官吏阶层的利益是难于触动的。哀帝时曾一度废除任子令，不久即又恢复。这一制度到东汉时更为盛行，一是败坏了当时的吏治，二是对东汉以后世官世族制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
选官方式五：纳赀和卖官
纳资和卖官也是汉代选官入仕的一条途径。秦及汉初有卖爵的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文帝时“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卖爵还不是卖官，但已经是纳资卖官的先声。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困难，朝廷一方面大卖武功爵，一方面又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即所谓纳资授官。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纳资授官，从本质上来说与卖官没有区别。但西汉时期选官尚未过滥，武帝时虽有许多纳资授官者，但并不为世人所重。
东汉前期，由于朝廷重视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尚不多见。后期吏治败坏，朝廷开始公开卖官，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开始公开计金卖官，“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至灵帝时，更扩大卖官规模，并设立卖官专署，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又同篇注引《山阳公载记》云：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
就是说，“以德次应选者”也要出钱买官。当时灵帝打算拜羊续为太尉，羊续举起缊袍说，“臣之所资，唯斯而已。”灵帝听了很不高兴，竟未拜除太尉。当任职者，均须去西园办理交钱手续，或有人因钱不足，竟至自杀。灵帝时正常的选官制度已经破坏殆尽，卖官、买官已成风气，吏治败坏如此，东汉焉得不亡。
选官的其他方式
汉代还有几种选官方法，虽非常制，但对当时以及后代均有一定影响。
（1）上书拜官。这是皇帝征召、毛遂自荐、审查录用三者结合的一种选官方式。武帝时上书自荐者曾达千人之多，武帝亲自审阅奏牍，不厌其烦，从中选拔了不少人才。诸如东方朔、主父偃、终军等汉代名臣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而做官的。
（2）以材力为官。《汉书·地理志》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其中如李广、赵充国、傅介子、甘延寿等人都是汉代名将，对抗击匈奴、安定西域作出了很大贡献。
（3）以方伎为官。凡有一技之长，皆可为官。如文帝时卫绾以戏车、邓通以濯船，均拜为郎。景帝时周仁以医术，拜为太子舍人。武帝时，更是博开艺能之路，通一技之士，均量才任用。
选官法规
1.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由于两汉官制多有变化，所以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前后也有变化。在地方是刺史、守相负责。在朝廷，西汉时期，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均为负责选举的机构；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与州刺史均为监察选举虚实的主官。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掌选举；东汉以降，尚书权力更大。郎官与博士弟子的选考虽仍旧太常与光禄，但最后铨选权均总归尚书。郡国选举，初犹委任三府，其后亦转归尚书。后世吏部尚书所以在六部之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就是因为掌握了铨选官吏的人事大权；而其渊源，实始于东汉。
2.选举人的身份和责任。选举人的身份，包括职位和资历，是选举人得以有选举权的条件。职位和资历不够条件，就不得参加选举。一般说来，汉代享有选举权者均为二千石以上的长吏。汉法，郡国守相视事满一岁者始有察举的资格。东汉顺帝时始令郡国守相不满岁亦可察举。选举人的责任，自秦以来就有法律上的严格规定，即《史记·范雎列传》所谓“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汉承秦制，选任得人与否，选举者和被选举者要负连带责任，功罪赏罚相同。东汉初年，为了纠正选举不实，曾一再颁布诏书，申明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两汉因举非其人而坐罪者为数不少，或贬秩、或左迁，或削职，或被刑。反之，如果选举得人，举者要受到嘉奖。
3.被选举人的条件。汉代对于被选举人的条件也有法律规定。如上述所引“四科取士”即是其德才方面的标准和条件。
另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还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包括家庭出身、秩位、年龄、资历、体格等等。如高后、孝惠之时规定，商人子孙不得为吏①，桓帝之时，“臧吏子孙，不得察举”②。这是家庭出身的限制。宣帝时诏令，吏六百石以上勿得举为廉吏③，这是秩位上的限制。安帝时诏令，三署郎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①；顺帝时诏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乃得参选②，这是资历的限制。东汉又规定有金痍痼疾者不得举为博士③，这是身体条件的限制。这些具体条件的规定既非常制，也非一成不变的教条，有时因某种政策的改变或特殊的关系，也可酌情作必要调整。如武帝时由于财政的需要，起用盐铁商为官，就打破了汉初商人不得为官的规定。
①《通典·选举典》。
②《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韦贤传》。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③《后汉书·后帝纪》。
④《后汉书·陈宠传》。
⑤《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⑥《汉书·赵广汉传》。
⑦《后汉书·童恢传》。
①《汉书·何并传》。
②《后汉书·袁安传》。
①《史记·叔孙通列传》。
②《水经·漯水注》。
③《汉书·儒林传》。
①《汉书·王尊传》注引《汉仪注》。
①均见《汉书》本传。
②《后汉书·伏湛传》。
③《后汉书、黄琬传》。
①《史记·平准书》。
②《后汉书·桓帝纪》。
③《汉书·宣帝纪》。
①《后汉书·安帝纪》。
②《后汉书·顺帝纪》。
③《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