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门阀世族的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发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首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族、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门阀世族的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章帝时有一诏书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刚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发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荀彧，荀彧就是颖川的世家名门。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①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

　　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滴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王弘的话，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赃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汗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尚书王淮之说：“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宋书·王弘传》）。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南齐书·竟陵王于良传》）。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南齐时，世族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优不得共坐。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之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

　　从这几个故事看，门阀世族同庶族不相交接是很清楚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姓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

　　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地位和身分，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在这一点上，豪门大姓也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具有世族的那些特权，他们同世族的身分就不同了。

　　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土地。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谢家，“谢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徽传》）。宋时的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沈庆之一夜携子孙徒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宋书·沈庆之传》）。常为史家所举的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灵符传》）。

　　田园之外，他们也与东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封占山泽。如《宋书·羊玄保传》载：“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这些世族和豪门族的大土地所有，常是几代不衰的。东晋时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的谢混家，刘宋时仍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到谢混之妻晋陵公主死时，仍是“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徽传》）。

　　北朝高门大姓也都占有大量土地。如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李灵甫传》）。一般说来，北方未垦殖的荒地比较多，劳动人手比土地更重要。有了人，土地容易解决。所以争夺人口，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突出。

　　当然，这是就南北双方的情况对比而言的，专就北方说，也不是没有土地争夺。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度实行以前，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出现了。《魏书·李安世传》就说在均田制实行前“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的上疏说的更详细。他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岂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北齐时，土地兼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关东风俗传》载：“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富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通典》卷二引）。

　　官府的户口争夺

　　门阀世族和豪门的依附民是不交纳租税不服徭役的，其结果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当然其时还有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或豪门家籍的流民，有时流民数量还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世家、豪门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从官府的立场上说，把依附民夺回来变为编户，这是对世族和豪门的尖锐斗争。

　　东晋南渡，流民过江者“多庇大姓以为客”。由于“编户虚耗”的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南方地方官的治绩之一就是查出豪族大姓私藏人口。如《晋书·颜含传》载：“（含）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又如山遐为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口归者三万余口。这些地方官吏都代表了朝廷的利益，与世族和豪门争夺人口。东晋南朝，实行过几次土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桓温主政下的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的庚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世族和豪门荫庇和挟藏下的依附民户夺回来编入郡县户籍。土断的实质，就是国家向世族和豪门争夺户口。

　　南朝对户口荫附打击得最严厉的是刘裕。《宋书·武帝纪中》：“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年史司马休之。”晋、宋之际是南朝门阀世族势力升降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政治上有实权，而且还掌握兵权。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王敦以后，王氏已无人掌兵。庾氏在庾翼以后，后继无人。桓氏在荆楚势力最大，桓玄被刘裕消灭后，在荆州还挣扎过一段时间。谢氏顽强地抓住兵权不放，最后也被刘宋打垮。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坞堡主都拥兵自守。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只要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承认其领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存在是承认的。因而世族和豪门荫附人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而且发展着的。与此同时，官方对世族和豪门的户口争夺，一直是在发展着的。石勒时期，中原地区到处是坞堡组织。石勒在幽冀地区稍能立足之后，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晋书·石勒载记上》）。前燕慕容时，也有一次对荫附户口进行的争夺。《晋书·慕容载记》：“仆射悦绾言于曰：太宰（指慕容评）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出户二十余万。”这次斗争是激烈的。慕容评对悦绾怀恨在心，不久就把他暗杀掉。南燕慕容德时，尚韦韩上疏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可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慕容德采纳了韩的建议，检查出来荫附户五万八千。当时南燕只有青齐之地，五万八千户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北魏三长制的建立，也是由“民多荫附”引起的。荫附者皆无官役，却要受地主的征敛。三长制正是官方争夺户口的手段。

　　北周武帝对荫附户口的禁令，很严厉。他制定的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

　　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晚期强调君权集中的皇帝。他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旨在加强军队和皇帝的关系。他对他弟弟齐王宪的侍读裴文举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只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臣。”《北周书·齐王宪传》）周武帝所说的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的一弊，实即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依附意识。周武帝解释《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一人者止据天子”，正是封建君主对门阀世族分割权力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因素的孕育。从东汉开始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及有关的封建特权，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至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也就随着走上了下坡路。

　　

　　①参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