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 第一节 晋武帝①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
坐享父祖之业
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司马炎祖上的很多人在汉世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入仕曹魏，历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先后任相府主簿、御史中丞、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等职。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乘魏帝曹芳和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拜祭高平陵（曹睿陵墓）之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亲信，开始操纵大权。此后，司马懿一面在官僚、士族之中搜罗党羽，一面用残酷的手段消灭曹魏王室势力。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司马炎的伯父司马师继续执政。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另立曹髦，并亲自带兵击败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的联军反抗。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始专国政。司马昭除在朝内进一步清除拥曹力量外，还派军队镇压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制造的兵乱。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授意党羽贾充、成济将曹髦杀死，改立曹奂为新的傀儡皇帝。景元三年（263）春，司马昭兵发三路进攻蜀国。在捷报频传的时刻，司马昭加紧废魏自立的准备工作。当年十月，他担任相国职务并晋位为晋公，接受“九锡”（古代帝王为尊崇礼遇有大功的臣下而赐予的车马、衣物、卫兵等物，共九项。在后世，受九锡已成为权臣篡位前的必要程序）。次年七月，司马昭胁迫魏帝晋升他为晋王，同时命令党羽荀彧、贾充、裴秀分别主持制定礼仪、法律和官制，并在封国之内开始设置百官，王室子孙爵命皆如帝者之仪。至此，司马氏代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咸熙二年（265）八月，正准备称帝的司马昭突然病死。于是，改朝换代的主角便改由晋王的世子司马炎扮演。
虽然司马炎在司马昭的诸子中处于嫡长子的地位，但是他的世子权力却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司马昭更为喜爱学识渊博有才能的次子司马攸。司马昭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表示天下是景王（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司马炎极力拉拢、巴结父亲身边的要臣，通过他们为自己说好话、作手段，才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正式被确立为世子。在此之前，司马炎曾在曹魏政府中担任过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假节、中抚军等职务，初封爵为北平亭侯，后改封为新乡侯。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又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等到司马昭去世，司马炎遂继为相国和晋王，总揽全国军政大权。
咸熙二年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退位的魏帝被司马炎封作陈留王，从洛阳徙至邺城，曹魏亡国。这一年，司马炎三十岁。
改章易制，多所变革
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马炎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马炎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泰始元年、二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1、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2、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3、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象傅玄、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4、提倡节俭。他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乐府排演开支较大的靡丽百戏，停止有司制作各种游戏田猎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间，故史称《泰始律》。
《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开始编修到是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二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晋书·刑法志》）。
《泰始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西晋地主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泰始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
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因为，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司马炎为了稳固帝位，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地照顾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只要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以山涛为首的达官贵人强占官田，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把参与其间的一个县令处决，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这年九月，司马炎解除了镇戍淮南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石苞靠投靠司马氏集团起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参与平定诸葛诞的兵变和劝说魏帝禅让而有功于司马炎。自从平定诸葛诞以后，石苞一直代镇淮南，已达十一年之久。淮南驻军士马强盛，靠近东吴前线，石苞又久著威名，这使司马炎十分不安。司马炎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优容功巨勋贵，但是绝不允许他们控制重兵，构成对政权的威胁。恰巧，石苞与淮北监军王琛不合。王琛密表洛阳，声称石苞私通东吴。同时，荆州刺史胡烈也上表说，东吴人准备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石苞听到风声后已开始筑垒遏水进行设防。一连串的消息加深了司马炎的疑虑。他对羊祜说：每次吴人进犯，常东西相应。这次偏师北上，难道石苞真要造反吗？于是司马炎以“不料贼势，劳扰百姓”的罪名将石苞免职，并派出宗室司马望率领大军开赴淮南，以防不测。石苞预先知道消息，主动放弃兵权，到寿春的都亭等候处理。司马炎这才松下心来，对石苞不再追究。
司马炎解除石苞的兵权，除出于对石苞的戒心，还有比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孙吴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国力日衰，人心思乱。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他把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坐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宗室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统领王国卫队。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到襄阳后，他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
河西之乱与平吴决策
泰始六年（270）六月，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秦州刺史胡烈镇压失败，被杀。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河西鲜卑活动的区域，大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县），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同汉人杂居。司马炎担心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的目的。
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是因受到汉族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蜀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与汉人一样的赏赐，遂铤而走险。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另一宗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起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造反，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纪恺给他出主意说：只有安排象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素有宰相之称。贾充与侍中兼中书监荀勖、越骑将军冯紞等人朋比为奸，操纵朝政。任恺是他们的反对派，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结亲。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氏，又在皇帝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司马炎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贾充由此而免去了西征之苦。
这时，被司马炎派到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陆抗出任。陆抗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子，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军事家。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人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
泰始十年（274），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羊祜的建议遭到贾充、荀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地区的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有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1）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始命令诸王就国。他按照户邑的多少，把王国分为三等。“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目的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资治通鉴》卷八十）。由于这一部分宗王“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汝南王亮传序》），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权力过重，野心膨胀，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这样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中书令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现在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
杜预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明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他在益州为准备灭吴大造舰船，至此已有七年。王濬说，他造的船有的已开始朽烂了，自己年纪已到七十，死亡无日，实在不愿再白耗光阴，请求皇帝切勿坐失良机。
司马炎被说服了，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他把中书令张华找来对弈，以条理思绪。恰巧杜预的又一份请战奏疏送到，一直主张灭吴的张华把棋局一推，说什么也不肯下了。他极力催促司马炎当机立断，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命令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灭吴大局，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他发布诏书，下令以六路大军，二十万众，大举进攻吴国。这六路是：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为第一，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为第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为第三，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为第四，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为第五，龙骧将军王濬等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为第六。
十分滑稽的是，司马炎选定的平吴主帅竟是贾充。贾充虽反对此次用兵，但却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如果你不受命，我只好亲行了。贾充无法，只得承命。
在大举伐吴的同时，被司马炎派到西部参与平定少数民族动乱的讨虏将军马隆连续告捷。
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咸宁五年（279）正月，他又攻陷凉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传来，司马炎坐卧不宁，对臣下叹气说：你们有谁能为我讨平西方啊？宫内宿卫官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选武器，司马炎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年十一月，马隆带领三千五百名募兵渡过温水，与秃发树机能的几万人大军展开激战。由于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谋，结果连战连胜，不但收复武威，还迫降一部分附属于秃发的河西鲜卑。十二月，秃发树机能被马隆击溃后，不幸为下属所杀。轰轰烈烈的河西鲜卑人的反晋斗争遂告失败。
完成一统大业
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
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太康元年，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这一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后人批评司马炎的这一措施与造成“永宁（301）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资治通鉴》卷八一）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颁行占田荫客制
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法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还规定，课田五十亩，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曰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为賨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淫，世风日下
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淫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对此不满。太康三年（282）车骑将军傅咸上书猛烈抨击上层社会崇尚奢华的风气，要求司马炎对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物质财富的匮乏。奢侈浪费对于社会的危害比天灾还要厉害。傅咸认为，要想让人们祟尚节俭，必须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么浪费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实际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对司马炎提出批评。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太康三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据史书记载，太康初年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主要应归结于劳动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
立嗣风波
太康三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的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他除享乐之外，什么事也不懂，闹出的笑话很多。有一次，司马衷游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者说：“这个叫唤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后来听到天下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不少，他竟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被人们推崇为有三公之才，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是有野心的女人，当然不甘心权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誊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去了。
而那个司马攸也确实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作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拥戴。他们希望接替司马炎皇位的是司马攸，而不是那位白痴太子。
司马炎嫉恨司马攸的才干与威望。对于司马炎想传位于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尸居其位，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
无法收拾的身后事
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反对司马炎选官用人的标准，要求废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汉时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职务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归纳出八种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败，“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当时，赞同刘毅建议的大臣还有卫瓘、李重等人。司马炎虽然肯定他们的意见，但是由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已成为西晋的既定国策，他自然不会因此废除这一被士族视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称为匈奴南单于的嫡系。东汉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一带。曹魏分匈奴为五部，以酋长为部帅，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强。司马炎代魏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落，分别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以上。刘渊在其父刘豹死后，已自代为左部帅，司马炎的任命使刘渊的职务正式得到西晋政府的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司马炎下诏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东部鲜卑慕容人的酋长。魏初慕容人进入辽西，到西晋时又迁至辽东郡北，后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迁到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一带。
魏晋时期，除匈奴屠各族、鲜卑慕容部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旧史上把他们归纳为“五胡”，即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封建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去打仗。由于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内迁的少数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营垒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但是他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却毫无措施，致使死后不久，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痛苦，终于起而反抗。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这一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到处抢掠，野蛮烧杀，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刘渊、慕容廆都是那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刚刚五十四岁，由于极意声色，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杨骏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是司马炎继后杨氏的父亲，出身于弘农大族。他专权好利，与其弟杨珧、杨济权势熏灼，有“三杨”之称。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杨骏乘机将皇帝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十分生气，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杨氏假借司马炎的旨意发布以杨骏独自输政的诏书，并催促司马亮上路。
四月，司马炎病死。临死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
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杨骏开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录尚书事诸职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武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以上引文出自《晋书·刘毅传》。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
坐享父祖之业
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司马炎祖上的很多人在汉世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入仕曹魏，历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先后任相府主簿、御史中丞、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等职。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乘魏帝曹芳和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拜祭高平陵（曹睿陵墓）之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亲信，开始操纵大权。此后，司马懿一面在官僚、士族之中搜罗党羽，一面用残酷的手段消灭曹魏王室势力。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司马炎的伯父司马师继续执政。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另立曹髦，并亲自带兵击败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的联军反抗。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始专国政。司马昭除在朝内进一步清除拥曹力量外，还派军队镇压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制造的兵乱。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授意党羽贾充、成济将曹髦杀死，改立曹奂为新的傀儡皇帝。景元三年（263）春，司马昭兵发三路进攻蜀国。在捷报频传的时刻，司马昭加紧废魏自立的准备工作。当年十月，他担任相国职务并晋位为晋公，接受“九锡”（古代帝王为尊崇礼遇有大功的臣下而赐予的车马、衣物、卫兵等物，共九项。在后世，受九锡已成为权臣篡位前的必要程序）。次年七月，司马昭胁迫魏帝晋升他为晋王，同时命令党羽荀彧、贾充、裴秀分别主持制定礼仪、法律和官制，并在封国之内开始设置百官，王室子孙爵命皆如帝者之仪。至此，司马氏代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咸熙二年（265）八月，正准备称帝的司马昭突然病死。于是，改朝换代的主角便改由晋王的世子司马炎扮演。
虽然司马炎在司马昭的诸子中处于嫡长子的地位，但是他的世子权力却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司马昭更为喜爱学识渊博有才能的次子司马攸。司马昭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表示天下是景王（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司马炎极力拉拢、巴结父亲身边的要臣，通过他们为自己说好话、作手段，才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正式被确立为世子。在此之前，司马炎曾在曹魏政府中担任过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假节、中抚军等职务，初封爵为北平亭侯，后改封为新乡侯。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又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等到司马昭去世，司马炎遂继为相国和晋王，总揽全国军政大权。
咸熙二年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退位的魏帝被司马炎封作陈留王，从洛阳徙至邺城，曹魏亡国。这一年，司马炎三十岁。
改章易制，多所变革
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马炎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马炎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泰始元年、二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1、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2、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3、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象傅玄、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4、提倡节俭。他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乐府排演开支较大的靡丽百戏，停止有司制作各种游戏田猎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间，故史称《泰始律》。
《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开始编修到是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二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晋书·刑法志》）。
《泰始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西晋地主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泰始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
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因为，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司马炎为了稳固帝位，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地照顾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只要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以山涛为首的达官贵人强占官田，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把参与其间的一个县令处决，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这年九月，司马炎解除了镇戍淮南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石苞靠投靠司马氏集团起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参与平定诸葛诞的兵变和劝说魏帝禅让而有功于司马炎。自从平定诸葛诞以后，石苞一直代镇淮南，已达十一年之久。淮南驻军士马强盛，靠近东吴前线，石苞又久著威名，这使司马炎十分不安。司马炎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优容功巨勋贵，但是绝不允许他们控制重兵，构成对政权的威胁。恰巧，石苞与淮北监军王琛不合。王琛密表洛阳，声称石苞私通东吴。同时，荆州刺史胡烈也上表说，东吴人准备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石苞听到风声后已开始筑垒遏水进行设防。一连串的消息加深了司马炎的疑虑。他对羊祜说：每次吴人进犯，常东西相应。这次偏师北上，难道石苞真要造反吗？于是司马炎以“不料贼势，劳扰百姓”的罪名将石苞免职，并派出宗室司马望率领大军开赴淮南，以防不测。石苞预先知道消息，主动放弃兵权，到寿春的都亭等候处理。司马炎这才松下心来，对石苞不再追究。
司马炎解除石苞的兵权，除出于对石苞的戒心，还有比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孙吴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国力日衰，人心思乱。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他把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坐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宗室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统领王国卫队。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到襄阳后，他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
河西之乱与平吴决策
泰始六年（270）六月，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秦州刺史胡烈镇压失败，被杀。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河西鲜卑活动的区域，大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县），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同汉人杂居。司马炎担心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的目的。
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是因受到汉族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蜀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与汉人一样的赏赐，遂铤而走险。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另一宗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起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造反，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纪恺给他出主意说：只有安排象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素有宰相之称。贾充与侍中兼中书监荀勖、越骑将军冯紞等人朋比为奸，操纵朝政。任恺是他们的反对派，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结亲。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氏，又在皇帝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司马炎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贾充由此而免去了西征之苦。
这时，被司马炎派到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陆抗出任。陆抗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子，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军事家。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人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
泰始十年（274），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羊祜的建议遭到贾充、荀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地区的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有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1）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始命令诸王就国。他按照户邑的多少，把王国分为三等。“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目的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资治通鉴》卷八十）。由于这一部分宗王“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汝南王亮传序》），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权力过重，野心膨胀，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这样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中书令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现在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
杜预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明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他在益州为准备灭吴大造舰船，至此已有七年。王濬说，他造的船有的已开始朽烂了，自己年纪已到七十，死亡无日，实在不愿再白耗光阴，请求皇帝切勿坐失良机。
司马炎被说服了，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他把中书令张华找来对弈，以条理思绪。恰巧杜预的又一份请战奏疏送到，一直主张灭吴的张华把棋局一推，说什么也不肯下了。他极力催促司马炎当机立断，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命令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灭吴大局，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他发布诏书，下令以六路大军，二十万众，大举进攻吴国。这六路是：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为第一，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为第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为第三，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为第四，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为第五，龙骧将军王濬等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为第六。
十分滑稽的是，司马炎选定的平吴主帅竟是贾充。贾充虽反对此次用兵，但却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如果你不受命，我只好亲行了。贾充无法，只得承命。
在大举伐吴的同时，被司马炎派到西部参与平定少数民族动乱的讨虏将军马隆连续告捷。
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咸宁五年（279）正月，他又攻陷凉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传来，司马炎坐卧不宁，对臣下叹气说：你们有谁能为我讨平西方啊？宫内宿卫官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选武器，司马炎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年十一月，马隆带领三千五百名募兵渡过温水，与秃发树机能的几万人大军展开激战。由于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谋，结果连战连胜，不但收复武威，还迫降一部分附属于秃发的河西鲜卑。十二月，秃发树机能被马隆击溃后，不幸为下属所杀。轰轰烈烈的河西鲜卑人的反晋斗争遂告失败。
完成一统大业
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
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太康元年，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这一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后人批评司马炎的这一措施与造成“永宁（301）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资治通鉴》卷八一）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颁行占田荫客制
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法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还规定，课田五十亩，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曰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为賨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淫，世风日下
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淫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对此不满。太康三年（282）车骑将军傅咸上书猛烈抨击上层社会崇尚奢华的风气，要求司马炎对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物质财富的匮乏。奢侈浪费对于社会的危害比天灾还要厉害。傅咸认为，要想让人们祟尚节俭，必须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么浪费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实际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对司马炎提出批评。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太康三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据史书记载，太康初年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主要应归结于劳动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
立嗣风波
太康三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的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他除享乐之外，什么事也不懂，闹出的笑话很多。有一次，司马衷游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者说：“这个叫唤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后来听到天下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不少，他竟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被人们推崇为有三公之才，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是有野心的女人，当然不甘心权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誊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去了。
而那个司马攸也确实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作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拥戴。他们希望接替司马炎皇位的是司马攸，而不是那位白痴太子。
司马炎嫉恨司马攸的才干与威望。对于司马炎想传位于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尸居其位，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
无法收拾的身后事
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反对司马炎选官用人的标准，要求废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汉时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职务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归纳出八种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败，“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当时，赞同刘毅建议的大臣还有卫瓘、李重等人。司马炎虽然肯定他们的意见，但是由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已成为西晋的既定国策，他自然不会因此废除这一被士族视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称为匈奴南单于的嫡系。东汉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一带。曹魏分匈奴为五部，以酋长为部帅，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强。司马炎代魏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落，分别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以上。刘渊在其父刘豹死后，已自代为左部帅，司马炎的任命使刘渊的职务正式得到西晋政府的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司马炎下诏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东部鲜卑慕容人的酋长。魏初慕容人进入辽西，到西晋时又迁至辽东郡北，后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迁到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一带。
魏晋时期，除匈奴屠各族、鲜卑慕容部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旧史上把他们归纳为“五胡”，即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封建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去打仗。由于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内迁的少数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营垒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但是他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却毫无措施，致使死后不久，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痛苦，终于起而反抗。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这一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到处抢掠，野蛮烧杀，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刘渊、慕容廆都是那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刚刚五十四岁，由于极意声色，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杨骏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是司马炎继后杨氏的父亲，出身于弘农大族。他专权好利，与其弟杨珧、杨济权势熏灼，有“三杨”之称。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杨骏乘机将皇帝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十分生气，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杨氏假借司马炎的旨意发布以杨骏独自输政的诏书，并催促司马亮上路。
四月，司马炎病死。临死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
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杨骏开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录尚书事诸职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武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以上引文出自《晋书·刘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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