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郗鉴、温峤50000047_0360_0①
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士族高门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剧，一反西晋时的颓风，励精图治，奋励向上。士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郗鉴和温峤就是为稳定当时政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抗胡名将
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虑，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家是有儒学渊源的。郗鉴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晋书·羊曼传》）。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的大族。他父亲兄弟六人，并有名当世，号称“六龙”。叔父温羡西晋惠帝时为中书监。
西晋时士族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这一制度保证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又由于封建国家统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大量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当时，门阀士族中盛行着腐朽不堪极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们或是“斗富”，挥霍掉大量财物，或是饮酒狂欢，以杀女奴取乐。郗鉴虽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平日“博览经籍”，“吟咏不倦”。温峤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从这些记载看，他们两人奉行的还是正统儒学。
郗鉴年轻时虽有名望却“不应州命”。八王之乱中，他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温峤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而奏之，京都振肃”。西晋政治极其腐败。官吏嗜财如命、贪赃枉法成为风气，以至公开抢劫。士族高门孜孜于禄位，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郗鉴、温峤虽厕身官场，却还能卓然处世，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们后来在抵抗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乱，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而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匈奴刘渊、羯人石勒以反晋为号召起兵，胡、汉人民纷纷响应。随着刘、石势力的壮大，他们志欲建立胡族统治政权的野心也愈来愈膨胀，变反抗西晋的残酷统治为对汉族人民的屠杀。“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西晋愍、怀二帝被俘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会矛盾也就成为汉族人民反抗胡族统治者残酷屠杀及奴役的斗争。
为了躲避胡族统治者的屠杀，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较安定的长江以南。“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而那些一时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晋官吏、地方大族、豪强则纷纷部勒宗族、部曲筑起坞堡自保。这些结坞自保的坞主多以东晋为“正朔”，并积极与刘、石作战，所以周围的汉族人大量地投入坞堡避难。一时间，这些坞堡成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进攻、广大汉族人民团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乱中，诸王百般拉拢名士壮大力量。赵王伦、东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鉴为掾，他都借故推辟。温峤这一时期的情况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乱中他们却成了抵抗刘、石的有名将领。
八王之乱后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参加混战，率并州军民东下冀州。在并州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的刘渊趁机将他的势力扩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于刘渊的屠杀和掠夺，并州地区已完全残破。并州治所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晋书·刘琨传》）。光熙元年（306）并以刺史刘琨为收复刘渊控制的并州，以温峤为掾属，招募千余人进入并州。“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由于刘琨、温峤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并州站住脚，并在晋阳“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晋书·刘琨传》），迅速扩大了势力。骄横一时的刘渊不得不将都城从离石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以避刘琨、温峤。
郗鉴在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之乱起，郗鉴与乡里千余家避难鲁国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据山自保。郗鉴被推为坞主。在邹山，郗鉴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
当时刘渊、石勒铁骑在北方纵横驰骋，攻城屠邑，许多坞主因刘、石军事压力而相继与其合作。郗鉴、温峤在那样艰难困苦 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北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江东政治形势的变化，温峤、郗鉴相继渡江来到江南。
平定王敦、苏峻之乱
东晋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西晋灭吴后，江东地方大族并不甘心他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原士族。江东之地西晋时期虽有重兵镇守，反叛仍时有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人源源过江，使这里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起来。东晋初年，南北士族间的斗争，士族地方势力与皇权的斗争交替发生，使东晋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乱，造成东晋严重的政治危机。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
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在建康，王敦总揽朝权，诛杀朝士，改易百官，并欲废立太子。不但造成东晋严重危机，也使北方抗胡斗争连连受挫。已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趋尖锐，“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忧愤发病而死。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资治通鉴》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东晋内乱迭起、抵御胡人南下的防线节节南撤的情况下，温峤和郗鉴先后来到江南。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由于赵渊、石勒等以反晋名义起兵进行民族仇杀，广大汉族人民也就以晋室作为民族旗帜。西晋灭亡，东晋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温峤为刘琨所遣，携表劝进，来到建康。司马睿登基后，他被留在江南。后为太子司马绍属官，“太子与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是在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他诛杀异己，连一些没介入王、马之争的江东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东士族的不满。其时，势力单薄的江东士族要摆脱受制于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势力结合起来。他们看到郗鉴将是一个有力的合作者。江东士族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条）。
郗鉴迅速过江，表面上由元帝下诏，而实际上是得到王敦同意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北方广大汉族人民将司马氏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民族旗帜，这是王敦篡晋的最大障碍。郗鉴作为北方抗胡名将，在南北方颇有影响。若能得到郗鉴的支持，必能缓和反对情绪。由于王敦与郗鉴过去同居司马越府，所以他认为凭过去的关系会得到郗鉴支持的。但是王敦打错了算盘。
郗鉴过江后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东晋诸帝中，唯明帝能有所作为。他看到郗鉴过江后朝廷中正在出现一个南北士族联合反对王敦的政治形势，看到郗鉴、温峤、纪瞻等人是他联系反对王敦势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特别予以重视。“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威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明帝这一做法是想改变建康自元帝以来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局面。这引起了王敦的猜疑。王敦要求改授郗鉴为尚书令，明帝只得召郗鉴还朝。途径姑孰，为王敦扣留，因郗鉴声望甚高，敦未敢加害，只得放还。郗鉴回建康后即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当时王敦耳目遍及朝廷内外，郗鉴这样做是担很大的风险。随着王敦与明帝对垒的形势越来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郗鉴之后又有王导、王舒、温峤、应詹等与明帝谋讨王敦。由于得到这些士族的赞同，明帝才下决心先出兵讨伐。可见在这一点上郗鉴的胆识过人。
温峤在明帝即位后任侍中。因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机密大谋皆所参综”。王敦不愿明帝身边有这样一个智囊，便将温峤调到他身边做左司马，以图温峤为他效力。温峤伪与王敦亲近，参与密谋，附其所欲，颇得王敦信任。及丹阳尹缺，为在京师多设耳目，王敦使温峤出任。温峤得由此还都，随即向明帝报告了王敦的意图，使建康方面先有准备。后王敦发现受骗，气得下令要活捉温峤，亲自处决他。
太宁二年（324），明帝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当时王敦已不能率军，派其兄王含、钱凤等率五万大军自武昌顺流而下。王含大军兵临城下，明帝等据城为守，情况和永昌元年时如出一辙。但王含军队终被击溃。这除了因王敦病死其内部出现变化外，在军事上建康方面得力于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王含等企图利用建康守备力量薄弱，在逼近建康时偃旗息鼓，突袭攻城。温峤率军烧掉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桥，并夹水与战，败王含，挫其锐气。争取了时间使外援军队进入建康。
第二，王含大军来攻，郗鉴建议明帝火速调兵入卫建康。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等带兵赶到，增加了建康兵力。《资治通鉴》述及此事，胡三省注云：“以敦、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以台中现兵抗之，是复周、戴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可见这一建议对保住建康、最后击破王含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又有人建议乘王含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明帝亲率兵出战。王含兵精将勇，又有顺流之势，冒然出战，必有很大的危险牲。郗鉴向明帝分析了两边人心向背的情况；王敦过去对建康周围抢掠，百姓人人痛恨，王敦倾巢出动要求速战，我们则应坚守避战。时间一久，义军必起，王含必败。明帝听从了郗鉴的建议。后来形势果如郗鉴所预料。
第三，明帝注意到江东士族对王敦的不满，对他拉拢江东士族的重要渠道纪瞻特别重视。“纪瞻受领军（将军），会钱凤作逆，诏上殿参定谋策事’（《北堂书钞》卷六四引王隐《晋书》）。永昌元年王敦自上游攻建康，派其死党沈充攻三吴，形成对建康的两面合击。后沈充被安插在吴郡任内史，作为王敦控制建康及东部地区的踏板。当王含兵临建康时，三吴的江东士族纷纷起兵攻击沈充。会稽大族虞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晋书·虞潭传》）。三吴的“义军”兴起，根据改变了建康两面受敌的形势，对于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郗鉴和温峤起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卷九二明帝太宁二年条述及温峤、郗鉴二人支持明帝讨灭王敦事，胡三省在此注云：“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胡三省这一见解确有见地。
王敦之乱平，东晋危机总算渡过。温峤和郗鉴的地位也在上升。明帝死，郗鉴、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受顾命，辅佐五岁的成帝。咸宁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又举兵入建康，使东晋才安定不久的政局再次动荡起来。郗鉴、温峤又为平定苏峻之乱做出重要贡献。
成帝继位后大权掌握在外戚庾亮手中。庾亮专权，但外重内轻的情况并未有什么改变。他感到对朝廷也是对他的威胁主要是居上游的荆州刺史陶侃和历阳内史苏峻。陶侃据上流，握强兵。苏峻本为北方豪强。永嘉之乱中他聚众数千家结坞自保。后率众渡江。平王敦中他立功，被朝廷寄以江外之任，镇历阳。“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资治通鉴》卷九三成帝咸和元年条）。因此，庾亮使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西防陶侃。同时下诏征苏峻入朝，以夺其兵权。苏峻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联络对庾亮不满的祖约，咸和二年（327）在历阳起兵，率二万人渡江，直攻建康。庾亮征苏峻时，很多人指出历阳距建康仅一江之隔，一旦苏峻反叛，建康则危在旦夕；温峤亦屡次写信劝阻，庾亮皆不听。结果苏峻攻陷建康，庾亮仓皇外逃，成帝则被苏峻控制在手。
苏峻攻进建康，又一次造成东晋政局动荡。苏峻为北方豪强，他把持朝政，亲戚徒党皆至大官，损害了南北高门士族的利益。各地刺史、郡守纷纷起兵。温峤、郗鉴成为讨伐苏峻的核心人物。
建康陷落后，徐州刺史郗鉴在广陵起兵渡江击苏峻。温峤联络荆州刺史陶侃，并推陶侃为盟主，合军四万，自上游而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虞潭等在三吴起兵，有众约三万。当时诸路勤王兵力数倍于苏峻，又将形成对建康的东西合围，但战争并不顺利。
苏峻在起兵前联络了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苏峻所统将士多是随苏峻渡江的北方流民。这些人长时间在北方从战，已形成极为骁勇善战的武装集团。而祖约部下是祖逖在北伐中扩充起来的，更是能攻善战。所以，尽管苏峻军队数量少，形势上又处于不利，但仍“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惧”（《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以至很多人认为苏峻“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因累战不胜“亦惮之”。
正在这紧要关头，陶侃为保存实力突然提出率军西归荆州。温峤力劝陶侃应以翦除凶逆、安定社稷为重，同时严正指出临阵撤军是“沮众败事”，惹犯众怒“义旗将回指于公矣”（《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这时温峤部将毛宝攻破句容等苏峻储粮地，峻军乏食，陶侃才决定留下与温峤合力作战。
苏峻的粮储被烧，遂倾力东攻，企图打通通向三吴的道路。在京口一带奋力阻击苏峻的是郗鉴。建康粮食全仰仗三吴地区供应。郗鉴在广陵起兵时，即派人告诉温峤注意切断三吴通向建康的粮运。吴兴太守虞潭、会稽内史王舒起兵攻苏峻，屡为所败。陶侃即命虞潭、王舒等皆受郗鉴节度，使郗鉴坚守京口及外围大业诸垒。苏峻遣其将急攻大业垒，垒中乏食，人饮粪汁。京口震动。郗鉴部下劝郗鉴避峻军北返广陵，被他严词拒绝。京口坚守对于消灭苏峻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苏峻在缺粮的情况下得不到三吴粮食的接济，加速了其内部瓦解。同时也有效地防止苏峻放弃建康进入三吴的可能，保证了江南粮仓免遭战乱破坏。其次，由于京口的坚守，东军和西军对苏峻的包围已经形成。苏峻的活动区域仅局限在建康一个狭小的范围，在频繁的战斗中粮食、兵源都得不到补充，彻底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次战斗中，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峻军失去主帅，内部随即大乱。在东、西军的合力攻打下，历时二年的苏峻之乱很快被平息。
稳定东晋政局的功臣
苏峻之乱平后，朝廷论功封赏。陶侃以“盟主”排在第一。郗鉴、温峤分居第二、第三。郗鉴官至侍中、司空，温峤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四年条）。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士族势力强大。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温峤尽管在平定两次内乱中功绩卓著，且大乱之后居中辅政又是众望所归，但他坚辞不就。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他与其他权臣之间的摩擦，对于东晋政局的安定显然有积极作用。咸和四年（329）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死，年仅四十二岁。“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
郗鉴从苏峻之乱平定的咸和四年（329）起到咸康五年（339）的十年间，一直以徐、兗刺史的身份镇京口。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已充分显示出来。永嘉之乱中，淮河下游一带的汉族人民避难渡江，多居住在京口及其附近。咸和四年，郗鉴又将江北的很多流民迁到这一地区。大量的北方流民为郗鉴补充了许多骁勇的士兵。加之郗鉴致力经营，使这一地方的政治、军事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所以，郗鉴能以他特有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制止了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
在平定王敦、苏峻两次内乱后，江东士族的政治实力大增。尤其是陶侃，苏峻之乱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其权势在南士中绝无仅有，东晋一朝也不多见。时成帝幼小王导执政，陶侃“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尝欲起兵废导，因郗鉴不从而止”（《晋书·庾亮传》）。陶侃死后，庾亮任荆州刺史，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晋书·王导传》），与辅政的王导矛盾日趋尖锐。庾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晋书·庾亮传》），也因郗鉴不许而未敢贸然兴兵。由于郗鉴制止了这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对于保证东晋政局在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定是有重要作用的。咸康五年（339）郗鉴病故，时年七十一岁。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郗鉴传》及《温峤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
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士族高门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剧，一反西晋时的颓风，励精图治，奋励向上。士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郗鉴和温峤就是为稳定当时政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抗胡名将
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虑，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家是有儒学渊源的。郗鉴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晋书·羊曼传》）。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的大族。他父亲兄弟六人，并有名当世，号称“六龙”。叔父温羡西晋惠帝时为中书监。
西晋时士族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这一制度保证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又由于封建国家统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大量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当时，门阀士族中盛行着腐朽不堪极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们或是“斗富”，挥霍掉大量财物，或是饮酒狂欢，以杀女奴取乐。郗鉴虽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平日“博览经籍”，“吟咏不倦”。温峤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从这些记载看，他们两人奉行的还是正统儒学。
郗鉴年轻时虽有名望却“不应州命”。八王之乱中，他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温峤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而奏之，京都振肃”。西晋政治极其腐败。官吏嗜财如命、贪赃枉法成为风气，以至公开抢劫。士族高门孜孜于禄位，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郗鉴、温峤虽厕身官场，却还能卓然处世，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们后来在抵抗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乱，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而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匈奴刘渊、羯人石勒以反晋为号召起兵，胡、汉人民纷纷响应。随着刘、石势力的壮大，他们志欲建立胡族统治政权的野心也愈来愈膨胀，变反抗西晋的残酷统治为对汉族人民的屠杀。“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西晋愍、怀二帝被俘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会矛盾也就成为汉族人民反抗胡族统治者残酷屠杀及奴役的斗争。
为了躲避胡族统治者的屠杀，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较安定的长江以南。“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而那些一时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晋官吏、地方大族、豪强则纷纷部勒宗族、部曲筑起坞堡自保。这些结坞自保的坞主多以东晋为“正朔”，并积极与刘、石作战，所以周围的汉族人大量地投入坞堡避难。一时间，这些坞堡成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进攻、广大汉族人民团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乱中，诸王百般拉拢名士壮大力量。赵王伦、东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鉴为掾，他都借故推辟。温峤这一时期的情况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乱中他们却成了抵抗刘、石的有名将领。
八王之乱后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参加混战，率并州军民东下冀州。在并州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的刘渊趁机将他的势力扩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于刘渊的屠杀和掠夺，并州地区已完全残破。并州治所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晋书·刘琨传》）。光熙元年（306）并以刺史刘琨为收复刘渊控制的并州，以温峤为掾属，招募千余人进入并州。“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由于刘琨、温峤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并州站住脚，并在晋阳“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晋书·刘琨传》），迅速扩大了势力。骄横一时的刘渊不得不将都城从离石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以避刘琨、温峤。
郗鉴在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之乱起，郗鉴与乡里千余家避难鲁国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据山自保。郗鉴被推为坞主。在邹山，郗鉴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
当时刘渊、石勒铁骑在北方纵横驰骋，攻城屠邑，许多坞主因刘、石军事压力而相继与其合作。郗鉴、温峤在那样艰难困苦 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北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江东政治形势的变化，温峤、郗鉴相继渡江来到江南。
平定王敦、苏峻之乱
东晋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西晋灭吴后，江东地方大族并不甘心他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原士族。江东之地西晋时期虽有重兵镇守，反叛仍时有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人源源过江，使这里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起来。东晋初年，南北士族间的斗争，士族地方势力与皇权的斗争交替发生，使东晋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乱，造成东晋严重的政治危机。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
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在建康，王敦总揽朝权，诛杀朝士，改易百官，并欲废立太子。不但造成东晋严重危机，也使北方抗胡斗争连连受挫。已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趋尖锐，“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忧愤发病而死。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资治通鉴》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东晋内乱迭起、抵御胡人南下的防线节节南撤的情况下，温峤和郗鉴先后来到江南。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由于赵渊、石勒等以反晋名义起兵进行民族仇杀，广大汉族人民也就以晋室作为民族旗帜。西晋灭亡，东晋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温峤为刘琨所遣，携表劝进，来到建康。司马睿登基后，他被留在江南。后为太子司马绍属官，“太子与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是在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他诛杀异己，连一些没介入王、马之争的江东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东士族的不满。其时，势力单薄的江东士族要摆脱受制于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势力结合起来。他们看到郗鉴将是一个有力的合作者。江东士族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条）。
郗鉴迅速过江，表面上由元帝下诏，而实际上是得到王敦同意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北方广大汉族人民将司马氏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民族旗帜，这是王敦篡晋的最大障碍。郗鉴作为北方抗胡名将，在南北方颇有影响。若能得到郗鉴的支持，必能缓和反对情绪。由于王敦与郗鉴过去同居司马越府，所以他认为凭过去的关系会得到郗鉴支持的。但是王敦打错了算盘。
郗鉴过江后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东晋诸帝中，唯明帝能有所作为。他看到郗鉴过江后朝廷中正在出现一个南北士族联合反对王敦的政治形势，看到郗鉴、温峤、纪瞻等人是他联系反对王敦势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特别予以重视。“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威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明帝这一做法是想改变建康自元帝以来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局面。这引起了王敦的猜疑。王敦要求改授郗鉴为尚书令，明帝只得召郗鉴还朝。途径姑孰，为王敦扣留，因郗鉴声望甚高，敦未敢加害，只得放还。郗鉴回建康后即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当时王敦耳目遍及朝廷内外，郗鉴这样做是担很大的风险。随着王敦与明帝对垒的形势越来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郗鉴之后又有王导、王舒、温峤、应詹等与明帝谋讨王敦。由于得到这些士族的赞同，明帝才下决心先出兵讨伐。可见在这一点上郗鉴的胆识过人。
温峤在明帝即位后任侍中。因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机密大谋皆所参综”。王敦不愿明帝身边有这样一个智囊，便将温峤调到他身边做左司马，以图温峤为他效力。温峤伪与王敦亲近，参与密谋，附其所欲，颇得王敦信任。及丹阳尹缺，为在京师多设耳目，王敦使温峤出任。温峤得由此还都，随即向明帝报告了王敦的意图，使建康方面先有准备。后王敦发现受骗，气得下令要活捉温峤，亲自处决他。
太宁二年（324），明帝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当时王敦已不能率军，派其兄王含、钱凤等率五万大军自武昌顺流而下。王含大军兵临城下，明帝等据城为守，情况和永昌元年时如出一辙。但王含军队终被击溃。这除了因王敦病死其内部出现变化外，在军事上建康方面得力于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王含等企图利用建康守备力量薄弱，在逼近建康时偃旗息鼓，突袭攻城。温峤率军烧掉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桥，并夹水与战，败王含，挫其锐气。争取了时间使外援军队进入建康。
第二，王含大军来攻，郗鉴建议明帝火速调兵入卫建康。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等带兵赶到，增加了建康兵力。《资治通鉴》述及此事，胡三省注云：“以敦、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以台中现兵抗之，是复周、戴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可见这一建议对保住建康、最后击破王含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又有人建议乘王含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明帝亲率兵出战。王含兵精将勇，又有顺流之势，冒然出战，必有很大的危险牲。郗鉴向明帝分析了两边人心向背的情况；王敦过去对建康周围抢掠，百姓人人痛恨，王敦倾巢出动要求速战，我们则应坚守避战。时间一久，义军必起，王含必败。明帝听从了郗鉴的建议。后来形势果如郗鉴所预料。
第三，明帝注意到江东士族对王敦的不满，对他拉拢江东士族的重要渠道纪瞻特别重视。“纪瞻受领军（将军），会钱凤作逆，诏上殿参定谋策事’（《北堂书钞》卷六四引王隐《晋书》）。永昌元年王敦自上游攻建康，派其死党沈充攻三吴，形成对建康的两面合击。后沈充被安插在吴郡任内史，作为王敦控制建康及东部地区的踏板。当王含兵临建康时，三吴的江东士族纷纷起兵攻击沈充。会稽大族虞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晋书·虞潭传》）。三吴的“义军”兴起，根据改变了建康两面受敌的形势，对于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郗鉴和温峤起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卷九二明帝太宁二年条述及温峤、郗鉴二人支持明帝讨灭王敦事，胡三省在此注云：“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胡三省这一见解确有见地。
王敦之乱平，东晋危机总算渡过。温峤和郗鉴的地位也在上升。明帝死，郗鉴、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受顾命，辅佐五岁的成帝。咸宁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又举兵入建康，使东晋才安定不久的政局再次动荡起来。郗鉴、温峤又为平定苏峻之乱做出重要贡献。
成帝继位后大权掌握在外戚庾亮手中。庾亮专权，但外重内轻的情况并未有什么改变。他感到对朝廷也是对他的威胁主要是居上游的荆州刺史陶侃和历阳内史苏峻。陶侃据上流，握强兵。苏峻本为北方豪强。永嘉之乱中他聚众数千家结坞自保。后率众渡江。平王敦中他立功，被朝廷寄以江外之任，镇历阳。“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资治通鉴》卷九三成帝咸和元年条）。因此，庾亮使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西防陶侃。同时下诏征苏峻入朝，以夺其兵权。苏峻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联络对庾亮不满的祖约，咸和二年（327）在历阳起兵，率二万人渡江，直攻建康。庾亮征苏峻时，很多人指出历阳距建康仅一江之隔，一旦苏峻反叛，建康则危在旦夕；温峤亦屡次写信劝阻，庾亮皆不听。结果苏峻攻陷建康，庾亮仓皇外逃，成帝则被苏峻控制在手。
苏峻攻进建康，又一次造成东晋政局动荡。苏峻为北方豪强，他把持朝政，亲戚徒党皆至大官，损害了南北高门士族的利益。各地刺史、郡守纷纷起兵。温峤、郗鉴成为讨伐苏峻的核心人物。
建康陷落后，徐州刺史郗鉴在广陵起兵渡江击苏峻。温峤联络荆州刺史陶侃，并推陶侃为盟主，合军四万，自上游而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虞潭等在三吴起兵，有众约三万。当时诸路勤王兵力数倍于苏峻，又将形成对建康的东西合围，但战争并不顺利。
苏峻在起兵前联络了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苏峻所统将士多是随苏峻渡江的北方流民。这些人长时间在北方从战，已形成极为骁勇善战的武装集团。而祖约部下是祖逖在北伐中扩充起来的，更是能攻善战。所以，尽管苏峻军队数量少，形势上又处于不利，但仍“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惧”（《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以至很多人认为苏峻“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因累战不胜“亦惮之”。
正在这紧要关头，陶侃为保存实力突然提出率军西归荆州。温峤力劝陶侃应以翦除凶逆、安定社稷为重，同时严正指出临阵撤军是“沮众败事”，惹犯众怒“义旗将回指于公矣”（《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这时温峤部将毛宝攻破句容等苏峻储粮地，峻军乏食，陶侃才决定留下与温峤合力作战。
苏峻的粮储被烧，遂倾力东攻，企图打通通向三吴的道路。在京口一带奋力阻击苏峻的是郗鉴。建康粮食全仰仗三吴地区供应。郗鉴在广陵起兵时，即派人告诉温峤注意切断三吴通向建康的粮运。吴兴太守虞潭、会稽内史王舒起兵攻苏峻，屡为所败。陶侃即命虞潭、王舒等皆受郗鉴节度，使郗鉴坚守京口及外围大业诸垒。苏峻遣其将急攻大业垒，垒中乏食，人饮粪汁。京口震动。郗鉴部下劝郗鉴避峻军北返广陵，被他严词拒绝。京口坚守对于消灭苏峻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苏峻在缺粮的情况下得不到三吴粮食的接济，加速了其内部瓦解。同时也有效地防止苏峻放弃建康进入三吴的可能，保证了江南粮仓免遭战乱破坏。其次，由于京口的坚守，东军和西军对苏峻的包围已经形成。苏峻的活动区域仅局限在建康一个狭小的范围，在频繁的战斗中粮食、兵源都得不到补充，彻底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次战斗中，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峻军失去主帅，内部随即大乱。在东、西军的合力攻打下，历时二年的苏峻之乱很快被平息。
稳定东晋政局的功臣
苏峻之乱平后，朝廷论功封赏。陶侃以“盟主”排在第一。郗鉴、温峤分居第二、第三。郗鉴官至侍中、司空，温峤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四年条）。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士族势力强大。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温峤尽管在平定两次内乱中功绩卓著，且大乱之后居中辅政又是众望所归，但他坚辞不就。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他与其他权臣之间的摩擦，对于东晋政局的安定显然有积极作用。咸和四年（329）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死，年仅四十二岁。“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
郗鉴从苏峻之乱平定的咸和四年（329）起到咸康五年（339）的十年间，一直以徐、兗刺史的身份镇京口。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已充分显示出来。永嘉之乱中，淮河下游一带的汉族人民避难渡江，多居住在京口及其附近。咸和四年，郗鉴又将江北的很多流民迁到这一地区。大量的北方流民为郗鉴补充了许多骁勇的士兵。加之郗鉴致力经营，使这一地方的政治、军事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所以，郗鉴能以他特有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制止了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
在平定王敦、苏峻两次内乱后，江东士族的政治实力大增。尤其是陶侃，苏峻之乱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其权势在南士中绝无仅有，东晋一朝也不多见。时成帝幼小王导执政，陶侃“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尝欲起兵废导，因郗鉴不从而止”（《晋书·庾亮传》）。陶侃死后，庾亮任荆州刺史，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晋书·王导传》），与辅政的王导矛盾日趋尖锐。庾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晋书·庾亮传》），也因郗鉴不许而未敢贸然兴兵。由于郗鉴制止了这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对于保证东晋政局在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定是有重要作用的。咸康五年（339）郗鉴病故，时年七十一岁。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郗鉴传》及《温峤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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