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
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