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 边兵尾大不掉
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①。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
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①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②。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①。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②。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
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①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②。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③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
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①《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③《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①。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
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①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②。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①。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②。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
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①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②。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③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
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①《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③《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