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漕粮运输途中的艰辛及养马地区的丧失对唐朝的影响隋末乱离之时，正是炀帝在扬州享乐之日。当时的局势是农民到处起义，皇朝土崩瓦解。炀帝被弑只是由于群下的背叛，还说不上军队装备的不良，更说不上扬州漕粮的不足。后来到了唐朝却不是如此。安史乱后，唐朝日趋衰弱，虽仍能苟延百余年，却始终没有振作起来。漕粮运输不时发生问题，长安城中每为之惶惶不安，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的局面，皇朝虽也拥有一定的军力，却难以使跋扈的藩镇受到威慑，更不易抗御外来的侵略。军政不修，军令不一，自是其中症结所在，而没有马匹的装备，也难得成为精兵劲旅。

　　漕粮运输途中的艰辛说起漕粮运输，这是解决都城长安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从隋初起，就已感到供应的维艰，隋文帝为此还特别开凿了广通渠。隋炀帝接着又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还疏浚整理了邗沟。隋炀帝开凿这些渠道的目的，不尽和乃父相同，也不是为了解决漕运的困难，可是后来却是有利于漕粮的运输，所以唐代人士称道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渠道凿成了，而航程较长，难得都能一帆风顺，山东各地已有这样的感受，江南就更显得窎远了。运输设施和技术虽不断有所改进和翻新，还是费用不资。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可见其艰辛的程度。好在唐代前期，时当承平盛世，不计道里之费。唐玄宗开元末年，一岁漕运达到四百万石，这是有唐一代的最高数额。

　　安史之乱猝起，漕粮运输就倍感艰辛。中原残破，难得多供应漕粮，就只好依赖江淮以南了。运输江淮以南漕粮，主要凭借汴河，也就是隋时的通济渠。安史乱时，中原成为战场，汴河也就难于通行，安史乱后，跋扈的藩镇企图控制汴河要津，阻隔漕运。对于这样的逆境，唐朝所能采取的策略，不外两条：其一是另改新道，其二是争夺旧道。

　　另改新道是基于两种不同情况：一是长安失守，帝王流亡他方：一是长安虽未失守，汴河不能运输。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之时，唐德宗逃难于梁州之际，漕粮运输就不能不另改新道。所谓新道是由长江入于汉水，再由汉水西运。梁州就位于汉水上游，还算比较容易。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之后，就南下复入关中，暂居于扶风郡。扶风郡本为岐州，也就是后来的凤翔府，其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距越过秦岭的陈仓道北口不远，南来的漕粮就可运到扶风郡。这样翻山越岭的运输，是比较艰难困苦的。梁州位于汉水之滨，应该是要好些。可是唐德宗在梁州之时，时已入夏，还未见到春衣，随行的将士自然难得改服单衫。

　　唐肃宗南下关中，不久就收复长安。唐军在中原也取得一些胜利，都城的粮食应该是不成问题了。可是史朝义分兵宋州，淮运又复告阻绝，因而不能不再行改道。这时仍由汉水北上，不过漕舟过了襄阳之后，不再西行，改越商于山输至京师。路程是缩短了，山地运输仍然是困难多端。

　　争夺旧道实际上就是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最为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淄青节度使（驻地在今山东东平）李正已的控制埇桥和涡口；一次是淮西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南汝南）李希烈的攻夺汴州。这两次都发生在唐德宗的建中年间。李正己与魏博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北大名）田悦和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在今湖北襄樊）梁崇义相勾结，共同反抗朝廷。淄青与魏博相毗邻，距山南东道尚远，虽皆不接近汴河，然分列汴河两侧，已使汴河的运输受到威胁。其时李正己又取得徐、兖等州，而汴河正由徐州所属的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符离集）南的埇桥（今属宿州）流过。李正己就乘机在埇桥控制汴河航运，阻挠漕舟过往。漕舟受阻，只好改由淮水西运，运至涡口。涡口为涡水流入淮水的地方，在今安徽怀远县界。漕舟由涡口进入涡水。涡水上承蔡水，而蔡水则流经汴州城下。漕舟这样稍稍改道，就可避免埇桥的困阨。可是涡口附近还在徐州辖境之内，李正己仍能控制。涡口左近虽在徐州境内，淮水之南却归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东北）管辖。当漕舟进入涡口时，濠州刺史张万福为了保护漕运，就立马涡口岸上，发船进奉，淄青兵马倚岸观望，不敢阻拦，漕船得以继续前进，克服了这一难关。好在李正己不久身故，其部下李洧以徐州归顺，李正己之子李纳也为唐军所破，运道得以复通。可是过了一年，又发生问题。当李正己叛事起时，李希烈受命前往证讨，移驻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李正己殁后，李希烈又与李纳相勾结，攻占了汴州。埇桥、涡口受阻时，虽曾引起中外的惊骇，漕粮却仍能设法运到长安，并未引起特大的混乱。汴州为李希烈所攻占，漕舟就无由越渡。漕粮未能运到都城，长安仓廪因而顿告匮乏，不仅一般居民无从得食，就连皇家的禁军也同样接济不上。居民无从得食，还不至于马上就成问题，禁军无粮，立刻就大闹起来，在道路上大喊大叫，说是既要我们当兵，却不给发放粮饷，难道都成为罪犯？其时正值镇海军节度使（驻地在今江苏镇江）韩滉运米入京，漕舟已经到了陕州，消息传来，唐德宗喜不自禁，也顾不得皇帝的威严排场，亲自跑到东宫，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简短的言辞固然显示帝王的狼狈相，也充分说明漕粮确是唐朝皇室和朝廷的命脉，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汴州被窃据事，以李希烈为其部下所毒死而得告一段落。以后虽再未有跋扈的藩镇控制汴河的行为，但唐朝对于徐、汴两州节帅的任命，却一直谨慎从事，不敢稍有差池。尤其是徐州更须多费斟酌。徐州“南控埇桥，以扼汴路”。唐朝君臣经过巨创是难以忘怀的，可是疆理区划久已如此，不便多所改动，这是当时无可奈何的事情。淮水南岸的濠州，本属淮南，非徐州所可染指，可是到了唐德宗贞元元年（785），窦参为相时，竟将濠州割隶徐州，因而徐州属境越过淮水，兼及淮南。汴河和淮水都有较长河段流经徐州境内。这时徐州已成为徐泗节度使的驻地，与淄青节度使无关。局面虽已改易，形势却还依旧。其时张建封为徐州节镇，倾心皇朝，长安城中无东顾之忧。张建封殁后，其子愔为本军所立，形同割据，淮南之地几乎都被侵夺。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为相，回顾往事，还讥讽窦参，谓其“不学无术，昧于疆理之制所由致也”。

　　就是没有跋扈藩镇的阻挠，长途运输也不是容易的。渭水流浅沙深，黄河砥柱险阻，漕河水量不足，都会影响到漕粮的转运。前面曾经指出，天宝时，韦坚主持漕运，其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这是唐代最多的记录。代宗大历年间，刘晏主持漕运，岁转江南粟一百一十万石。宪宗元和年间，江淮米运至渭桥的才二十万石，这还不是最少的记录。后来到了唐文宗太和年间，每岁运江淮米可以多到四十万石，由于“漕吏狡蠹，败溺百端”，能运到渭、河仓的不过十之二三，也就是说充其量只有十几万石。就在太和三年（829）这一年，还曾颁布了一道诏令，说是“去年以来，水损处郓曹濮、淄青、德齐等三道，宜各赐米五万石，兖海三万石，以入运米在侧近者，逐使速与搬运”。这样安排，能运到长安的漕粮当然是更少了。为了能为都城长安多运漕粮，唐朝君臣处心积虑，想尽了方法。甚至不顾阴阳拘忌，兴筑兴成堰（在今西安西北）引渭水东达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东北）以罢车挽之劳。可是因此增加的漕粮运量并非很多。唐代后期，以宣宗大中年间裴休领盐铁转运使时，运到长安的漕粮最为繁多，三年之中，漕米运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平均每年也只有四十万斛。裴休的运粮很受人称道，可能是以后的年代所难于达到的。

　　自李正己和李希烈之后，不复再闻藩镇阻挠漕运事。前面已经指出这是唐朝慎选徐、汴两州节帅的成就。其中对于徐州更是多费心机。徐州曾获武宁军的称号，可是武宁军就有过罢置和改称诸事。徐州能够控制汴河，以所属的埇桥濒于汴河，可以就近控制。由于埇桥地位的重要，唐朝即以其地设置宿州。宿州设置之后，是否仍隶于武宁军，却成了问题。事实上也曾经一再改隶过。可见其时的持国者的用心良苦。徐州还可多劳心思，汴州却不易稍费周折。汴河就流经汴州治所开封城下，与徐州治所彭城距汴河转运的情形不同，故难于一律对待。汴州号宣武军。宣武军一经命名，就不能再有罢置改称情事。就在李希烈之后，汴州还曾经发生过几次驻军作乱事，好在短期都得到解决，没有影响汴河的漕运。直到唐末朱温据有汴州，情况就急转直下，朱温得到汴州之后，凭借汴河的运输和汴州的富庶，兵力强盛，并吞了其邻近的备军州。除并州的李克用外，黄河下游无能与之争锋者。朱温对付唐朝，用不着阻挠汴河的漕粮运输，因为他的兵力已可支配唐朝，不必再和其前人相同，重施故伎。就是这样，唐朝终于不能支持下去，彻底崩毁。

　　陇右道沦陷后唐朝养马的困难粮食问题难于完全解决，固然使唐朝不能支持下去，与此相应的还有马匹的问题。没有良好的马匹就不容易有精兵。兵不精，马不壮，遇到艰难事故，政治已不易为力，又无由用兵征讨，国事也就日非，不亡何待！

　　自从吐蕃占据陇右道，并进而在清水会盟，划定唐蕃疆界之后，唐朝养马地区大都皆已丧失。以前也曾在盐州和岚州置监，所养马匹也颇受到称道。可是吐蕃在占据陇右道之后，还不时对盐、麟（治所在今陕西麟游北）等州进行骚扰，甚至攻破盐州，唐朝后来虽能再城盐州，当地养马之事却无从提起。半农半牧地区没有养马的可能，只好于农耕地区中努力经营，另置龙陂监于蔡州，置临汉监于襄州。临汉监牧马三千余匹，费田却多至四百顷。这两监后来未再见于记载，可能没有继续下去。接着又在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东北）置银川监。银川监养马最多只有七千，当地水草难免匮乏，还须移到其南的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这三监合计，最多不过万有余匹。对于一个皇朝的军力而论，这区区之数，实在是无从挂齿的。

　　唐朝养马无功，甚至无从养马。只好求市于回纥。安史乱时，回纥曾以兵助唐平乱，自以为有功。唐朝由回纥市马，回纥因此提高马价，一马易绢四十匹，动辄以数万马来市。这样多的绢使唐朝难以负担，而所市的马又多凡劣不足以应用，举朝都认为是一宗苦事。

　　据当时记载，代宗初年，吐蕃内侵，列营至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已迫近畿内，代宗下诏亲征。这在唐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大事。为了亲征，自须有相当多的马匹。当时如何得到这么多的马匹？竟是在长安城中由百官、士庶人家搜括的。为了搜括，还特别颁布命令，不许马匹私自出城。长安城中能有多少马匹？就是搜括罄尽，全都用在疆场之上，又能起到若何作用。这真成了空前未有的笑话。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马匹缺乏的程度。

　　吐蕃衰弱之后，陇右道各处先后复归版图，原来养马的地区依旧俱在，可是唐朝这时竟无力重整旧业，听其荒废。这不仅是无力，而是所谓庙堂之上，竟无人道及此事。衰世的朝廷就是这样萎靡下去的。

　　缺粮无马的困顿隋唐两代的前期都是盛极一时，不仅国内富强，对于周边地区也多有影响。形成这样的局面，自有各种因素，足食足兵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隋朝的创建是在长期分裂之后。在长期分裂之际，南北两方皆有所发展。隋初尚未灭陈，黄河下游富庶的农耕地区所产的粮食，已可供国内的需用，就是南北归于一统，供应都城长安的粮食，尚未多假借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周围各地。隋末乱离，黄河下游最受摧残，然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仍能负荷唐代前期的军精民食。开元天宝之际，国运昌盛，奢侈成风，始倡议多运江南粮食，以补不足，而漕运遂成了一时的要务。安史乱时，黄河下游又复饱受涂炭。其残酷程度不下于隋未的乱离，如果乱事平定之后，能再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自可恢复旧观。然藩镇割据，不仅得不到恢复，摧残仍在继续之中，等到后来，河北三镇都难以苟延残喘下去，可知恢复旧貌已不易有所指望。好在这时江南农耕地区更有发展，唐朝国用就只好凭借三吴州县，而都城长安粮食所需也就取之于东南八道。长江下游固然可以供应这样的需求，可是长途运输，困难多端，既有跋扈藩镇的阻挠，又有漕粮运道的险阻，长安城中不仅时告缺粮，而且还因缺粮而肇致祸端。唐朝后期，庙堂之上”公卿之间，莫不为粮食问题而处心积虑，甚至焦头烂额，其他庶政皆放在一边，众志成城，觅探解决的办法，竟然无术回春，听其继续折磨。

　　隋时养马设施，已经相当周密，当时能与突厥较量，炀帝还亲自远征吐谷浑，可知马匹相当繁多。依据自然条件推求，养马所在当已着重在半农半牧地区的草原。观隋文帝对于突厥内侵至于武威，天水诸郡，致使当地六畜皆尽的震怒，或可略悉其中的消息。唐时养马颇具规模，半农半牧地区的草原莫不设法利用，所养马匹为数之多，求之前代也是少见的。唐朝前期能够耀武扬威于周边地区，固在其兵强，亦在其马壮。安史之乱，中原各地相继板荡，陇右诸州亦为吐蕃所略有，养马地区尽数丧失，唐朝军队也就难得再像以前那样威武。为了继续取得马匹，只好购自回纥，可是高昂的马价，也使唐朝难以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军不仅不能再扬威于周边地区，就是对于跋扈的藩镇也无可奈何。后来吐蕃衰弱，陇右归来，唐朝君臣竟然连养马的大政也都漠然置之，未见有所设施。

　　这样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的由强盛至于衰亡的过程。到后来已经不是足食足兵的问题，而是缺粮无马的问题。困顿如此，怎么能够免于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