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造纸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造纸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造纸业相当兴盛的时期。
造纸技术在隋代已大为推广,纸的产地和产量都有所增加。如蜀纸已开始成为四川的一项重要特产。元代费著《蜀笺谱》中曾提到,双流纸出于广都,用最广,而价亦最贱,“盖隋炀帝始改广都曰双流,疑纸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纸”。唐代的造纸业是一种很普通的手工业,官私纸坊遍及全国各州郡,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杜佑《通典·食货志》、《唐六典》等书的不完全记载,当时就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益州、韶州、蒲州、巨鹿郡等十五个地区出产并向朝廷进献纸张。随着造纸工艺技术的进步,纸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纸的品种也大为增加,如越州有剡藤、苔笺,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杭、婺、衢、越等州有上细黄白纸,均州有大模纸,蒲州有细薄白纸等,此外,各地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加工纸。
纸的品种增加以及新的造纸原料的开发和利用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根据文献记载和对这一时期古纸的化验,当时用于造纸的原料仍以麻类为主,此外还有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竹类也开始使用。其中如竹类、瑞香皮等则为新开发的重要造纸原料。除单一原料外,还出现更多的用麻类和树皮等混合原料造的纸。
唐代官府文书用纸,以传统的麻纸为主,又按官级的高低和文书类别,分别采用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等。据李林甫注《唐六典》、李肇《翰林志》等书记载,唐代朝廷的行政文书通用白麻纸抄写,军事文书用黄麻纸,五色麻纸则用于朝廷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级官员的文书。在唐代,四川出产的麻纸以数量大和质量好而颇负盛名。《唐六典》卷九载:唐玄宗开元年间,“集贤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分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指长安和洛阳)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今成都)麻纸写”。当时,仅由太府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就达五千番之多。由此可见,蜀纸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扬州所产六合纸也是一种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在《十纸说》中提到:“唐人浆硾六合幔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濡。”此外,唐玄宗时的萧诚还曾用西山野麻和虢州土穀造五色斑文纸。试用野麻纤维造纸,比用家麻更费人工,但这确实是力图制造新型纸张和开辟造纸原料新来源的有益尝试。
晋代以来兴起的藤纸,隋唐时达到了全盛时期,产地也由剡溪推广到杭州、衢州、婺州、信州等地。如《唐六典》“户部”注称,衢、婺二州皆贡藤纸。李肇《翰林志》谈到唐代对书写文书所用藤纸有明确的规定:“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藤纸是一种坚韧光滑,宜于书写的好纸,深受唐代文士的喜爱。顾况有一首《剡纸歌》,其中写道:“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表达了他对剡藤纸的赞美以及用以写经赠送僧友的心愿。当时人们相尚成风,“人人笔下动数千万言”,藤纸用量很大,供不应求。但是,由于藤的生长期长,古藤资源有限,而剡溪一带的纸工又斫伐过甚,“持刀斩伐无时,劈剥皮肤以给其业”,致使中晚唐以后藤纸生产走向衰落,并逐渐被新兴起的竹纸所取代。
楮皮纸和桑皮纸等树皮纸的历史是很早的,但在隋唐时期才较为大量地生产和流行,并有实物传留至今。据化验,敦煌石室中的隋开皇二十年(600)写本《波罗蜜经》,用的是楮皮纸。隋末写本《妙法莲华经》用的是桑皮纸。在现代,桑皮纸仍是一种有重要用途的好纸。唐代的安徽宣州府,还出产一种名纸,作为“土贡”献给朝廷,被称为“宣纸”。后世宣纸的主产地在宣州泾县。宣纸是一种以青檀树皮制成的纸张,宜书宜画,质量很高,为历代书画家所喜用。唐人张彦远说:“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唐代还有一种香树皮纸。刘恂《岭表录异》提到:“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多栈香树,身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桔。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皮白色,有文如鱼子。雷、罗州,义宁,新会县率多用之。其纸漫而弱,沾水即烂,不及楮皮者。”《新唐书·萧倣传》和段公路《北户杂录》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据文献考证和对新疆和田出土的八世纪藏文残卷分析,香皮纸可能是用瑞香科白瑞香或蜜香桃(沉香)一类树木韧皮纤维所造。此外,经对五种有年款的唐代文书用纸和麟德二年(665)《卜老师借钱契》用纸的化验,证明这些纸张中有用麻料和桑皮等树皮纤维混合制造的,以上这些事实,都表明了隋唐时期皮纸生产技术的发展。
竹纸是一种到现代都在广泛使用的纸。但竹纸的起源迄今尚无定论,现在一般认为,用竹造纸始于唐代,据李肇《国史补》载,当时的名纸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韶之竹笺”。韶州(即今广东韶关一带)自古盛产竹,在明清时还以竹纸闻名。刚开始由于技术不够成熟,竹纸的质量还不大好,产量也不多,到宋代以后才大显身手,后来居上。如曾以“剡藤”、“苔笺”闻名的浙江剡溪,到北宋时,已是“今独竹纸名天下”。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竹纸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术的重大进展。
隋唐时期造纸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不仅纸的质量有所提高,而且已能生产较大幅度的纸张,如有些纸张的幅宽已接近1米,在造纸中加矾、施胶、填粉、涂蜡、洒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大大地超越了前代,并出现了金花五色绞纸、薛涛红色小彩笺、水纹纸等经过特殊处理的名纸。为了适应书写和绘画等不同需要,唐代已有明确的生纸与熟纸之分。生纸即从纸槽抄出经烘干而成的纸,而熟纸则是经过研光、捶浆、涂粉、施胶等加工处理的纸。唐代加工熟纸的施胶,除继承前代工艺仍采用淀粉作胶料外,还发明了用动物胶或植物胶作施胶剂,同时用明矾作沉淀剂的施胶方法,以使胶粒分布均匀,较好地吸附到纸张纤维中间,防止水和增加纸张强度。但这种胶矾纸如含胶稍多,则易使墨迹呆滞,影响书画效果。唐代的硬黄纸是一种著名的经加蜡处理的加工纸,宋人张世南《宦游纪闻》提到:“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则说:“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蘗,取其辟蠹。今世(指宋代)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硬黄纸呈黄或淡黄色,由于蜡质涂布,所以纸质紧密厚重,且表面光滑,有一定的透明度,还能防蛀抗水,因而是用于写经和摹拓汉晋法帖的好纸。这种硬黄纸后来在宋代又演变成为著名的“金粟山藏经纸”。此外如填粉加蜡的“粉蜡笺”,洒金、洒银的金花纸和银花纸,桃红或深红的“薛涛笺”,四川的“十色笺”等,也都是名噪一时的唐代加工纸。据现有文献记载,水纹纸也是在唐代问世的。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提到四川产的一种“鱼子笺”,北宋苏易简则在谈到各种蜀纸时明确指出:“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今剡溪亦有焉。”由此可见,鱼子笺是一种历史上著名的研花水纹纸。明代学者杨慎在《丹铅总录》中提到:“唐世有蠲纸,一名‘衍波笺’,盖纸文如水文也。”“衍波笺”显然也是一种水纹纸。关于水纹纸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都相信1907年法国人布里凯(C.M.Briquet)在其《水纹纸历史辞典》中所作的结论:“最早的可靠的水纹纸是在1982年意大利法布里亚诺造的纸上发现的。”实际上这比唐代水纹纸在时间上要晚得多。
由于造纸原料的扩大,成本降低,纸的价格下降,隋唐时期纸的应用更为普及。除文书用纸外,许多日常用品也都采用纸制品或纸制代用品,如用纸糊灯笼、糊窗户。唐代以来,还出现了纸衣、纸冠、纸被、纸帐、纸甲、纸屏风等制品。送葬时,用纸制成纸人和纸钱的迷信活动,此时也已形成风气。总之,纸几乎成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了。
中国纸和造纸术很早就传入了越南、朝鲜、日本、印度等与我国邻近的亚洲国家。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越南就已经能够采用当地原料造纸。七世纪以前,朝鲜也学会了造纸术并开设了纸坊,当时的新罗王国还曾向唐朝进贡过品质优良的“鸡林纸”。到了宋代,质地坚韧的高丽纸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据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610,时为我国隋炀帝大业六年),高丽王派高僧昙徵赴日,传授了多种手工业技术,其中也有造纸木,从而推动了日本造纸业的发展。日本有一幅“制纸三圣像”,其中绘有“以鱼网始作纸”的蔡伦、“于日本始作纸”的昙徵和率先在西嶋村从事纸业的望月清兵卫的画像,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日本造纸术的渊源。《新唐书·日本传》载,德宗建中元年(780),日本使者真人兴能献百物,“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可见日本纸在唐代也已传入我国,并且受到了好评。大约在七世纪之前,中国纸即已向西传入了阿拉伯世界,但造纸术的西传却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道路,在时间上一般要比纸的西传晚一、二百年左右。在公元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被大食军队战败,大批唐朝士兵被俘,其中有不少各行业的工匠,包括造纸工匠。这些纸工后来被送往撒马尔罕设厂造纸,并造出了远近驰名的“撒马尔罕纸”,我国的造纸术也随之传入了中亚和西亚各国。十一世纪阿拉伯作家塔阿利比(Thlibi)在他的著作中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用和更简便,因此它已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埃及莎草片和羊皮。纸只产于这里和中国。《旅程和王国》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纸是由俘虏们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萨利赫(salih)之子齐亚德(Ziyad)所有,在俘虏中找到了造纸工。造纸发展后,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满足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并造福于人类”。这段活清楚地说明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的经过。此后,阿拉伯人又于八世纪末在巴格达,十世纪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班毕(Bambyn),埃及的亚历山大,十二世纪初在摩洛哥的非斯(Fez)分别建立了造纸厂,据说,巴格达造纸厂还招收了不少中国工匠,这些纸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欧洲所用纸张的主要供应地。在欧洲,造纸术是经由北非和西亚两条路线先后传入西班牙和意大利。十二世纪,西班牙在以产亚麻著称的萨蒂瓦(Xtiva)建立了第一家纸厂,意大利最早的纸厂于十三世纪中叶开设于法布里亚诺(Fabriano),此后,欧美各国又陆续兴办了一些纸厂,造纸业才逐渐发达起来。纸和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自此已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造纸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造纸业相当兴盛的时期。
造纸技术在隋代已大为推广,纸的产地和产量都有所增加。如蜀纸已开始成为四川的一项重要特产。元代费著《蜀笺谱》中曾提到,双流纸出于广都,用最广,而价亦最贱,“盖隋炀帝始改广都曰双流,疑纸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纸”。唐代的造纸业是一种很普通的手工业,官私纸坊遍及全国各州郡,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杜佑《通典·食货志》、《唐六典》等书的不完全记载,当时就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益州、韶州、蒲州、巨鹿郡等十五个地区出产并向朝廷进献纸张。随着造纸工艺技术的进步,纸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纸的品种也大为增加,如越州有剡藤、苔笺,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杭、婺、衢、越等州有上细黄白纸,均州有大模纸,蒲州有细薄白纸等,此外,各地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加工纸。
纸的品种增加以及新的造纸原料的开发和利用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根据文献记载和对这一时期古纸的化验,当时用于造纸的原料仍以麻类为主,此外还有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竹类也开始使用。其中如竹类、瑞香皮等则为新开发的重要造纸原料。除单一原料外,还出现更多的用麻类和树皮等混合原料造的纸。
唐代官府文书用纸,以传统的麻纸为主,又按官级的高低和文书类别,分别采用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等。据李林甫注《唐六典》、李肇《翰林志》等书记载,唐代朝廷的行政文书通用白麻纸抄写,军事文书用黄麻纸,五色麻纸则用于朝廷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级官员的文书。在唐代,四川出产的麻纸以数量大和质量好而颇负盛名。《唐六典》卷九载:唐玄宗开元年间,“集贤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分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指长安和洛阳)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今成都)麻纸写”。当时,仅由太府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就达五千番之多。由此可见,蜀纸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扬州所产六合纸也是一种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在《十纸说》中提到:“唐人浆硾六合幔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濡。”此外,唐玄宗时的萧诚还曾用西山野麻和虢州土穀造五色斑文纸。试用野麻纤维造纸,比用家麻更费人工,但这确实是力图制造新型纸张和开辟造纸原料新来源的有益尝试。
晋代以来兴起的藤纸,隋唐时达到了全盛时期,产地也由剡溪推广到杭州、衢州、婺州、信州等地。如《唐六典》“户部”注称,衢、婺二州皆贡藤纸。李肇《翰林志》谈到唐代对书写文书所用藤纸有明确的规定:“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藤纸是一种坚韧光滑,宜于书写的好纸,深受唐代文士的喜爱。顾况有一首《剡纸歌》,其中写道:“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表达了他对剡藤纸的赞美以及用以写经赠送僧友的心愿。当时人们相尚成风,“人人笔下动数千万言”,藤纸用量很大,供不应求。但是,由于藤的生长期长,古藤资源有限,而剡溪一带的纸工又斫伐过甚,“持刀斩伐无时,劈剥皮肤以给其业”,致使中晚唐以后藤纸生产走向衰落,并逐渐被新兴起的竹纸所取代。
楮皮纸和桑皮纸等树皮纸的历史是很早的,但在隋唐时期才较为大量地生产和流行,并有实物传留至今。据化验,敦煌石室中的隋开皇二十年(600)写本《波罗蜜经》,用的是楮皮纸。隋末写本《妙法莲华经》用的是桑皮纸。在现代,桑皮纸仍是一种有重要用途的好纸。唐代的安徽宣州府,还出产一种名纸,作为“土贡”献给朝廷,被称为“宣纸”。后世宣纸的主产地在宣州泾县。宣纸是一种以青檀树皮制成的纸张,宜书宜画,质量很高,为历代书画家所喜用。唐人张彦远说:“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唐代还有一种香树皮纸。刘恂《岭表录异》提到:“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多栈香树,身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桔。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皮白色,有文如鱼子。雷、罗州,义宁,新会县率多用之。其纸漫而弱,沾水即烂,不及楮皮者。”《新唐书·萧倣传》和段公路《北户杂录》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据文献考证和对新疆和田出土的八世纪藏文残卷分析,香皮纸可能是用瑞香科白瑞香或蜜香桃(沉香)一类树木韧皮纤维所造。此外,经对五种有年款的唐代文书用纸和麟德二年(665)《卜老师借钱契》用纸的化验,证明这些纸张中有用麻料和桑皮等树皮纤维混合制造的,以上这些事实,都表明了隋唐时期皮纸生产技术的发展。
竹纸是一种到现代都在广泛使用的纸。但竹纸的起源迄今尚无定论,现在一般认为,用竹造纸始于唐代,据李肇《国史补》载,当时的名纸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韶之竹笺”。韶州(即今广东韶关一带)自古盛产竹,在明清时还以竹纸闻名。刚开始由于技术不够成熟,竹纸的质量还不大好,产量也不多,到宋代以后才大显身手,后来居上。如曾以“剡藤”、“苔笺”闻名的浙江剡溪,到北宋时,已是“今独竹纸名天下”。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竹纸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术的重大进展。
隋唐时期造纸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不仅纸的质量有所提高,而且已能生产较大幅度的纸张,如有些纸张的幅宽已接近1米,在造纸中加矾、施胶、填粉、涂蜡、洒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大大地超越了前代,并出现了金花五色绞纸、薛涛红色小彩笺、水纹纸等经过特殊处理的名纸。为了适应书写和绘画等不同需要,唐代已有明确的生纸与熟纸之分。生纸即从纸槽抄出经烘干而成的纸,而熟纸则是经过研光、捶浆、涂粉、施胶等加工处理的纸。唐代加工熟纸的施胶,除继承前代工艺仍采用淀粉作胶料外,还发明了用动物胶或植物胶作施胶剂,同时用明矾作沉淀剂的施胶方法,以使胶粒分布均匀,较好地吸附到纸张纤维中间,防止水和增加纸张强度。但这种胶矾纸如含胶稍多,则易使墨迹呆滞,影响书画效果。唐代的硬黄纸是一种著名的经加蜡处理的加工纸,宋人张世南《宦游纪闻》提到:“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则说:“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蘗,取其辟蠹。今世(指宋代)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硬黄纸呈黄或淡黄色,由于蜡质涂布,所以纸质紧密厚重,且表面光滑,有一定的透明度,还能防蛀抗水,因而是用于写经和摹拓汉晋法帖的好纸。这种硬黄纸后来在宋代又演变成为著名的“金粟山藏经纸”。此外如填粉加蜡的“粉蜡笺”,洒金、洒银的金花纸和银花纸,桃红或深红的“薛涛笺”,四川的“十色笺”等,也都是名噪一时的唐代加工纸。据现有文献记载,水纹纸也是在唐代问世的。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提到四川产的一种“鱼子笺”,北宋苏易简则在谈到各种蜀纸时明确指出:“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今剡溪亦有焉。”由此可见,鱼子笺是一种历史上著名的研花水纹纸。明代学者杨慎在《丹铅总录》中提到:“唐世有蠲纸,一名‘衍波笺’,盖纸文如水文也。”“衍波笺”显然也是一种水纹纸。关于水纹纸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都相信1907年法国人布里凯(C.M.Briquet)在其《水纹纸历史辞典》中所作的结论:“最早的可靠的水纹纸是在1982年意大利法布里亚诺造的纸上发现的。”实际上这比唐代水纹纸在时间上要晚得多。
由于造纸原料的扩大,成本降低,纸的价格下降,隋唐时期纸的应用更为普及。除文书用纸外,许多日常用品也都采用纸制品或纸制代用品,如用纸糊灯笼、糊窗户。唐代以来,还出现了纸衣、纸冠、纸被、纸帐、纸甲、纸屏风等制品。送葬时,用纸制成纸人和纸钱的迷信活动,此时也已形成风气。总之,纸几乎成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了。
中国纸和造纸术很早就传入了越南、朝鲜、日本、印度等与我国邻近的亚洲国家。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越南就已经能够采用当地原料造纸。七世纪以前,朝鲜也学会了造纸术并开设了纸坊,当时的新罗王国还曾向唐朝进贡过品质优良的“鸡林纸”。到了宋代,质地坚韧的高丽纸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据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610,时为我国隋炀帝大业六年),高丽王派高僧昙徵赴日,传授了多种手工业技术,其中也有造纸木,从而推动了日本造纸业的发展。日本有一幅“制纸三圣像”,其中绘有“以鱼网始作纸”的蔡伦、“于日本始作纸”的昙徵和率先在西嶋村从事纸业的望月清兵卫的画像,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日本造纸术的渊源。《新唐书·日本传》载,德宗建中元年(780),日本使者真人兴能献百物,“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可见日本纸在唐代也已传入我国,并且受到了好评。大约在七世纪之前,中国纸即已向西传入了阿拉伯世界,但造纸术的西传却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道路,在时间上一般要比纸的西传晚一、二百年左右。在公元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被大食军队战败,大批唐朝士兵被俘,其中有不少各行业的工匠,包括造纸工匠。这些纸工后来被送往撒马尔罕设厂造纸,并造出了远近驰名的“撒马尔罕纸”,我国的造纸术也随之传入了中亚和西亚各国。十一世纪阿拉伯作家塔阿利比(Thlibi)在他的著作中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用和更简便,因此它已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埃及莎草片和羊皮。纸只产于这里和中国。《旅程和王国》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纸是由俘虏们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萨利赫(salih)之子齐亚德(Ziyad)所有,在俘虏中找到了造纸工。造纸发展后,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满足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并造福于人类”。这段活清楚地说明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的经过。此后,阿拉伯人又于八世纪末在巴格达,十世纪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班毕(Bambyn),埃及的亚历山大,十二世纪初在摩洛哥的非斯(Fez)分别建立了造纸厂,据说,巴格达造纸厂还招收了不少中国工匠,这些纸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欧洲所用纸张的主要供应地。在欧洲,造纸术是经由北非和西亚两条路线先后传入西班牙和意大利。十二世纪,西班牙在以产亚麻著称的萨蒂瓦(Xtiva)建立了第一家纸厂,意大利最早的纸厂于十三世纪中叶开设于法布里亚诺(Fabriano),此后,欧美各国又陆续兴办了一些纸厂,造纸业才逐渐发达起来。纸和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自此已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