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市场结构的变迁隋代及唐代前期的市隋代及唐代前期，商业交易大都在国家设立的固定市场中进行。但在市场中所进行的大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是市场的底层结构，隋唐朝廷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包括：第一，市场不能随意设立，只能由官府在州县以上城市中的固定区域设置。唐中宗景龙元年（707）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市场与城市住宅区的坊分开，范围一般较坊为大，如长安、洛阳的市都占有二坊之地，但其范围在城市中所占面积仍是相对狭小的。市的四周有围墙，四面开门，是封闭型的商业交易场所。第二，市场的交易时间有一定限制。唐代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仍然有日中为市的古代型市场形态。第三，市场设官吏进行管理。唐代规定，凡户口满三千户以上的县，以及交通要道交易繁忙地点所设置的市，设置市令一人、史二人，以及市吏、壁师等官吏，对市场交易进行管理，评定各类商品的物价，校定交易时商人使用的度量衡器，以及征收商税，弟四，市场中的店铺也不能任意扩大经营规模，向外发展。庸中宗时规定，“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实际上就是不准店铺扩展营业规模。同时，隋唐时期的城市中，商业店铺被限制在市场的范围内，不准在城市中的其他居住区任意开门。唐文宗大和五年（831）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这样，商业的自由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隋唐时期，普通州县只设一个市，较大的州县和京都，则可设二至三个市。如隋代长安设有东、西二市，洛阳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在市的内部，按照出售商品的种类划分为不同的同业组织，称为“行”。隋代洛阳丰都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唐代洛阳的南市也有一百二十行。而唐代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行有肉行、鱼行、绢行、丝帛行、药行、铁行、米行、秤行、鞦辔行等等。行的长老称为行头、行首，办事人员称为“行人”。行既是同业商人防止内部竞争的组织，又是官府对商人求索压榨的中介。唐末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长安东市内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可见长安城内市的规模之大与同行店铺之多。除长安、洛阳这样的全国性商业中心外，地方的州县市场，其形制与管理方式也都同于两京，但依据各地情况有所变通。如成都有东市，南市、北市，扬州亦有东市，夔州有西市等。在较边远的州县，市场的交易时间也较短，所谓“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即是这种情形的写照。

　　草市的出现及商业经营广度的扩展从唐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国家对市场控制的削弱，商业经营的广度大大扩展，突破了从前的限制。草市的出现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标志。

　　草市是在交通要道或者水陆津渡、商旅往来频繁之地出现的非正式设立的市场。唐代中后期的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草市。如《元和郡县志》载，“赤壁草市，在川县西八十里”。成都附近的“青城山前后……唯草市药肆”。彭州唐昌县的建德草市，“百货咸集，蠢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长江下游的江淮一带，往往是“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的繁荣情况。以致唐后期诗人杜牧说：“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在岭南地区的草市称为墟。吴处厚说：“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是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有的草市，由于商业繁荣，地位重要，发展成为城镇。如唐代宗大历七年（772），“以张桥行市为县”。穆宗长庆年间，“沧州……置归化县于福寿草市”。草市既然是非正式设立的市场，没有设置市官，也没有繁琐严格的交易规定。草市的发展，突破了隋与唐代前期对商业市场的种种限制，成为唐代中期以后新兴的商品交易场所与商业集中地。当然，草市由于商品流通路线及数量的变化，往往兴废无常，显示出商品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市场基层结构的不稳定性。

　　其次，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中，还出现了专业性较强的商品交易市场，如蚕市、药市、锦市、花市之类。成都地区的“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而成都和樟州都有规模很大的药市，蜀中“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广州在每年的七月中元日，“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寺中有商家店铺。有些州县的市场，也开始向城外发展。唐文宗时，日本僧人圆仁在莱州就见到“州城外西南置市”。由于草市的大量出现，唐代中后期的商业交易向城镇以外的乡村开始延伸，广大农村地区逐渐卷入商品交换市场，形成市场结构的底层。

　　市场旧规的破除与此同时，市场的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隋代及唐代前期，城市中的市场四周有高墙围绕，店铺只能在市中营业。但从唐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商店已突破这一限制。在长安城中的延寿坊有出售金银珠玉的商店，宣阳坊有彩颖铺，升平坊有胡饼店。可见在长安这样的城市中，各坊区内已有不少商店开设。在各地州县城镇中，打破坊的限制就更为普遍。长江下游的扬州，是“十里长街市井连”，可见唐代中后期的扬州店铺，已是沿街开设，突破了坊的限制，商业的活动范围更大了。

　　商业活动的时间，唐代中后期也同样突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交易时间大大延长，出现了“夜市”。唐文宗开成五年（850）下诏，“京夜市，宜令禁断”。可见在此以前长安已出现夜市。但皇帝的诏令并不能阻止商业的发展，在长安以外的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城市，如扬州、苏州、成都等，也都出现了夜市。扬州是“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苏州是“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成都是“锦江夜市连三鼓”。交易时间的延长，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客观需要，是唐代中后期商业广度延展的又一标志。

　　远距离的和大宗的商业贸易的兴盛

　　在市场的底层结构发展的同时，远距离的和大宗的商业贸易也开始兴盛，使唐代中后期市场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和高级化。这些远距离和大宗商业交易，是由大商人甚至经营商业的官僚、藩镇进行的。唐高宗时，长宏大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唐代后期的扬州商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这样的大商人，已经脱离了面对面交易的市场初级形态。唐代后期，许多官僚和藩镇也开始经商。唐武宗时，“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而设在长安的诸道进奏院，成为各地藩镇与商人进行“飞钱”的金融交易与货币流通机构。城市中上层大商人的经营范围，已突破单一化商品而大大扩展。元稹《估客乐》诗中说，当时的大商人“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可见这些大商人贩运的品种之多，行程之遥，足迹遍于全国甚至边疆地区。在长江上也出现了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唐代“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溥”。这样巨大航船所载，很可能是盐、茶、粮食等大宗商品。从长江下游的“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显示这些长年在水上奔波的大商人商业活动范围之广，遍及长江流域。

　　唐代中后期，为远距离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不断兴办。邸店是兼营旅店、货栈与交易的场所。大商人窦乂在长安西市中“造店二十余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长安西市与扬州还有“波斯邸店”。由于邸店的利润丰厚，许多官吏也纷纷设置。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曾下令“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德宗在大历十四年（779），再次“禁百官置邸货鬻”。

　　市场与货币资本市场上层结构的主导力量，是巨额的货币资本。唐代中期以后，大商人与部分贵族、官僚、藩镇，积累了巨量的货币投入商业交易。官僚子弟裴伷先，在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长安西市胡商，购买菩提寺一枚宝骨，付钱一千万。长安西市波斯邸，一次就付给书生杜子春三百万钱。西域胡商在长安购买大安国寺宝珠，付价四千万贯。定州富商何明远，“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江陵富商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贸易往来者”。郭七郎后来曾用钱数百万，买到横州刺史官职。岭南富商陈武振，“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唐代后期的盐商拥有的货币资本量也是十分雄厚，所谓“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川峡地区的盐商龚播，积资巨万，为蜀中大贾。唐代后期，各地藩镇也在坊市中存储大量货币。当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加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这些巨额货币资本的流通，除了投向盐、绢等某些社会需要量极大的商品外，主要以珠宝、香料等奢侈品为主，有相当部分已经脱离日常面对面交易的范围，成为操纵市场的重要力量。

　　柜坊和飞钱唐代后期，为大量货币的存取服务的机构也在较大商业城市中出现。专营钱币存放与贷出的机构称为柜坊。长安与扬州，因是豪商巨贾聚集之地，柜坊很多。官吏豪商在柜坊中存钱，少者数十万贯，多则数百万贯。这样巨大数量货币的运用与存取，显示唐代中后期的大商人与经商官吏，已经具有远距离调动大量货币的能力，以致在唐代后期出现了“飞钱”，在货币汇兑业务的经营范围上，一度曾与唐朝廷进行对抗。宪宗元和六年（811），唐朝廷因钱荒严重，曾下令禁止诸道进奏院及有势力的富豪经营飞钱，结果引起大量现钱被携出京城，朝廷只好在次年改由官营汇兑事业，以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专营飞钱。最初每贯三司收取一百文汇费，但没有商人前来，只好改为“敌贯”平价汇兑。私人货币资本在与朝廷的这次汇兑方式引起的对抗中获得胜利，可见唐代后期私人商业资本已成为市场上层结构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