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商业交通路线的变化隋唐商业的繁荣，与商品流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隋唐时期，不仅在国内建立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线，而且商业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国外，使国际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隋唐时期的商业交通路线隋唐的商业交通路线分为陆路和水路。陆路交通以驿道为主轴。唐代的驿道以长安为中心，通达全国主要城市。玄宗开元末年，全国共设立一千六百三十九个驿站，其中有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二百六十所水驿，八十六所水陆兼用驿。唐代全国交通道路纵横交错，相当复杂，以长安为中心，至全国各地可有如下几条：第一，由长安西北行，经陇州（今甘肃陇县）、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入河西走廊，再西行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达于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第二，由长安西南行，经梁州（今陕西汉中）、利州（今四川广元）再越剑门关至成都。第三，由长安东北行，渡黄河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北至太原，再东北行至幽州（今北京）。第四，由长安东行至东都洛阳，再东行到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然后至淄州（今山东淄川）、青州（今山东益都）。第五，由长安东南行至襄州（今湖北襄樊），再南行经荆州（今湖北荆州），沿江至洪州（今江西南昌）、虔州（今江西赣州），再至广州的驿路。沿着驿路，每三十里左右设立一个驿站，每个驿站均备有马、骡。较为繁要的驿站，马、骡有六十至七十五匹，最闲的驿站也备有八匹。江河边的水驿还备有数量不等的船只。每个驿站设置驿长和若干驿夫，负责供应来往官吏及驿递人员的食宿与脚力。

　　隋唐时期的商道，实际也是沿驿道前行，沿途在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许多私人开设的店肆，以招待过往的行旅客商。在唐代全盛的开元、天宝时期，从长安“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唐代沿驿道商业交通之频繁。正因为此，唐代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商品，如粮食、丝布、茶盐、珠宝、马匹甚至奴婢，都经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线汇聚到主要的商业城市中，造成了商业的繁荣。

　　不过，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国内商业交通线，还是由长安经渭水入黄河至洛阳，再由洛阳经沛州入汴渠至扬州的水道。《元和郡县图志》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唐代国内水道交通，以汴渠（即隋代通济渠）和长江干支流为主道。由蜀中顺长江而下至扬州，或是由交州、广州越五岭，经湘水、赣水二水入长江再至扬州，再经汴渠入黄河，溯流过三门峡，入渭河至长安，这就是唐代国内水道交通的要道。唐代中期以后的长江流域，正好是重要商品如粮食、茶、盐、瓷器、绢布、铜器等的主要产地。大量的商品，沿长江及运河北运到洛阳和长安，使两京成为全国商品的汇集地。而在这条重要商品运输线沿线的若干州城，如扬州、汴州等，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扬州附近的运河中，就是“舳舻万艘，溢于河次”的情景。唐代宗大历初年，刘晏在扬州造船二千艘，每艘载重千石，作为由扬州运送粮食至长安的船队。唐代千石约合七十二吨，则刘晏所造船队，其总载重量可达十四万余吨，其他运河上的私人商船还不在内，可见唐代经由汴渠的水路交通之发达。而长江中航行的船只，载重量更达千石以上，甚至于万石。仅长江上游的蜀地与下游的吴地之间，就是“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如风”。川西平原盛产的麻与东南沿海的盐，通过长江航运进行交换，可见长江水道运输的商品量当更为巨大。唐代的水道交通，把北方的长安、洛阳政治中心与长江流域的经济发达地区连结起来，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唐代的水道交通对商业流通规模的扩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对于海外的商业交通除了国内商业交通的发达外，隋唐时期的海外交通也相当繁荣。唐代通往边疆地区及海外诸国的道路，也相当便利，可以分别自沿边陲镇通住高丽、回鹘、天竺以及西域诸国，还可以由海上通到濒海诸国。其中最重要的陆上国际商业交通线，就是由洛阳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而至西域以至印度、西亚的“丝绸之路”。隋代的丝绸之路，由敦煌分为北道、中道和南道，而以敦煌为总汇。当时的“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互市”。隋炀帝曾派黄门侍郎裴矩为使者，出使西域诸国，招揽二十多国的商人与使者到中国贸易，“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成为隋代对外贸易的极盛时期。唐代初年，在攻灭西突厥后，丝绸之路再次畅道无阻，当时阿拉伯、波斯、大秦以及其他西亚国家的商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到中国，带来珍宝、玉石、香料等商品，而载运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返回。天山南北道上，“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但是，自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占据陇右、河西走廊地区，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唐皇朝虽通过漠北草原上的回绝，仍与西域地区保持间接的商贸往来，但中外商业交通的重点，已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唐代的海外贸易港口，主要是东南沿海的扬州、明州、泉州与广州。扬州是长江下游与日本、新罗、波斯、大食等国海上交通的最重要对外海港，李白诗说，“楼船跨海次扬州”。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仅在这一次灾害中就沉没如此多的船只，可见扬州的海上交通是何等繁盛。唐代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数量很多，肃宗时，田神功曾在扬州大肆劫掠，“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些外国商人应是有相当数量是从海上来到扬州的。由于海上贸易的兴盛，唐文宗时，曾下诏要求沿海各地地方长官鼓励海外商船来中国贸易。诏书中说，“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广州亦为南方最大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所谓“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其中“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由于唐朝廷允许外国商人在境内自由活动，所以不仅沿海港口，许多内地的商业城市，如洪州、成都、江陵等地，也都有外国商人经商和定居。

　　唐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外商品交换的品种和需求的数量都得到相当的增长。隋唐时期海外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铜钱和铜铁器。唐代高僧鉴真在玄宗天宝时东渡日本，在扬州市场上购买许多商品以便携往，其中如藤簟来自广州和桂州等岭南地区，安息香、沉香、毕钵、诃犁勒、胡椒等香料，则产于南亚和西亚地区，是通过海舶运抵扬州出售的。总的来看，隋唐由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以奢侈品为主，包括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外善岁以珠、琳瑁、香、文犀浮海至”。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对出口商品的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所谓外国商人“梯山航海，岁来中国……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唐廷在广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从海外贸易中收取商税，唐代后期，市舶收入在朝廷财政收入中已占重要地位。唐末黄巢攻占广州，唐右仆射干综说，“南海市舶利不资，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但是，由于输出商品所交换的财富是奢侈品，主要为贵族官僚所掠夺和收藏，不能进入更广阔的市场交换过程，所以唐代海外贸易对国内市场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未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