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唐两代以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缘由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今为陕西省西安市。洛阳位于伊洛两河的下游，今为河南省洛阳市。长安为隋唐两代的都城，洛阳为其陪都。洛阳虽为陪都，隋炀帝和唐高宗、武则天却都曾久居不归。唐时陪都不止一处，洛阳显得独特，与其他陪都不同。
隋唐两代以前长安和洛阳建都史事的回顾 长安和洛阳为隋唐商代的都城和陪都，若论其建都的历史，却都有悠久的渊源。长安附近作为都城，实肇始于周代。周人起于岐山之下，传至文王乃迁都于丰，武王继起，又迁于镐。丰在今陕西户县东北，镐在今西安市西南，两处中隔丰河，东西相邻。周人东迁洛邑，秦国接踵而起。秦国本在陇山以西，其后辗转迁徙，定都咸阳。咸阳在今咸阳市东，隔着渭河与后来的长安城相对。秦时已有长安，只是作为乡里的名称，西汉始在其地建置都城。西汉以后，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和后秦，都曾经以长安为都，再后还有西魏和北周，前后合计起来，已经有七百八十余年了。
洛阳作为都城，也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周人东迁，就是迁到洛阳。那时称为雒邑。后来东汉、魏、晋都在这里建都。十六国时期，晋室南渡，迁于建康，中原板荡，这里竟成荒丘。直到北魏，洛阳才又建为都城。由东周至于北魏分为东西，洛阳作为都城，前后已有九百多年，超过了长安。近年考古发掘，在洛阳市东北偃师县二里头和尸乡沟，发现了远古的文化遗址，据说尸乡沟为商代都城遗址，二里头为夏代都城遗址。如所言不虚，则洛阳作为都城，较之长安还要悠久。
关中平原和长安周围的形势 历来的皇朝或政权对于都城的选择各有不同的要求，而其周围地势的险要殆为共同认为必要的条件。为了防御敌对势力的攻击，保证其权力的存在，这样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关中平原很早就被称为四塞之国。这是说，它东有崤山，南有秦岭，西有陇山，而北濒黄河。也许北边离黄河太远了，就以甘泉谷口来代替，这是指仲山、梁山等北山而言，更切合于实际情况。山河围绕，自然易于防守。不过山间河畔还有和外地交往的道路，为了控制这样的道路，就陆续建置相应的关隘，因而就有了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还添上陇关。关中的名称就是由此得来的。
这样的关隘后来还不断有所增置，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畿辅周围并由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已有十二座，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就有蓝田关、子午关、骆谷关和库谷关，还有同州的蒲津关和龙门关，原州的陇山关和木峡关，华州的潼关，岐州的散关，陇州的大震关，会州的会宁关。如果添上延州的芦子关，就更为全备了。有了这些山河和关隘，长安作为都城就更会感到安全。
在那些时期，长安是位于全国的西部。关中国面部有关隘，东面的殽函山地却最为重要。一些开国的君王所顾虑的倒不是周边各族的侵扰，而是关东诸侯的难于统治，尤其是农民起义更为严重的威胁。有的人说，如果在长安建都，“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这样的说法确可以打动一些开国君王的心思，汉高祖定都长安，就是具体的例证。
伊洛下游和洛阳周围的形势 洛阳周围的形势似乎不如长安有山河环绕的严密，不过也还是相当险要的。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南有伊阙，北有羊肠，西有泰华，东有河济。伊阙就是龙门，羊肠在太行山上，泰华在殽山之西，济水是一条古河道，由黄河分出，向东流去。有的则说，它南有三涂山，北有太行山，还在伊洛和黄河之间。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又在伊阙之南。有的还说，它东有成皋，西有殽邑，背靠黄河，面向伊洛。成皋在旧汜水县，今属河南荥阳县。殽黾则是殽山和渑池。这些说法彼此虽稍有不同，综合起来，就可显示洛阳的形势有它可取之处，因而也就成为建都洛阳的理论根据。
洛阳与长安一样，作为都城，周围也陆续建置关隘。直至东汉末年，先后建置了八关。八关为函谷关、广城关、伊阙关、大谷关、辕关、旋门关、小平洋关和孟津关。广城关在今河南临汝县，旋门关就在成皋，这是距洛阳最远的两座关。函谷关为汉武帝所建置的函谷新关，这本是拱卫长安的关隘。新关移置于新安县东，也就是现在新安县城外，距洛阳不远，东汉时成为拱卫洛阳的八关之一。
洛阳在隋唐商代也许只是作为陪都的缘故，在建置关隘方面就不易和都城长安相提并论。唐玄宗开元年间，皇朝直接管理的全国二十六座关隘中，如前所说，长安周围就有十二座，可是洛阳周围竟无一座。就是一般非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有长水县的高门关。长水县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南，高门关更在长水县的西南，已近于今卢氏县。这是位于洛河中游的关隘。自来有关洛阳的军事行动，似皆与洛河中游无若何关系，隋唐时期也是如此。这样说来，高门关对于拱卫洛阳，也难得起到多么巨大的作用。
隋唐两代的建都长安和当时的关陇集团 隋唐两代相继以长安为都城，这虽是两代的新猷，却是西魏、北周的旧贯。长安自西汉、新莽之后，废不为都，中间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和前、后秦，皆曾在这里建过都城，历年都甚短促，前后合计，尚不及百年。自后秦覆灭后，又复废不为都将及一百二十年。北魏孝武帝西奔，使长安作为都城，重新开始新的阶段。孝武帝开创了西魏的社稷，可是当时对于部城的建置势难从容选择。孝武帝本来不甘再受高欢的压迫，思欲另谋生路，可以投奔求其庇护的，只有宇文泰，而宇文泰正据有关中，距洛阳尚非过远。孝武帝当时所设想的只是一位宇文泰，并非长安城。长安城能够又复作为都城，乃是一种偶然性导致的结果，并非历史规律性的演变。
北周皇朝能够建立，是由于宇文泰早在西魏初年即已掌握全部权力；隋朝能够建立，也是由于杨坚早在北周末年即已控制整个朝廷。皇朝的更迭都采取禅让形式，因而都城也都沿袭旧规，无所改易。后来唐朝代替隋朝，仍然是同样的手法，所以长安依旧成为都城。其间只是在隋朝初年，另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下建立大兴城，作为新的都城。新都仍设大兴、长安两县。唐初改大兴为万年，仍与长安并治城内，长安名称得以保存下来，已不是原来西汉的长安城了。
西魏以长安为都城，如前所说，乃是时势所逼，别无选择余地，其后逐渐演变，也无余地可供选择，因而累代相沿，至于唐时。当北魏孝武帝西迁之后，高欢亦挟魏室东迁于邺。迁邺之际，洛阳颇受破坏。接着东西相争，洛阳又处于两者之间，复沦于疆埸，成为争战的场所，已难于重建。西魏自其初年起，权力皆为宇文泰所掌握。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就不能不有所振作。近人论当时史事，谓宇文泰所推行的为“关中本位政策”，相应地形成关陇集团，这样的说法正与当时情势相符合。远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之时，随着迁来的代北鲜卑人一并改籍为河南人，使其不再有故土之思。这时随孝武帝西迁的许多著籍河南的鲜卑人，也一并改籍为京兆郡望。不仅诸胡族有此改变，就是仕宦于关中的山东士族，同样皆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当年汉高帝初定天下，说到建都，其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就多劝高帝都于洛阳，不欲远到关中来。而这时在关中的诸胡族和山东士族都已改籍京兆和关中，关中就是这些人的桑梓所在，对于都城位置就不应再有异议。
建立隋朝的杨坚，史称其为弘农华阴人。推其本源可能也是山东士族，而随例改籍的。华阴杨氏自东汉杨震以来，就是关中著姓。杨坚改籍也就成了关陇集团的人物。杨坚取得政权，自是得力于乃父的军功和其本人与北周有椒房之亲，也是得力于关陇集团的拥护。杨坚一直就在长安，这样就顺水行舟，无往不利。建立唐朝的李渊，论其家世也和杨坚一样，都属于关陇集团。李渊在太原起兵，处心积虑，必欲回到长安，就是要争取关 陇集团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建立唐室的江山。正是这样，以长安为都城就成了定型，不应再有别的打算。
隋及唐初山东的局面及陪都洛阳的建置 自东西魏分立之后，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这样的抗衡并非都是顺利，有时甚至形成势同燃眉之急的压力。宇文泰曾经夺取过洛阳，可是洛阳以东就不易染指。高欢却不断西向进军，沙苑之役对于宇文泰来说，殊属发发可危，幸能取得胜利，免于颠覆。战后植树庆功，也是难得的际遇。后来北周还是灭了北齐，这样的硕果并非一蹴所能获得，也是经历了若干艰难险阻，才能有如此成就。北齐灭亡之后，杨坚思欲取代北周，肇建隋朝之际，各地间有起兵反抗，其中以山东为多，有荥州（隋时改为郑州）刺史宇文胄、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而以相州总管尉迟迥兵力最为强大。相州治所就是东魏北齐的邺都。平尉迟迥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并皆毁废。山东各地还应加上江南的陈国，陈国和东魏、北齐一样，也是周、隋的对手。举兵于郧州的司马消难，在兵败之后，并郧州投奔陈国，使杨坚多一番顾虑。迄至隋末，各地纷纷起兵，先后割据称雄，也以山东为多，有劳唐初的征讨平灭。从东魏、北齐以来，这东西两方之间，仿佛隐隐有一条界线，显示出其间还有若干差距。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差距。以关陇集团为基础的建于关中的皇朝，就难免对于山东人士有了若干戒心。隋炀帝初年，上距北齐的灭亡已有二十余年，就是陈国的倾覆也有十余年，炀帝诸臣还是以此为言。其通事谒者上疏说：“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并且指出这些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还指出“朋党人姓名和奸状”，炀帝因而下诏推究，有关的山东人并被免官流配。这虽然只是一条例证，可见当时的山东人是被另眼相看的。朝中官员可以免官流放，偌大的山东如何防备，确实是个问题。就在炀帝登基伊始，并州总管汉王谅就举兵反抗，这如何能使炀帝放得下心来。
隋时营建洛阳为东都，就是炀帝决定的。当时所颁的语书，由汉王谅的反抗说起。诏书说，“今者汉王谅悻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急赴，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时顺动，今也其时”。这对于营建东都的设想，说的十分明确。就在开始营建东都时，还掘凿了一道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从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山西河津县西北濒黄河的龙门山开始掘堑，东行经晋城市北，东越太行山，达到河南卫辉市，向南渡过黄河，经过开封市和临汝县，而至于陕西商县，形成一个椭圆形。这椭圆形的中心就是洛阳。椭圆形西口没有封闭，因为再往西去就是都城长安。都城和陪都之间用不着再有什么防御的措施。由隋文帝始建皇朝时起，到炀帝之时，已经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长安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威胁来自突厥，还未惊动长安。炀帝营建东都，其起因是汉王谅的造反，其实汉王谅的乱事很快就已告敉平，不足作为兴工的理由。炀帝所颁的诏书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可见从隋朝始建邦国，对于安抚东夏，就初未释怀。在这样一些痕迹中，还仿佛可以看到关陇集团的余波不时仍在荡漾。
这样的余波并未因隋朝社稷的崩溃而逐渐静止，唐朝初年也仍隐约显露出来。就在唐朝肇建之时，唐高袒诸子建成、元吉和秦王世民倾轧，还以山东人为口实。《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建成、元吉）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山东人。’”《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则改成“秦王左右皆山东人”，显得更为严重。这时上距隋文帝的统一南北为时更久，可见其积习之深。这些话说还是皇族之间和朝廷内部的琐事，其实民间也有歧视之处。唐长安外郭城皇城东第三街最南的一坊为敦化坊，再南就是曲江池了。这座坊的西门之北为秘书监颜师古宅、太常少卿欧阳询宅、著作郎沈越宾宅。贞观、永徽间，颜师古、欧阳询、沈越宾住此坊。颜即南朝旧族，欧阳与沈又江左士人，时人呼为吴儿坊。南朝旧族还被称为吴儿，显示其间并非和谐一气。吴儿亦应在山东人数内，是山东人依旧为关陇集团所见外。
虽然还有这样一些芥蒂，似已与东都洛阳的恢复和重建没有甚大的关系。唐初统一宇内，就废去隋的东都，太宗贞观年间改称为洛阳宫。直至高宗显庆年间，始复称东都。如果武德、贞观之间，对于山东人犹如隋初的防范，则东都就不应任其荒芜。就是高宗显庆年间恢复东都称号之时，似也没有这样的设想。高宗在恢复东京称号时，曾告其臣下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这与隋炀帝肇始营建东都之时，迥然异趣，前后不能相提并论。
隋炀帝自营建东都后，再未返回长安。可以说，洛阳虽为陪都，实际上就是都城。唐高宗恢复东都之后，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正如他所说的东西二宅一样。虽常巡幸洛阳，长安作为都城似未有所减色。至武则天时，以东都为神都，竟久居其地，仅于长安元年（701）十月返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又复东归洛阳，居西京者只有两年。既然久居洛阳，则重要朝廷机构亦当随之前去。甚至选举贡士亦在洛阳举行。武后载初年间，就曾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可见洛阳已经代替长安作为都城，直至武后殁后，始得告一段落。
隋唐两代以前长安和洛阳建都史事的回顾 长安和洛阳为隋唐商代的都城和陪都，若论其建都的历史，却都有悠久的渊源。长安附近作为都城，实肇始于周代。周人起于岐山之下，传至文王乃迁都于丰，武王继起，又迁于镐。丰在今陕西户县东北，镐在今西安市西南，两处中隔丰河，东西相邻。周人东迁洛邑，秦国接踵而起。秦国本在陇山以西，其后辗转迁徙，定都咸阳。咸阳在今咸阳市东，隔着渭河与后来的长安城相对。秦时已有长安，只是作为乡里的名称，西汉始在其地建置都城。西汉以后，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和后秦，都曾经以长安为都，再后还有西魏和北周，前后合计起来，已经有七百八十余年了。
洛阳作为都城，也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周人东迁，就是迁到洛阳。那时称为雒邑。后来东汉、魏、晋都在这里建都。十六国时期，晋室南渡，迁于建康，中原板荡，这里竟成荒丘。直到北魏，洛阳才又建为都城。由东周至于北魏分为东西，洛阳作为都城，前后已有九百多年，超过了长安。近年考古发掘，在洛阳市东北偃师县二里头和尸乡沟，发现了远古的文化遗址，据说尸乡沟为商代都城遗址，二里头为夏代都城遗址。如所言不虚，则洛阳作为都城，较之长安还要悠久。
关中平原和长安周围的形势 历来的皇朝或政权对于都城的选择各有不同的要求，而其周围地势的险要殆为共同认为必要的条件。为了防御敌对势力的攻击，保证其权力的存在，这样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关中平原很早就被称为四塞之国。这是说，它东有崤山，南有秦岭，西有陇山，而北濒黄河。也许北边离黄河太远了，就以甘泉谷口来代替，这是指仲山、梁山等北山而言，更切合于实际情况。山河围绕，自然易于防守。不过山间河畔还有和外地交往的道路，为了控制这样的道路，就陆续建置相应的关隘，因而就有了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还添上陇关。关中的名称就是由此得来的。
这样的关隘后来还不断有所增置，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畿辅周围并由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已有十二座，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就有蓝田关、子午关、骆谷关和库谷关，还有同州的蒲津关和龙门关，原州的陇山关和木峡关，华州的潼关，岐州的散关，陇州的大震关，会州的会宁关。如果添上延州的芦子关，就更为全备了。有了这些山河和关隘，长安作为都城就更会感到安全。
在那些时期，长安是位于全国的西部。关中国面部有关隘，东面的殽函山地却最为重要。一些开国的君王所顾虑的倒不是周边各族的侵扰，而是关东诸侯的难于统治，尤其是农民起义更为严重的威胁。有的人说，如果在长安建都，“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这样的说法确可以打动一些开国君王的心思，汉高祖定都长安，就是具体的例证。
伊洛下游和洛阳周围的形势 洛阳周围的形势似乎不如长安有山河环绕的严密，不过也还是相当险要的。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南有伊阙，北有羊肠，西有泰华，东有河济。伊阙就是龙门，羊肠在太行山上，泰华在殽山之西，济水是一条古河道，由黄河分出，向东流去。有的则说，它南有三涂山，北有太行山，还在伊洛和黄河之间。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又在伊阙之南。有的还说，它东有成皋，西有殽邑，背靠黄河，面向伊洛。成皋在旧汜水县，今属河南荥阳县。殽黾则是殽山和渑池。这些说法彼此虽稍有不同，综合起来，就可显示洛阳的形势有它可取之处，因而也就成为建都洛阳的理论根据。
洛阳与长安一样，作为都城，周围也陆续建置关隘。直至东汉末年，先后建置了八关。八关为函谷关、广城关、伊阙关、大谷关、辕关、旋门关、小平洋关和孟津关。广城关在今河南临汝县，旋门关就在成皋，这是距洛阳最远的两座关。函谷关为汉武帝所建置的函谷新关，这本是拱卫长安的关隘。新关移置于新安县东，也就是现在新安县城外，距洛阳不远，东汉时成为拱卫洛阳的八关之一。
洛阳在隋唐商代也许只是作为陪都的缘故，在建置关隘方面就不易和都城长安相提并论。唐玄宗开元年间，皇朝直接管理的全国二十六座关隘中，如前所说，长安周围就有十二座，可是洛阳周围竟无一座。就是一般非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有长水县的高门关。长水县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南，高门关更在长水县的西南，已近于今卢氏县。这是位于洛河中游的关隘。自来有关洛阳的军事行动，似皆与洛河中游无若何关系，隋唐时期也是如此。这样说来，高门关对于拱卫洛阳，也难得起到多么巨大的作用。
隋唐两代的建都长安和当时的关陇集团 隋唐两代相继以长安为都城，这虽是两代的新猷，却是西魏、北周的旧贯。长安自西汉、新莽之后，废不为都，中间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和前、后秦，皆曾在这里建过都城，历年都甚短促，前后合计，尚不及百年。自后秦覆灭后，又复废不为都将及一百二十年。北魏孝武帝西奔，使长安作为都城，重新开始新的阶段。孝武帝开创了西魏的社稷，可是当时对于部城的建置势难从容选择。孝武帝本来不甘再受高欢的压迫，思欲另谋生路，可以投奔求其庇护的，只有宇文泰，而宇文泰正据有关中，距洛阳尚非过远。孝武帝当时所设想的只是一位宇文泰，并非长安城。长安城能够又复作为都城，乃是一种偶然性导致的结果，并非历史规律性的演变。
北周皇朝能够建立，是由于宇文泰早在西魏初年即已掌握全部权力；隋朝能够建立，也是由于杨坚早在北周末年即已控制整个朝廷。皇朝的更迭都采取禅让形式，因而都城也都沿袭旧规，无所改易。后来唐朝代替隋朝，仍然是同样的手法，所以长安依旧成为都城。其间只是在隋朝初年，另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下建立大兴城，作为新的都城。新都仍设大兴、长安两县。唐初改大兴为万年，仍与长安并治城内，长安名称得以保存下来，已不是原来西汉的长安城了。
西魏以长安为都城，如前所说，乃是时势所逼，别无选择余地，其后逐渐演变，也无余地可供选择，因而累代相沿，至于唐时。当北魏孝武帝西迁之后，高欢亦挟魏室东迁于邺。迁邺之际，洛阳颇受破坏。接着东西相争，洛阳又处于两者之间，复沦于疆埸，成为争战的场所，已难于重建。西魏自其初年起，权力皆为宇文泰所掌握。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就不能不有所振作。近人论当时史事，谓宇文泰所推行的为“关中本位政策”，相应地形成关陇集团，这样的说法正与当时情势相符合。远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之时，随着迁来的代北鲜卑人一并改籍为河南人，使其不再有故土之思。这时随孝武帝西迁的许多著籍河南的鲜卑人，也一并改籍为京兆郡望。不仅诸胡族有此改变，就是仕宦于关中的山东士族，同样皆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当年汉高帝初定天下，说到建都，其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就多劝高帝都于洛阳，不欲远到关中来。而这时在关中的诸胡族和山东士族都已改籍京兆和关中，关中就是这些人的桑梓所在，对于都城位置就不应再有异议。
建立隋朝的杨坚，史称其为弘农华阴人。推其本源可能也是山东士族，而随例改籍的。华阴杨氏自东汉杨震以来，就是关中著姓。杨坚改籍也就成了关陇集团的人物。杨坚取得政权，自是得力于乃父的军功和其本人与北周有椒房之亲，也是得力于关陇集团的拥护。杨坚一直就在长安，这样就顺水行舟，无往不利。建立唐朝的李渊，论其家世也和杨坚一样，都属于关陇集团。李渊在太原起兵，处心积虑，必欲回到长安，就是要争取关 陇集团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建立唐室的江山。正是这样，以长安为都城就成了定型，不应再有别的打算。
隋及唐初山东的局面及陪都洛阳的建置 自东西魏分立之后，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这样的抗衡并非都是顺利，有时甚至形成势同燃眉之急的压力。宇文泰曾经夺取过洛阳，可是洛阳以东就不易染指。高欢却不断西向进军，沙苑之役对于宇文泰来说，殊属发发可危，幸能取得胜利，免于颠覆。战后植树庆功，也是难得的际遇。后来北周还是灭了北齐，这样的硕果并非一蹴所能获得，也是经历了若干艰难险阻，才能有如此成就。北齐灭亡之后，杨坚思欲取代北周，肇建隋朝之际，各地间有起兵反抗，其中以山东为多，有荥州（隋时改为郑州）刺史宇文胄、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而以相州总管尉迟迥兵力最为强大。相州治所就是东魏北齐的邺都。平尉迟迥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并皆毁废。山东各地还应加上江南的陈国，陈国和东魏、北齐一样，也是周、隋的对手。举兵于郧州的司马消难，在兵败之后，并郧州投奔陈国，使杨坚多一番顾虑。迄至隋末，各地纷纷起兵，先后割据称雄，也以山东为多，有劳唐初的征讨平灭。从东魏、北齐以来，这东西两方之间，仿佛隐隐有一条界线，显示出其间还有若干差距。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差距。以关陇集团为基础的建于关中的皇朝，就难免对于山东人士有了若干戒心。隋炀帝初年，上距北齐的灭亡已有二十余年，就是陈国的倾覆也有十余年，炀帝诸臣还是以此为言。其通事谒者上疏说：“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并且指出这些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还指出“朋党人姓名和奸状”，炀帝因而下诏推究，有关的山东人并被免官流配。这虽然只是一条例证，可见当时的山东人是被另眼相看的。朝中官员可以免官流放，偌大的山东如何防备，确实是个问题。就在炀帝登基伊始，并州总管汉王谅就举兵反抗，这如何能使炀帝放得下心来。
隋时营建洛阳为东都，就是炀帝决定的。当时所颁的语书，由汉王谅的反抗说起。诏书说，“今者汉王谅悻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急赴，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时顺动，今也其时”。这对于营建东都的设想，说的十分明确。就在开始营建东都时，还掘凿了一道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从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山西河津县西北濒黄河的龙门山开始掘堑，东行经晋城市北，东越太行山，达到河南卫辉市，向南渡过黄河，经过开封市和临汝县，而至于陕西商县，形成一个椭圆形。这椭圆形的中心就是洛阳。椭圆形西口没有封闭，因为再往西去就是都城长安。都城和陪都之间用不着再有什么防御的措施。由隋文帝始建皇朝时起，到炀帝之时，已经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长安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威胁来自突厥，还未惊动长安。炀帝营建东都，其起因是汉王谅的造反，其实汉王谅的乱事很快就已告敉平，不足作为兴工的理由。炀帝所颁的诏书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可见从隋朝始建邦国，对于安抚东夏，就初未释怀。在这样一些痕迹中，还仿佛可以看到关陇集团的余波不时仍在荡漾。
这样的余波并未因隋朝社稷的崩溃而逐渐静止，唐朝初年也仍隐约显露出来。就在唐朝肇建之时，唐高袒诸子建成、元吉和秦王世民倾轧，还以山东人为口实。《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建成、元吉）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山东人。’”《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则改成“秦王左右皆山东人”，显得更为严重。这时上距隋文帝的统一南北为时更久，可见其积习之深。这些话说还是皇族之间和朝廷内部的琐事，其实民间也有歧视之处。唐长安外郭城皇城东第三街最南的一坊为敦化坊，再南就是曲江池了。这座坊的西门之北为秘书监颜师古宅、太常少卿欧阳询宅、著作郎沈越宾宅。贞观、永徽间，颜师古、欧阳询、沈越宾住此坊。颜即南朝旧族，欧阳与沈又江左士人，时人呼为吴儿坊。南朝旧族还被称为吴儿，显示其间并非和谐一气。吴儿亦应在山东人数内，是山东人依旧为关陇集团所见外。
虽然还有这样一些芥蒂，似已与东都洛阳的恢复和重建没有甚大的关系。唐初统一宇内，就废去隋的东都，太宗贞观年间改称为洛阳宫。直至高宗显庆年间，始复称东都。如果武德、贞观之间，对于山东人犹如隋初的防范，则东都就不应任其荒芜。就是高宗显庆年间恢复东都称号之时，似也没有这样的设想。高宗在恢复东京称号时，曾告其臣下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这与隋炀帝肇始营建东都之时，迥然异趣，前后不能相提并论。
隋炀帝自营建东都后，再未返回长安。可以说，洛阳虽为陪都，实际上就是都城。唐高宗恢复东都之后，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正如他所说的东西二宅一样。虽常巡幸洛阳，长安作为都城似未有所减色。至武则天时，以东都为神都，竟久居其地，仅于长安元年（701）十月返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又复东归洛阳，居西京者只有两年。既然久居洛阳，则重要朝廷机构亦当随之前去。甚至选举贡士亦在洛阳举行。武后载初年间，就曾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可见洛阳已经代替长安作为都城，直至武后殁后，始得告一段落。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