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强大的政治中心和繁荣的经济都会 宫城和皇城随作用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都有宫城和皇城。宫城在北，皇城在南。宫城为皇室居住之所，皇城为执政所在地。这样的安排布置虽非隋唐两代所首创，隋唐两代却也有所增益。前代官署之间，往往杂有民居，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更显得统治的威严。

　　隋唐中枢皆三省并立，隋为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唐改内史为中书，实际还是一样的。中书、门下掌管皇朝政令的制定和颁布，尚书则司执行。职务不同，三省的衙署也就不必皆在一处。长安城内的尚书省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皇城之中仅有门下外省和中书外省，分别在承天门街之东第二横街之北和承天门街之西第二横街之北。门下省和中书省实际上在宫城之内太极殿前的东西两侧。而太极殿（隋时称大兴殿）则为帝王胡望视朝之所。日常听政视朝则在其北的两仪殿（隋时称中华殿）。门下省和中书省设在这两殿之前，正显示出皇朝政治重心的所在。

　　后来大明宫建成，这样的重心就移到大明宫。大明宫称为东内，宫城称为西内，显示两方差相仿佛。实际上大明宫已取代宫城成为皇朝政治重心的所在。大明宫的丹凤门相当于宫城的承天门，其南也在外郭城的翊善坊和永昌坊间特辟了一条丹凤门街。丹风门内为含元殿，为大朝会之所。含元殿后的宣政殿则为帝王常朝之所。大明宫建成后，门下省和中书省也随着迁来，分列于含元殿和宣政殿之间的东西两侧，大致和在宫城时相仿佛。由于百官经常入朝，还在丹风门之西的建福门外设百官待漏院。建福门在外郭城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亦即皇城东第一街之北，其南就是光宅坊，待漏院就设在光宅坊中。

　　当大明宫未建之时，每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觐见之时，帝王御宫城太极殿前的承天门受礼。大明宫正式成为政治重心后，这样的朝仪也就转到大明宫含元殿。王维诗有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显示一派雍容大方的景象。

　　洛阳的宫城和皇城的布局基本上和长安相仿佛。宫城之中亦有含元殿（隋时称乾阳殿），就在应天门内。帝王常朝之所则在含元殿西的宣政殿，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在含元殿和宣政殿的东西两方。门下外省和中书外省亦如长安城旧规，皆在皇城之中。就是具体的位置也未脱西京窠臼。可是皇城之中却无尚书省。尚书省另置于皇城之东的东城之中。皇城西南隅的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时。唐高宗亦常居此听政，仿佛长安的大明宫。不过宫内未设门下省和中书省，与大明宫不同。武则天以后，唐朝诸帝渐少去到洛阳，安史乱后竟无去者，不仅上阳宫难于和大明宫相比拟，洛阳的宫城和皇城也显得寂寥了。

　　 长安和洛阳成为繁荣的经济都会 长安和洛阳诚然是政治中心，却说不上经济中心。当时的中心应该数到扬州。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动机之一就是贪图扬州的繁荣富庶，至少当时扬州的繁荣富庶应该是超过长安和洛阳的。后来扬州愈加繁荣富庶，只有益州能够和它攀比，因而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长安和洛阳更是瞠乎其后了。

　　长安和洛阳虽然说不上经济中心，还是有一定繁荣，仍然可以作为经济都会。长安的繁荣经济显示在东西两市，洛阳则显示在洛河南北的三市。长安两市和洛阳三市在一定时期内都显得繁荣昌盛。据说长安的东市，其中“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隋时的洛阳丰都市，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东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时的大同市也相当繁荣，其中有“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这都是当时一般都会所少有的。

　　长安的两市和洛阳的三市能够繁荣昌盛，长安和洛阳的户口众多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都城本来就是人口最易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有意的徙民实都，当然也就更为繁多，隋炀帝初建东都之时，不仅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还徙来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时，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就是其他的迁徙也还是有的。这样多的人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达官贵人，就必然会促使当地商业发展，以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长安城西市的规模和东市相仿佛。东市在万年县（即隋大兴县）辖地内，西市则在长安县辖地内。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县为多，浮寄流寓，犹不可胜记。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多为勋贵所占有，由是商贾多趋往西市，显得西市较东市为繁荣。市的繁荣与否和户口稠密的关系，这应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长安的东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门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条横街也就是春明门和金光门之间的大街。这是长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有助于东市和西市的繁荣发展。西市还通漕渠，较东市更为方便。洛阳的三市，两市在洛河之南，却都近于洛河。隋时通远市置于洛河之北，漕渠之南。唐时北市在通远市和漕渠之北，位于东城之东第三南北街景行坊之北。这是移通远市向北，与原来的旧市中间隔了一座景行坊。洛河河道不时摆动，通远市难免受到影响，不能不向北移。不过只是由漕渠之南移到漕渠之北，漕渠运输的便利并未稍改。漕渠上有桥，名为通济桥，为隋时所造，唐时即称漕渠桥。据说：“自此桥之东，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漕渠运输的繁忙正是促成了隋通远市和唐北市的繁荣。就是隋大同市和唐的西市的繁荣也都得力于由洛河引导的分渠。隋大同市在定鼎门西第二街从南向北的第二坊，已近于洛河之南外郭城的西南隅。唐时西市更在隋大同市的西南，为定鼎门街西第三街最南的一坊，而这条街只有两坊，西市之北的广利坊，已到了最北了。西市之西为定鼎门街西第四街，隔街为通济坊，为全城最西南的一坊。这样就显得相当偏僻。相当偏僻却还要设市，显然是凭借流经这市侧畔的洛河分渠了。西市的最后废省是在开元十三年。其时这条洛河分渠尚未完全壅蔽，可能已不利船只航行，使西市萧条，终至于废省。到了天宝年间，这条渠道完全壅蔽，遂至涸绝，西市也就难得再行恢复了。

　　城内若此，城外所及更广。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固然以洛阳为肇始之地。早在隋文帝时已开凿广通渠，亦即后来习称的漕渠，加上其间黄河，船只由长安可以直达洛阳。通过这些运河渠道，太行山东、江淮之间皆能与两都相联系。就是江南岭南，亦可藉以通达。唐玄宗天宝年间，韦坚为转运使就由此途运来长江下游各郡的贡品，就是岭南贡品也在所不遗。贡品能够运来，商货也就随之而至。直到唐代后期，长安城东北渭河上还是“千墙渭曲头”，其盛况也可略见一斑。

　　就在唐时，由长安“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就是“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这是唐代盛时的记载，隋代盛时谅亦如此，就是店肆不多，道路往来还是方便的。这里所说的是长安。洛阳和长安东西相望，一线相连，能到长安的地方，同样也都可以到达洛阳。

　　商旅能够到达的地方，货物也就随之俱来。全国的货物也就多能聚集到长安和洛阳。全国的货物自然是各式各样的，丝织品却最为繁多，品种也最为复杂。其中仅绢一种，就有八等，产地近九十州，尚有未列入等第的州。两者合计共有一百二十余州，占全国州的总数百分之四十四。这样多的州所产的丝织品，都有可能运输到长安和洛阳，而长安尤为主要的集散地。长安和洛阳诸市的工商业者皆按其行业形成行，丝织业也有行，长安两市丝织业的行可考知的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绵彩帛行、丝帛彩帛行、总绵丝织行。这些经营丝绸的行，必是丝绸贸易的地方。有一个绢行兼作举钱之所，可能是为了从事丝绸买卖的存贷款项的方便，亦可以藉此略观这些行的贸易盛况。

　　长安和洛阳都有市，由东方各地运往长安的丝织品就不必都要经过洛阳的市，这是一般的道理，是用不着说明的。由各地运到长安这样多的丝绸，除了供应长安城内的需要外，还向域外供应。近人每艳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名称虽非国人所首创，然以通住西域的道路多有以之运输丝绸，以这样名称称这条道路，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唐人张籍所作的《凉州词》，描述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景象说：“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现在发掘的西安附近的唐墓中还有唐三彩——驮丝绸的骆驼出土，可见当时运输到西域去的驼队实为习见的情况。有关在这条道路上的丝绸记载还是很多的，无须在这里一一列举。大量丝绸由长安遵从这条道路运往西域，显示长安丝绸业的兴盛，也说明丝绸之路正是以长安为起点。这样的起点也是他处所不能代替的。

　　长安和洛阳诸市皆有一定规模。长安东西两市各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面各二门是市内有东西街两道，南北街两道。四街之间杂有巷曲。洛阳的市，隋时就备不相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市内当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各一街，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时南市，仅留其一半，只有一坊之地。南市周围一些坊，还保留有双市门的名称，可能就是丰都市的市门。如果这样的推测不至讹误，则亦如长安两市之四面各有两门，市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街两道，后来唐时洛阳诸市皆仅一坊之地，不尽和长安相同。不论其为两坊之地或一坊之地，四面皆有围墙，和坊墙一样。具体说来，这样是封闭式的市。封闭式的市是和封闭式的坊相配合的。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取意，也有历史的渊源。不过当经济不断发展之际，这样封闭式的市就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长安城内崇仁坊的变化就是具体的说明。崇仁坊在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也是皇城东第一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崇仁坊的“北街，当皇城的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选人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之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这不仅超过了两市，而且还形成了夜市，这是两市所未有的。这条记载未及备载具体年代，估计可能是唐代盛时的景象。至于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二坊辅兴坊的“车马往来，实为繁会”，辅兴坊之南，中隔两坊的延寿坊被称为“繁华之最”，似不能和崇仁坊相比。辅兴坊的“车马往来，实为繁会”，是因为它位于皇城安福门和外郭城开远门之间，而开远门又为通往西域道路肇始之地，车马繁多，亦理所当然。延寿坊的繁华则是因为唐懿宗咸通年间迎佛骨时，坊市豪家在此举行无遮斋大会的缘故，并不一定是由于贸易的发达。

　　虽然如此，一些坊中的商业活动还是不少的。朱雀门街东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三坊长兴坊的毕罗店，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三坊永兴坊的卖鱼者，街东第四街最北的长乐坊虾蟆陵的郎官清酒，长乐坊之南第八坊宣平坊的卖油的，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延寿坊的专卖金银珠玉的。这些店铺的规模都不可能很大，但离开东西两市而在一些坊中出现，就不应该漠然视之。

　　都会所在，来往旅人众多，自应有旅舍的设置。长安西市育窦家店，据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似是旅舍。他如朱雀门街东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一坊务本坊、第三坊长兴坊、第五坊靖安坊，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七坊亲仁坊、第九坊永崇坊、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道政坊，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九坊延福坊就皆有旅舍或旅邪。洛阳城中也有相同的设置，洛河之北东城之东第一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二坊清化坊、东城之东第四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一坊时邕坊、第三坊殖业坊亦皆有客舍或旅舍，而这几坊就都在唐时北市的周围。

　　这些店铺和旅舍都散布在诸市之外，显示封闭式的市已经不易完全保持旧观，而被冲破。上面所举的具体例证，大部依据唐时的记载，至少可以说唐时已多这样的景象。这里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夜市的兴起。上面曾经提到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的崇仁坊。这个坊不仅有商业，而且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按自唐初起，就已规定，诸坊门的晨昏启闭，皆以击鼓为号。这样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是不合乎早年的规定的。文宗开成年间，还为此再发布敕文，令一切禁断。看来效果并非很大。夜市的兴盛对封闭式的市是冲击。就是封闭式的坊也会受到冲击。

　　都市中商业发达，手工业也应居有相当的地位。唐时长安两市、洛阳三市都有许多行，这在前文都已提到。这许多行中，有关手工业的行并不很多。长安东市有铁行，西市有秤行。铁行、秤行何所作为，都无从知悉。唐时有窦乂者，曾于朱雀门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九坊嘉会坑庙院锻炉，作二枚小锸，锻炉非窦义所经营，可能就是铁行的一部分。长安西市又有辔辔行，顾名思义，当是制作鞦辔和车辆的行业。东部通化门附近有长店。其中就有造车的工场。当时皇朝规定，“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可见手工业的行和工匠是不少的。可能都不在东西两市之中。唐文宗时，内库琵琶偶有破坏，送崇仁坊修理。据说造乐器者悉在此坊。是否也是一行，就不可备知。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常乐坊，曲中出美酒，京都称之。这是酿酒的所在，其南的靖恭坊中有毡曲。曲以毡为名，殆亦以制毡为人所称道。洛阳长夏门街之东一街由南向北第四坊修善坊，据韦述所记，坊内东坊酒肆，这些坊都与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