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科举制的创立

　　科举制的种子在南北朝后期萌芽，唐代科举制是开花结果了，“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可见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史上属于初创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据《通典·选举三》、《新唐书·选举志》上所说，唐代以科举取士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种为“生徒”，就是国家最高学府及地方官办学校保举选送的考试合格的学生；另一种为“乡贡”，就是各地州县长官保举选送的当地自学有成就的士人；还有一种为“制举”，就是由皇帝亲自下诏来选取“非常之才”，即专门人才。而且，每种途径又分若干考试科目，以选拔国家所需的人才，如“生徒”、“乡贡”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科，而“制举”的科目则多得难以计数。这些取士途径及考试科目在隋代即已出现，表明科举制在隋代已初具雏形。

　　据隋文帝开皇七年诏曰：“京邑库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的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又据《隋书·房晖远传》云：隋文帝开皇年间，房晖远任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未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在开皇年间，无论是京城的最高学府，还是州县的地方官学，都曾向朝廷举送过应试明经科的生徒。唯前者是针对“升迸于朝”的“生徒”因“未有灼然明经高第’而提出了尖锐批评。至于“乡贡”一途，在开皇时也已出现了。如韦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又加孔颖达，“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再如刘焯，“以儒学知名，为[冀]州博士。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按赵煚任冀州刺史在开皇年间，则刘焯被举秀才亦当此时。还有王贞，“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这几位显然是“不在馆学而举者”，即由地方长官举送的“乡贡”。其中既有应明经科的，也有应秀才科的。如果说明经科与秀才科在名目上仍是汉魏以来旧有的话，那么，进士科则是在隋代出现的新科目。据《旧唐书·房玄龄传》：“[房]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年十八，本州举进士。”以其卒年及享寿推算，则房玄龄举进士当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又据《旧唐书·杨纂传》：“[杨]纂略涉经史，尤明时务。……大业中，进士举”。这里虽未明言其举进士乃由“生徒”，抑由“乡贡”：但由学馆举送的生徒，平日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故所应试多为明经科，而迸士科所试之内容，却与秀才科极其接近，“唐初秀才仍试策，而进士科继承隋制也只是试策……。隋、唐两代秀才、迸士两科虽同时存在，其实从考试内容来说，进士只是秀才的替身”。再远溯起来，“实即南北朝来秀才策试兼重文辞之习”。如马敬德、社正玄，举秀才所试即为“方略”、“方略策”。而房玄龄、杨纂正是精通经史、工于文章、明白时务，故举进士而能考中。由此可以推断，他们是由“乡贡”一途而来。

　　隋皇朝己比较成功地开辟了“生徒”、“乡贡”并行的选人途径，这不仅从以上所举事例得以证明，而且还曾有明文指示。如隋炀帝大业元年七月丙子诏曰：“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现）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县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这里要求州县官员“采访”并举送“在家及见入学者”，而后由朝廷“随其器能”加以选择任用。所谓“在家”者，显然是指各地不在官办学校读书的人，所谓“见入学者”和“国子等学”的“生徒”，则指在京城里和地方上的官办学校中读书的人。以此比观唐代：“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不正是唐“因隋旧者”。

　　隋朝以前，有一种由皇帝临时下诏以选举“非常之才”的办法，称之为“制举”。到了隋初，也还举行过，如隋文帝开皇二年正月，“诏举贤良”。但这种“制举”，在科目上既很单调，不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而且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情况下，也不适应实际需要。于是，随着隋唐统治者对选举制度的逐渐改革，其形式虽被承袭了下来，其实质却发生了变化，不仅分科细，而且内容新，以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从而成为科学性质的“制举”，也叫“制科”。

　　在唐代“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可知唐朝统治者为了治理国家的需要，随时下诏规定一些科目以选拔专门人才。其实，隋代已然。如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七月有“二科举人”之诏：“丙子，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于济二科学人。”而仁寿三年七月丁卯诏曰：“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这里虽未具体列出举人的科目，却对举人的才能提出详明的要求，则仍属“制诏举人”。由此可见，科举性质的制举当成立于开皇年间。以后在隋炀帝时，制举续有发展。如大业三年四月甲午下诏“十科举人”：“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六月又有“四科举人”之诏：“辛亥，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由以上所举可以看出，分科取士越来越明确，从而使制举成为隋皇朝选拔人才的又一主要途径。

　　综上所述，隋朝的科举制，可以说是基本上创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而又在隋炀帝大业年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皇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正是要把读书、应考和任官三者结合起来。而这三位一体的选举办法，一方面使封建国家从地方豪强和士族手中夺回选拔人才的权力，从而增强朝廷的控制力量，以巩固皇权；另一方面使庶族地主也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表达政治意愿，从而扩大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的创立，尽管由于隋祚短促，在选拔真实人才，提高管理效率，缓和政治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未能充分展示出它的优越性，但其优越性在后世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所以，隋皇朝对于封建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同时也应看到，相对于整个科举制而言，隋朝的科举制，毕竟还处于草创阶段，既不够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还残留着前代选举制度的痕迹，也不甚完备，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从而显得新旧杂陈，含混不清。如杜正藏，“善属文。冠弱举秀才，授纯州行参军，历下邑正。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一人而先后两次“举秀才”，前者大概就是察举制的旧科，后者则显然为科举制的新科，因大业五年诏“四科举人”，其中就有“学业该通”。尤其在具体环节上，连唐人也不甚了了，如杜佑就只概括地说：“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至于隋代贡士之法的实行情况，则无从了解。也正因为此，还产生过不少错误的记述，如薛登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又如杨缩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再如刘肃说：“隋炀帝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其实，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并不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而秀才科更不是唐朝增置，如前所述，这些科目早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即已出现了。此盖因开皇年间以科举取士尚属尝试，偶一为之而已，至大业时，则举行的次数增多而渐具规模，留给后人的印象较深，故易产生彼非此是的错觉。又因薛登、杨绾等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科举制，要求恢复旧选举制，而唐人又常常把隋炀帝视为借古鉴今的反面例子，所以，有意无意地说科举制肇始于隋炀帝，将事与人挂钩，既有利于展开批判，又容易使人接受，以至违反了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