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服 饰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之间交往频繁，中外文化交流融会，从而使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产物——服饰，无论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服制如品色服，还是民间流行的服饰如胡服，都呈现出兼容并蓄、绚丽清新的特色。
服饰制度 隋唐统治者为体现封建社会的尊卑等级制，于是对大小官员的官阶等级进行了严格的划分，进一步发展了创始于北周武帝时的品色服制度，可以使官吏平民的身份在社会生活中一目了然。
隋炀帝经常外出巡游，左右随从官员为了方便，就不穿朝服而穿戎服，致使天下士庶，不分贵贱，都爱穿戎服。隋代为了分别官吏庶民的等级和身份，就把戎服的服色按品级区分，大业六年诏曰：“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唐朝建立后，在服饰制度上，仍沿袭隋朝的品色服，而且加以完善。高祖武德四年（621）八月颁布敕令，规定以服饰的质料、颜色及带饰来区分官吏的品级和平民的身份：“三品已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绫，双，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绸、、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至太宗贞观四年八月，又下诏令，规定凡官吏三品以上的穿紫色官服，四品、五品以上的穿绯色官服，六品、七品的穿绿色官服，八品、九品的穿青色官服。这样用紫、绯、绿、青四色定官品的尊卑，从而正式确立了品色服制度。到了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对官吏的品级高下、人们的地位尊卑，从服色佩饰上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和规定：“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到这时，人们可从各级官吏所穿官服的颜色上，一目了然地知其官阶品级，就像明人胡震亨说的：“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而且从这时开始，也彻底禁止了臣民穿戴黄色的衣服饰物。原来在隋代，还不禁用黄色，臣民士庶都可以服黄。《隋书·礼仪志》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亦如之，唯加十三环，以为差异。”到了唐代武德初年，因隋旧制，高祖以黄色袍衫为常服，后又渐渐用赤黄色，于是开始禁止士庶百姓穿戴赤黄色的衣服饰物。但是服黄的禁令，并不很严格，如太宗贞观四年（630）及高宗龙朔二年（662）还规定说：“虽有令，仍许通著黄。““朝参之处，听兼服黄”。只是后来因洛阳县尉柳延在一个夜晚穿着黄衣行走，被部人殴打，高宗知道了，认为章服品色紊乱，便下令“一切不得著黄”。从此，黄色被皇帝所独占，而黄袍成了帝王的专用服饰，一旦加身，就象征着登上皇位了，延续一千多年，直至清朝灭亡才废止。
品色服制度不只是规定了大小官吏要依据服色表明身份，而且还规定了他们的母亲、妻子要依据不同的等级身份而穿戴不同品色的服饰。在太宗贞观四年定制时，要求“妇人从夫之色”，也就是官吏妻子的命服颜色依从丈夫的颜色。到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又有了更加明确详细的规定：“妇人服饰，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另外，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妻子所穿衣服的领口袖子上，可以使用锦绣，凡间色衣裙不能超过十二破，单色衣裙不能超过六破。这样对上层社会的妇女们在品色上所做的划分，不仅是对品色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更完善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的等级制。
品色服虽在太宗贞观年间就被确定下来了，但对它的补充和发展却从没有停止，除了用色彩、织料来区分官阶品级，到武则天时，又翻出了新花样，就是用不同的绣饰纹样来标明身份。《唐会要·舆服下》说：“延载元年（694）五月二十二日，出绣袍以赐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各有训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左右武卫饰以对虎，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千牛卫饰以对牛，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子，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文铭皆各为八字回文”。这种胸前有禽兽花纹，背部有文铭字样的异文袍衫，在玄宗时上面的文字被废止了。但针对不同职务的官员，袍服上绣饰各种禽兽纹样以区别文武品级的做法还是延续了下来，如开元十一年（723）六月，玄宗敕令千牛卫饰以瑞牛，左右卫饰以瑞马，等等。不仅使品色服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为明清时期官服“补子”所承袭。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服饰也受着影响，总的看来，服饰在前期比较朴素，后期则日渐奢华。唐代后期，社会风气日下，奢侈之习渐长，不遵律令，超越本分，穿戴不合身份的贵重衣料饰物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表现在服饰上的等级差别越来越混乱。如在天宝年间，只是玄宗和杨贵妃能穿着绣有金乌的锦袍，可到了文宗时，一般富贵人家都有这样贵重的衣服。如此超越品级的奢华，无疑要对尊卑等级制度产生破坏作用。所以，为了恢复封建礼法，严肃服饰制度，文宗于大和六年（832）六月再次下令制定官员服饰：三品以上官员的衣服可以绣上鹘衔瑞，用孔雀绫制做袍袄，佩戴雁衔绶带；四品、五品官员的衣服只许用地黄交枝绫来制做；六品以下官员只可穿用小团窠绫和无纹绫等织料做的衣服。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奇文异制的华贵袍服，一律禁止。外任州府的四品以上官员，可以穿丝布衣服，但不能有花纹。这是文宗试图通过重新制定衣服的形式来确立表现在服饰上的礼制，不过在晚唐世风日侈的情况下，诏令虽严，却难以实施。
品色服是伴随着封建统治的强化，作为划分封建等级尊卑，体现封建统治秩序而产生的。而品色服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则表明封建统治较之前代有所加强，并为后代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强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官服形制，从而得以补充、完善，到明、清时代，就形成一套十分繁缛而完备的服饰制度。
男子服装 隋唐时期的男女服装，既有定制，也有变化。而且，服装在形式上的发展变化之大，花样之多，习俗形成之快，往往使当时人感觉跟不上潮流，下面的一段描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羃离，必为瓦石所及”。由此一端，即可想见服饰习俗新潮迭起的一般情形。
隋唐时期，一般男子的装束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脚登乌皮六合靴，既洒脱飘逸，又有英武之气，这是当时中原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相融合而产生的服装形式。
幞头是隋唐时期男子首服中最为普遍的样式，从北朝沿习下来后，在形制上不断有所变化。幞头最初是人们为了便于劳动而用巾帛向后包裹头发。到北周武帝时，才在绢帛上加上四脚，或者将前两脚系于脑后，后两脚系在髻上，或者两脚系在脑后下垂，故又称作折上巾。隋代初年，皇帝贵臣，官吏士庶大都戴乌纱帽。后来用桐木黑漆为巾子，使它相当于一个假发髻，裹在幞头里面，以便裹出固定的幞头外形，一时间流行于天下。“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到了唐代，幞头随着时代风尚习俗的变化，人们审美情趣的转移而不断地改换形制，这通过《唐会要·舆服上》、《旧唐书·舆服志》等有关文字记载和一些唐人绘画作品，再结合出土文物如唐代的陶俑、墓室壁画等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祖时的幞头顶上巾子很低，太宗时的幞头甚至有平顶的，所以流行于唐初的幞头样式被叫做“平头小样”。武则天时的幞头顶上巾子加高，分成两瓣并呈一定程度前俯，号称“武家诸王样”，也被叫做高头巾。中宗时有巾子顶部又大又圆，分两瓣俯向前额的“英王踣样”，玄宗时有巾顶更高而前倾不明显，顶上缩小呈尖圆头状的“开元内样”。从隋到唐中期，幞头的两脚都是用轻薄柔软的织料做成，称作“软脚幞头”。而到了玄宗时，开始用铁丝横撑幞头的两脚，称作“硬脚幞头”。自中唐以后，幞头两脚的式样还在变化，或下垂，或上举，或斜耸一边，或交叉在后，初为梭子式，继而腰圆式，几种式样区别得很明显。唐末，人们为了使幞头用起来方便，就用薄木片制成架子，纸绢村里，铜铁为骨，做出一种固定形的幞头，随时可戴。这种固定幞头和硬脚幞头就是宋明时官帽的前身。
隋到唐初，男子在穿着上，最流行的是一种受胡服影响而产生的圆领袍衫，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乃至士庶，都经常穿。它的式样一般为圆领、右衽，领子、袖口及襟边有缘边，衣长至膝或至脚，而袖子随着时尚变化而有宽窄之分。穿上这种紧身、适体的服装，行动方便，所以很时兴。但它毕竟是受北朝游牧民族服装影响而产生的服式，所以，隋唐统治者从有利于巩固封建政权考虑，需要弘扬儒家礼仪，遵守传统礼制，从而对袍衫加以某些改革，以迎合中原汉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太宗时，有人建议采用汉人服装上传统的深衣之法，在衫上加襕，也就是在袍衫的腰下加一道宽边作为上衣、下裳的区别标志。又在衣袖处加褾，也就是在袖口处加一段硬衬，当手运动时可以自如地折叠伸缩以便行动。于是这种“襕衫”被定为一般士人应穿的上服。同时为了使从事生产劳动的平民方便于行动，就规定在衫下两边开叉，穿这种叫做“缺骻衫”的衣服。还有人提议在官服袍下加襕，襕的颜色与官品服色一致。从此，襕袍、襕衫渐渐成为男子中不分官吏士庶的流行上服。到盛唐以后，由于胡服的影响减弱，一般世俗又兴起了魏晋时的宽袍大袖。
脚登靴子，本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穿着习俗，后来中原汉人为便于打仗，着戎装时就着靴子，日常生活中还是着履。但到了隋唐时期，靴已不限于戎装，无论帝王官吏及庶民百姓都通行穿“乌皮六合靴”。它是一种短靿黑皮靴，用七片皮革缝制，有六道接缝，所以又叫六缝靴。不过，隋至唐初，为了维护中原汉人文化传统礼仪，臣僚们上殿廷见君，进官署办公，仍要着履，禁止穿靴。到太宗时，经马周一番改制，改长靿靴为短靿靴，使靴筒变短，里面再衬上靴毡，于是允许“着入殿省”。这样一来，靴子就可以不算作胡服而穿它上朝办公了。《旧唐书·王锷传》：“尝听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锷，锷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以杂之。”《新唐书·李白传》说：“[李]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土脱靴。”可见唐代穿靴子的风尚。
女子服饰及胡化风尚 隋朝妇女通行的服装是小袖长裙。至于社会上层妇女的衣着式样，还受着南朝齐梁风气的影响，一般仍穿没有袖端的大袖衫子。那些身份地位较低的妇女，大多穿小袖上襦，而且这种式样已成为流行趋势，日益普及。贵族妇女出行时多是穿着大袖服，另外又在肩上加披风式小袖衣，而这种披风式小袖衣都是翻领，里外的颜色不同。
由于社会风气开化，唐朝的妇女受封建礼法限制最少，又因深受北方游牧民族习俗的影响，所以，表现在服饰上，唐代妇女不仅十分讲究服装款式的多样化，追随时代风尚的变化而变换服装式样，而且还出现了被封建礼教视为有伤风化的袒露服装。
唐初妇女的装束，多近于隋代，平常是小袖长裙，长裙向上束至乳部以上，外面穿着短袖衫，有绣带双垂，常常裙束在外露腰。长裙多是用两色绫罗拼合，形成间道裥褶效果。“东邻起样裙腰阔，剩蹙黄金线几条。”就是描写这种裙式的。同时，在社会上日益流行一种足以表现妇女思想开放的袒胸窄袖服。穿这种服装时里面不穿内衣，袒领开得很低，使胸脯半露于外。最初多为后宫妃嫔、歌舞女伎所服，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中诗句就对此有所描绘：“胸前瑞雪灯斜照”。但很快就受到官宦人家妇女的崇尚，并流传到民间女子中。方干《赠美人四首》之一有诗句说：“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周昉《逢邻女》诗写道：“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来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欧阳炯《南乡子》词写道“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镮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这些都是描写做如此装束妇女的形象的。除此之外，贵族妇女中也有穿宽袖袒胸服装的，同样是袒露胸脯，只是袖子更大，并有很宽的绣花缘边，这可从唐懿德太子墓石槨浅雕上看到。另外在贵族妇女中又出现过一种新服饰，即不穿内衣，袒胸而系团花长裙，用轻纱蔽体，露肩裸背，从披纱中透出细腻的肌肤。这种“绮罗纤缕见肌肤”的服装，在周昉《簪花仕女图》中就有具体描画。袒胸服的流行，表现了唐代妇女对美的大胆追求，也是对封建礼教的无声抗争。这种力求摆脱封建礼法束缚的行为，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中唐以后，妇女服装又新潮迭起。先是窄袖的服装式样不时髦了，代之丽起的是宽衣大袖，且颜色艳丽。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文中说：“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记述的就是这种时兴女装。但女装衫袖加宽之风愈演愈烈，民间甚至达到四尺，以至使皇帝出面来制止这股追求宽大服式的热潮，于是在文宗大和元年，规定妇女襦袖不准超过一尺五寸，“诏下，人多怨者”。结果是禁而不止，皇家礼法不敌世俗风尚。随之，妇女的裙式又发生了变化，就是变得比以前宽阔许多，往往在腰际不得不掐上褶纹。这种式样的宽裙，行动时飘然如风，荡然如水，深得中晚唐妇女的喜爱。
隋唐时期妇女的巾帽，最初流行羃，接着风行帷帽，后来又盛行胡帽。《隋书·文四子传》：秦孝王杨俊曾“为妃作七宝羃”。《旧唐书·舆服志》：“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可见隋至唐初。羃为妇女流行的服饰。羃源自北方游牧民族，通常是用黑色纱罗做成，戴上后上覆于顶，下垂于背，在近脸面之处开孔，露出眼鼻，以便视物和呼吸。它除了可以遮住脸外，还可以障蔽身体。这种服饰是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即宫女和贵族妇女不可为外人偷看。随着风俗的转移，羃又被帷帽替代了。帷帽产生于隋代，一般用皂纱制做，帽顶很高，有一宽檐，檐下周围缀有一层网状面纱，直垂到脖颈。但到唐高宗时，在贵族妇女中流行的帷帽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帽檐四周下垂的网状面纱向上缩短，以至脸部面容都显露出来了。于是，“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这下可惹恼了封建统治者，把它看作是一种有伤风化的服饰，认为“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屡屡下令禁断。可是禁来禁去，“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之制”。更有甚者，到了玄宗时，宫女们干脆把多少有点面纱遮脸的帷帽也丢弃了，戴上了胡帽，露出化过妆的面容。《旧唐书·舆服志》云：“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上行下效，戴胡帽成了妇女们的风尚。胡帽的顶部略成尖形，帽身织有花纹，讲究的还镶缀上各种珠宝，而且戴胡帽时必配穿胡服或窄袖衫襦。“织成蕃帽虚顶尖，徊胡衫双袖小”；“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就是描写这种戴胡帽装束的。从“全身障蔽”的羃，到“渐为浅露”的帷帽，再到“无复障蔽”的胡帽，明显地表现了唐代妇女在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下，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作出的大胆尝试。
唐代妇女服饰受胡人风俗的影响很大，特点是女穿胡服、女着男装。盛唐时期，被称为胡人的西域一些民族的舞蹈在中原地区已非常流行，为社会各阶层所喜爱，而跳胡舞时所着的胡服也受到人们的注目，于是穿胡服之风日盛。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记载的，玄宗开元以来，“士女皆竞衣胡服”。当时无论贵族人家或普通人家的妇女都喜欢簪上步摇钗，穿着窄袖胡装，模仿胡女的妆饰，以胡服为美。另外，女着男装也是受西域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而出现的。《新唐书·五行志》说，“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描绘了太平公主着男装而歌舞的情形，同时也反映出女着男装在高宗时还不很多见。到玄宗开元时，有关女着男装的情况，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了明确记载，说当时的妇女“著丈夫衣服靴衫”，而且尊卑贵贱，浑为一体。至天宝年间，更是盛行一时，妇女们穿着男子的靴衫，宫内宫外部一个样了。而女着男装的具体形象，则在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周昉《挥扇仕女图》中有所描绘。这种开放的风气，突破了封建礼法男尊女卑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的。
服饰制度 隋唐统治者为体现封建社会的尊卑等级制，于是对大小官员的官阶等级进行了严格的划分，进一步发展了创始于北周武帝时的品色服制度，可以使官吏平民的身份在社会生活中一目了然。
隋炀帝经常外出巡游，左右随从官员为了方便，就不穿朝服而穿戎服，致使天下士庶，不分贵贱，都爱穿戎服。隋代为了分别官吏庶民的等级和身份，就把戎服的服色按品级区分，大业六年诏曰：“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唐朝建立后，在服饰制度上，仍沿袭隋朝的品色服，而且加以完善。高祖武德四年（621）八月颁布敕令，规定以服饰的质料、颜色及带饰来区分官吏的品级和平民的身份：“三品已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绫，双，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绸、、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至太宗贞观四年八月，又下诏令，规定凡官吏三品以上的穿紫色官服，四品、五品以上的穿绯色官服，六品、七品的穿绿色官服，八品、九品的穿青色官服。这样用紫、绯、绿、青四色定官品的尊卑，从而正式确立了品色服制度。到了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对官吏的品级高下、人们的地位尊卑，从服色佩饰上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和规定：“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到这时，人们可从各级官吏所穿官服的颜色上，一目了然地知其官阶品级，就像明人胡震亨说的：“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而且从这时开始，也彻底禁止了臣民穿戴黄色的衣服饰物。原来在隋代，还不禁用黄色，臣民士庶都可以服黄。《隋书·礼仪志》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亦如之，唯加十三环，以为差异。”到了唐代武德初年，因隋旧制，高祖以黄色袍衫为常服，后又渐渐用赤黄色，于是开始禁止士庶百姓穿戴赤黄色的衣服饰物。但是服黄的禁令，并不很严格，如太宗贞观四年（630）及高宗龙朔二年（662）还规定说：“虽有令，仍许通著黄。““朝参之处，听兼服黄”。只是后来因洛阳县尉柳延在一个夜晚穿着黄衣行走，被部人殴打，高宗知道了，认为章服品色紊乱，便下令“一切不得著黄”。从此，黄色被皇帝所独占，而黄袍成了帝王的专用服饰，一旦加身，就象征着登上皇位了，延续一千多年，直至清朝灭亡才废止。
品色服制度不只是规定了大小官吏要依据服色表明身份，而且还规定了他们的母亲、妻子要依据不同的等级身份而穿戴不同品色的服饰。在太宗贞观四年定制时，要求“妇人从夫之色”，也就是官吏妻子的命服颜色依从丈夫的颜色。到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又有了更加明确详细的规定：“妇人服饰，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另外，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妻子所穿衣服的领口袖子上，可以使用锦绣，凡间色衣裙不能超过十二破，单色衣裙不能超过六破。这样对上层社会的妇女们在品色上所做的划分，不仅是对品色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更完善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的等级制。
品色服虽在太宗贞观年间就被确定下来了，但对它的补充和发展却从没有停止，除了用色彩、织料来区分官阶品级，到武则天时，又翻出了新花样，就是用不同的绣饰纹样来标明身份。《唐会要·舆服下》说：“延载元年（694）五月二十二日，出绣袍以赐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各有训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左右武卫饰以对虎，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千牛卫饰以对牛，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子，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文铭皆各为八字回文”。这种胸前有禽兽花纹，背部有文铭字样的异文袍衫，在玄宗时上面的文字被废止了。但针对不同职务的官员，袍服上绣饰各种禽兽纹样以区别文武品级的做法还是延续了下来，如开元十一年（723）六月，玄宗敕令千牛卫饰以瑞牛，左右卫饰以瑞马，等等。不仅使品色服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为明清时期官服“补子”所承袭。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服饰也受着影响，总的看来，服饰在前期比较朴素，后期则日渐奢华。唐代后期，社会风气日下，奢侈之习渐长，不遵律令，超越本分，穿戴不合身份的贵重衣料饰物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表现在服饰上的等级差别越来越混乱。如在天宝年间，只是玄宗和杨贵妃能穿着绣有金乌的锦袍，可到了文宗时，一般富贵人家都有这样贵重的衣服。如此超越品级的奢华，无疑要对尊卑等级制度产生破坏作用。所以，为了恢复封建礼法，严肃服饰制度，文宗于大和六年（832）六月再次下令制定官员服饰：三品以上官员的衣服可以绣上鹘衔瑞，用孔雀绫制做袍袄，佩戴雁衔绶带；四品、五品官员的衣服只许用地黄交枝绫来制做；六品以下官员只可穿用小团窠绫和无纹绫等织料做的衣服。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奇文异制的华贵袍服，一律禁止。外任州府的四品以上官员，可以穿丝布衣服，但不能有花纹。这是文宗试图通过重新制定衣服的形式来确立表现在服饰上的礼制，不过在晚唐世风日侈的情况下，诏令虽严，却难以实施。
品色服是伴随着封建统治的强化，作为划分封建等级尊卑，体现封建统治秩序而产生的。而品色服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则表明封建统治较之前代有所加强，并为后代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强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官服形制，从而得以补充、完善，到明、清时代，就形成一套十分繁缛而完备的服饰制度。
男子服装 隋唐时期的男女服装，既有定制，也有变化。而且，服装在形式上的发展变化之大，花样之多，习俗形成之快，往往使当时人感觉跟不上潮流，下面的一段描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羃离，必为瓦石所及”。由此一端，即可想见服饰习俗新潮迭起的一般情形。
隋唐时期，一般男子的装束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脚登乌皮六合靴，既洒脱飘逸，又有英武之气，这是当时中原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相融合而产生的服装形式。
幞头是隋唐时期男子首服中最为普遍的样式，从北朝沿习下来后，在形制上不断有所变化。幞头最初是人们为了便于劳动而用巾帛向后包裹头发。到北周武帝时，才在绢帛上加上四脚，或者将前两脚系于脑后，后两脚系在髻上，或者两脚系在脑后下垂，故又称作折上巾。隋代初年，皇帝贵臣，官吏士庶大都戴乌纱帽。后来用桐木黑漆为巾子，使它相当于一个假发髻，裹在幞头里面，以便裹出固定的幞头外形，一时间流行于天下。“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到了唐代，幞头随着时代风尚习俗的变化，人们审美情趣的转移而不断地改换形制，这通过《唐会要·舆服上》、《旧唐书·舆服志》等有关文字记载和一些唐人绘画作品，再结合出土文物如唐代的陶俑、墓室壁画等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祖时的幞头顶上巾子很低，太宗时的幞头甚至有平顶的，所以流行于唐初的幞头样式被叫做“平头小样”。武则天时的幞头顶上巾子加高，分成两瓣并呈一定程度前俯，号称“武家诸王样”，也被叫做高头巾。中宗时有巾子顶部又大又圆，分两瓣俯向前额的“英王踣样”，玄宗时有巾顶更高而前倾不明显，顶上缩小呈尖圆头状的“开元内样”。从隋到唐中期，幞头的两脚都是用轻薄柔软的织料做成，称作“软脚幞头”。而到了玄宗时，开始用铁丝横撑幞头的两脚，称作“硬脚幞头”。自中唐以后，幞头两脚的式样还在变化，或下垂，或上举，或斜耸一边，或交叉在后，初为梭子式，继而腰圆式，几种式样区别得很明显。唐末，人们为了使幞头用起来方便，就用薄木片制成架子，纸绢村里，铜铁为骨，做出一种固定形的幞头，随时可戴。这种固定幞头和硬脚幞头就是宋明时官帽的前身。
隋到唐初，男子在穿着上，最流行的是一种受胡服影响而产生的圆领袍衫，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乃至士庶，都经常穿。它的式样一般为圆领、右衽，领子、袖口及襟边有缘边，衣长至膝或至脚，而袖子随着时尚变化而有宽窄之分。穿上这种紧身、适体的服装，行动方便，所以很时兴。但它毕竟是受北朝游牧民族服装影响而产生的服式，所以，隋唐统治者从有利于巩固封建政权考虑，需要弘扬儒家礼仪，遵守传统礼制，从而对袍衫加以某些改革，以迎合中原汉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太宗时，有人建议采用汉人服装上传统的深衣之法，在衫上加襕，也就是在袍衫的腰下加一道宽边作为上衣、下裳的区别标志。又在衣袖处加褾，也就是在袖口处加一段硬衬，当手运动时可以自如地折叠伸缩以便行动。于是这种“襕衫”被定为一般士人应穿的上服。同时为了使从事生产劳动的平民方便于行动，就规定在衫下两边开叉，穿这种叫做“缺骻衫”的衣服。还有人提议在官服袍下加襕，襕的颜色与官品服色一致。从此，襕袍、襕衫渐渐成为男子中不分官吏士庶的流行上服。到盛唐以后，由于胡服的影响减弱，一般世俗又兴起了魏晋时的宽袍大袖。
脚登靴子，本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穿着习俗，后来中原汉人为便于打仗，着戎装时就着靴子，日常生活中还是着履。但到了隋唐时期，靴已不限于戎装，无论帝王官吏及庶民百姓都通行穿“乌皮六合靴”。它是一种短靿黑皮靴，用七片皮革缝制，有六道接缝，所以又叫六缝靴。不过，隋至唐初，为了维护中原汉人文化传统礼仪，臣僚们上殿廷见君，进官署办公，仍要着履，禁止穿靴。到太宗时，经马周一番改制，改长靿靴为短靿靴，使靴筒变短，里面再衬上靴毡，于是允许“着入殿省”。这样一来，靴子就可以不算作胡服而穿它上朝办公了。《旧唐书·王锷传》：“尝听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锷，锷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以杂之。”《新唐书·李白传》说：“[李]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土脱靴。”可见唐代穿靴子的风尚。
女子服饰及胡化风尚 隋朝妇女通行的服装是小袖长裙。至于社会上层妇女的衣着式样，还受着南朝齐梁风气的影响，一般仍穿没有袖端的大袖衫子。那些身份地位较低的妇女，大多穿小袖上襦，而且这种式样已成为流行趋势，日益普及。贵族妇女出行时多是穿着大袖服，另外又在肩上加披风式小袖衣，而这种披风式小袖衣都是翻领，里外的颜色不同。
由于社会风气开化，唐朝的妇女受封建礼法限制最少，又因深受北方游牧民族习俗的影响，所以，表现在服饰上，唐代妇女不仅十分讲究服装款式的多样化，追随时代风尚的变化而变换服装式样，而且还出现了被封建礼教视为有伤风化的袒露服装。
唐初妇女的装束，多近于隋代，平常是小袖长裙，长裙向上束至乳部以上，外面穿着短袖衫，有绣带双垂，常常裙束在外露腰。长裙多是用两色绫罗拼合，形成间道裥褶效果。“东邻起样裙腰阔，剩蹙黄金线几条。”就是描写这种裙式的。同时，在社会上日益流行一种足以表现妇女思想开放的袒胸窄袖服。穿这种服装时里面不穿内衣，袒领开得很低，使胸脯半露于外。最初多为后宫妃嫔、歌舞女伎所服，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中诗句就对此有所描绘：“胸前瑞雪灯斜照”。但很快就受到官宦人家妇女的崇尚，并流传到民间女子中。方干《赠美人四首》之一有诗句说：“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周昉《逢邻女》诗写道：“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来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欧阳炯《南乡子》词写道“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镮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这些都是描写做如此装束妇女的形象的。除此之外，贵族妇女中也有穿宽袖袒胸服装的，同样是袒露胸脯，只是袖子更大，并有很宽的绣花缘边，这可从唐懿德太子墓石槨浅雕上看到。另外在贵族妇女中又出现过一种新服饰，即不穿内衣，袒胸而系团花长裙，用轻纱蔽体，露肩裸背，从披纱中透出细腻的肌肤。这种“绮罗纤缕见肌肤”的服装，在周昉《簪花仕女图》中就有具体描画。袒胸服的流行，表现了唐代妇女对美的大胆追求，也是对封建礼教的无声抗争。这种力求摆脱封建礼法束缚的行为，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中唐以后，妇女服装又新潮迭起。先是窄袖的服装式样不时髦了，代之丽起的是宽衣大袖，且颜色艳丽。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文中说：“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记述的就是这种时兴女装。但女装衫袖加宽之风愈演愈烈，民间甚至达到四尺，以至使皇帝出面来制止这股追求宽大服式的热潮，于是在文宗大和元年，规定妇女襦袖不准超过一尺五寸，“诏下，人多怨者”。结果是禁而不止，皇家礼法不敌世俗风尚。随之，妇女的裙式又发生了变化，就是变得比以前宽阔许多，往往在腰际不得不掐上褶纹。这种式样的宽裙，行动时飘然如风，荡然如水，深得中晚唐妇女的喜爱。
隋唐时期妇女的巾帽，最初流行羃，接着风行帷帽，后来又盛行胡帽。《隋书·文四子传》：秦孝王杨俊曾“为妃作七宝羃”。《旧唐书·舆服志》：“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可见隋至唐初。羃为妇女流行的服饰。羃源自北方游牧民族，通常是用黑色纱罗做成，戴上后上覆于顶，下垂于背，在近脸面之处开孔，露出眼鼻，以便视物和呼吸。它除了可以遮住脸外，还可以障蔽身体。这种服饰是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即宫女和贵族妇女不可为外人偷看。随着风俗的转移，羃又被帷帽替代了。帷帽产生于隋代，一般用皂纱制做，帽顶很高，有一宽檐，檐下周围缀有一层网状面纱，直垂到脖颈。但到唐高宗时，在贵族妇女中流行的帷帽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帽檐四周下垂的网状面纱向上缩短，以至脸部面容都显露出来了。于是，“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这下可惹恼了封建统治者，把它看作是一种有伤风化的服饰，认为“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屡屡下令禁断。可是禁来禁去，“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之制”。更有甚者，到了玄宗时，宫女们干脆把多少有点面纱遮脸的帷帽也丢弃了，戴上了胡帽，露出化过妆的面容。《旧唐书·舆服志》云：“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上行下效，戴胡帽成了妇女们的风尚。胡帽的顶部略成尖形，帽身织有花纹，讲究的还镶缀上各种珠宝，而且戴胡帽时必配穿胡服或窄袖衫襦。“织成蕃帽虚顶尖，徊胡衫双袖小”；“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就是描写这种戴胡帽装束的。从“全身障蔽”的羃，到“渐为浅露”的帷帽，再到“无复障蔽”的胡帽，明显地表现了唐代妇女在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下，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作出的大胆尝试。
唐代妇女服饰受胡人风俗的影响很大，特点是女穿胡服、女着男装。盛唐时期，被称为胡人的西域一些民族的舞蹈在中原地区已非常流行，为社会各阶层所喜爱，而跳胡舞时所着的胡服也受到人们的注目，于是穿胡服之风日盛。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记载的，玄宗开元以来，“士女皆竞衣胡服”。当时无论贵族人家或普通人家的妇女都喜欢簪上步摇钗，穿着窄袖胡装，模仿胡女的妆饰，以胡服为美。另外，女着男装也是受西域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而出现的。《新唐书·五行志》说，“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描绘了太平公主着男装而歌舞的情形，同时也反映出女着男装在高宗时还不很多见。到玄宗开元时，有关女着男装的情况，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了明确记载，说当时的妇女“著丈夫衣服靴衫”，而且尊卑贵贱，浑为一体。至天宝年间，更是盛行一时，妇女们穿着男子的靴衫，宫内宫外部一个样了。而女着男装的具体形象，则在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周昉《挥扇仕女图》中有所描绘。这种开放的风气，突破了封建礼法男尊女卑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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