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颜师古
青出于蓝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②，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唐初，师古拜为燉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太宗即位，师古备受重用，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又因公事获罪免官。贞观七年，师古拜为秘书少监，专司刊正之事，对那些令人困惑的奇书难字，他都能原原本本地将疑难剖析明晰。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①。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①，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②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不久，颜师古调职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随太宗东巡，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卷传世③。永徽三年，其子颜扬庭将其遗作整理成《匡谬正俗》8篇奏于朝廷。保留至今者有《汉书注》及《匡谬正俗》。
汉书功臣
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他说：“颜监以前注本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①这五本中有集注本，如晋灼就在服、应二氏之外，又增伏俨、刘德等十四家，而臣瓒又增刘宝一家，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受到时人的称道，显然因其有魅力。他自称注《汉书》的宗旨：“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释，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②。颜师古明确反对借注《汉书》攻击《汉书》，进而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一遵轨辙”，即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翼赞旧书”也只是为了正确地解释《汉书》。从此出发，他注《汉书》，首先要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要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不同等问题。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①。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②。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③，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④。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①。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汉书注》是一部《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但这还不够，因为“旧所阙漏，未尝解说”②，颜师古作新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③，并且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④。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有很强的说服力。颜师古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由何演化而来。如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下注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如卷三六《楚元王传》“大雨雹”，下注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又如卷二五上《郊祀志》“兵车之会三”，注曰：“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代郑围新城也。”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如卷五五《卫青传》“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下注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这样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决无“多引杂说”哗众取宠之意。另外，《叙例》有这样一条耐人寻味，“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如卷二二《礼乐志》记“高祖说而叹曰”，下注：“说读曰悦。”下段记文帝事，“天子说焉”，亦注：“说读曰悦。”这不仅表明颜师古深感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
语言大家
《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字义的不同。对此，颜之推已有所察觉，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音辞》两篇中有所论述，并表示出寻求异音相承关系的意向。颜师古从此得到启发，把字音与字义的解释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很多难以理解的字义迎刃而解，这不仅使颜之推寻求异音间相承关系的意向付诸实践，而且创后世叶音之说，为注释又开新径。
《论语》、《尚书》、《史记》作为《匡谬正俗》的条目并不辨正某些词语的解释，而是涉及书的思想、某一体例的运用及流传中的一些情况。如《史记》条追溯《太史公自叙》与《尚书序》的相承关系，以及后人对《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的曲解等等。这类以书名为题的条目虽为数不多，却反映出颜师古对具体词汇的解释是建筑在对全书的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汉书注》也是如此。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匡谬正俗》的宗旨是纠正诸经、诸书部分音读、注释的错误，并对出错的原因加以探讨。如卷一“甲”条，颜师古认为甲有狎音，不是假借为字，而是因甲训为狎，后世把甲训为狎误认为假借，故使甲有狎音。这说明音读讹误的原因之一，是将释义词的读音与被释词读音相混（包括字义相同读音相混），同时也澄清了假借的概念，假借是指因甲乙二字同音，即可互为代替，这与因二字义同，即将二字读如一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另外，由于读音造成解释错误或障碍，在典籍中也屡见不鲜。而出现这些不同的读音，或因古今音，或因方言，或因俗语，颜师古在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说明。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①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第三节 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②，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祖父孔硕，北魏时任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法曹参军。他八岁入学，非常勤奋，每天能背诵书本一千余言。成年以后，遂贯通经史，尤其是对于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较深的造诣，并擅长文学，通晓算术历法。同郡大儒刘焯是知名学者，孔颖达慕名前去拜访，刘焯见他年轻，态度有些傲慢，后通过言谈议论，问难答疑，才知道后生才识不凡，不觉肃然起敬，非常佩服。
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州为郡，下诏各郡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文学，孔颖达被本州推举，朝廷授以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博士职。当时炀帝征召各郡儒官在东都洛阳集会，命国子监、秘书省所属各学士同他们一起讨论经义，互相问难。孔颖达出类拔萃的学识崭露头角，使那些以前辈自居的著名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因为在辩论中被这个年轻人驳倒而感到羞惭，也因为他一举成名而妒火中烧，竟然不择手段雇了一名刺客去刺杀他，幸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家中，得免于难。不久补授太学助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孔颖达避乱迁居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唐太宗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搜罗文学之士，授孔颖达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调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留心政事，以孔颖达屡次进忠言规谏，对他更加亲信。太宗曾经问他：《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有能力，并不妄自尊大，仍然向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询问自己不会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还以为不足，仍然向那些才艺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更求集思广益。自己虽然有智谋，切勿锋芒外露。自己虽然有真才实学，仍须态度谦虚。不仅匹夫庶民应当这样，就是有的君王也应如此。凡是有德的帝王内心虽然蕴藏着神明，但外表必须沉默不露，使人不能测知其深浅。所以《周易》说：长上教化百姓必须用启发蒙童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德性；又说：君上有神明之德必须隐晦不露，使臣民潜移默化。①如果身居帝王高位，好炫耀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才智凌驾于臣民之上，从而掩饰自己的缺点，拒绝接受群臣的谏诤，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阂，君臣大义也就荡然无存，自古以来灭国亡身，都是由此引起的。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明堂各项事宜，多按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徵撰成《隋史》，以论撰功劳，加授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书成后，进爵为子，赐帛三百段。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②，他针对太子过失，在文中借题发挥，多方规劝。太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在东宫侍讲。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后来太子承乾不遵守法令制度，他多次进谏，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对他说：太子已长大成人，不应当面数说他的过失。他回答说：我受国家厚恩，应当进谏，虽死不辞。进谏次数更多，言词也更为恳切，太子未能采纳，后来终于因过失被废黜为庶民。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先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常卿，谥曰宪，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恩典。
孔颖达死后，其子孔志继承父业，官至国子司业。后来孙子孔惠元也继承父祖当过司业之职，官至太子谕德。他们祖孙父子三代相继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②此据《旧唐书》本传。《新唐书》则曰名师古，字籀。
①《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①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大唐新礼》，《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唐仪抢瘛贰*②《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③《新唐书·艺文志》作60卷。
①《前汉书补注序例》，见《汉书补注》卷首。
②《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匡谬正俗》卷五《隄》条。
②《旧唐书》、《新唐书》俱作“字仲达”，《旧唐书》校勘记根据于志宁《曲阜宪公孔公碑铭》改作“字冲远”。
①易经：“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见《易传》蒙第四，明夷第三十六。
②《旧唐书》作《孝经义疏》，《新唐书》作《孝经章句》。
青出于蓝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②，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唐初，师古拜为燉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太宗即位，师古备受重用，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又因公事获罪免官。贞观七年，师古拜为秘书少监，专司刊正之事，对那些令人困惑的奇书难字，他都能原原本本地将疑难剖析明晰。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①。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①，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②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不久，颜师古调职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随太宗东巡，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卷传世③。永徽三年，其子颜扬庭将其遗作整理成《匡谬正俗》8篇奏于朝廷。保留至今者有《汉书注》及《匡谬正俗》。
汉书功臣
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他说：“颜监以前注本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①这五本中有集注本，如晋灼就在服、应二氏之外，又增伏俨、刘德等十四家，而臣瓒又增刘宝一家，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受到时人的称道，显然因其有魅力。他自称注《汉书》的宗旨：“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释，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②。颜师古明确反对借注《汉书》攻击《汉书》，进而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一遵轨辙”，即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翼赞旧书”也只是为了正确地解释《汉书》。从此出发，他注《汉书》，首先要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要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不同等问题。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①。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②。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③，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④。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①。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汉书注》是一部《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但这还不够，因为“旧所阙漏，未尝解说”②，颜师古作新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③，并且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④。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有很强的说服力。颜师古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由何演化而来。如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下注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如卷三六《楚元王传》“大雨雹”，下注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又如卷二五上《郊祀志》“兵车之会三”，注曰：“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代郑围新城也。”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如卷五五《卫青传》“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下注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这样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决无“多引杂说”哗众取宠之意。另外，《叙例》有这样一条耐人寻味，“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如卷二二《礼乐志》记“高祖说而叹曰”，下注：“说读曰悦。”下段记文帝事，“天子说焉”，亦注：“说读曰悦。”这不仅表明颜师古深感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
语言大家
《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字义的不同。对此，颜之推已有所察觉，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音辞》两篇中有所论述，并表示出寻求异音相承关系的意向。颜师古从此得到启发，把字音与字义的解释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很多难以理解的字义迎刃而解，这不仅使颜之推寻求异音间相承关系的意向付诸实践，而且创后世叶音之说，为注释又开新径。
《论语》、《尚书》、《史记》作为《匡谬正俗》的条目并不辨正某些词语的解释，而是涉及书的思想、某一体例的运用及流传中的一些情况。如《史记》条追溯《太史公自叙》与《尚书序》的相承关系，以及后人对《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的曲解等等。这类以书名为题的条目虽为数不多，却反映出颜师古对具体词汇的解释是建筑在对全书的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汉书注》也是如此。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匡谬正俗》的宗旨是纠正诸经、诸书部分音读、注释的错误，并对出错的原因加以探讨。如卷一“甲”条，颜师古认为甲有狎音，不是假借为字，而是因甲训为狎，后世把甲训为狎误认为假借，故使甲有狎音。这说明音读讹误的原因之一，是将释义词的读音与被释词读音相混（包括字义相同读音相混），同时也澄清了假借的概念，假借是指因甲乙二字同音，即可互为代替，这与因二字义同，即将二字读如一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另外，由于读音造成解释错误或障碍，在典籍中也屡见不鲜。而出现这些不同的读音，或因古今音，或因方言，或因俗语，颜师古在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说明。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①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第三节 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②，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祖父孔硕，北魏时任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法曹参军。他八岁入学，非常勤奋，每天能背诵书本一千余言。成年以后，遂贯通经史，尤其是对于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较深的造诣，并擅长文学，通晓算术历法。同郡大儒刘焯是知名学者，孔颖达慕名前去拜访，刘焯见他年轻，态度有些傲慢，后通过言谈议论，问难答疑，才知道后生才识不凡，不觉肃然起敬，非常佩服。
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州为郡，下诏各郡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文学，孔颖达被本州推举，朝廷授以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博士职。当时炀帝征召各郡儒官在东都洛阳集会，命国子监、秘书省所属各学士同他们一起讨论经义，互相问难。孔颖达出类拔萃的学识崭露头角，使那些以前辈自居的著名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因为在辩论中被这个年轻人驳倒而感到羞惭，也因为他一举成名而妒火中烧，竟然不择手段雇了一名刺客去刺杀他，幸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家中，得免于难。不久补授太学助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孔颖达避乱迁居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唐太宗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搜罗文学之士，授孔颖达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调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留心政事，以孔颖达屡次进忠言规谏，对他更加亲信。太宗曾经问他：《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有能力，并不妄自尊大，仍然向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询问自己不会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还以为不足，仍然向那些才艺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更求集思广益。自己虽然有智谋，切勿锋芒外露。自己虽然有真才实学，仍须态度谦虚。不仅匹夫庶民应当这样，就是有的君王也应如此。凡是有德的帝王内心虽然蕴藏着神明，但外表必须沉默不露，使人不能测知其深浅。所以《周易》说：长上教化百姓必须用启发蒙童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德性；又说：君上有神明之德必须隐晦不露，使臣民潜移默化。①如果身居帝王高位，好炫耀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才智凌驾于臣民之上，从而掩饰自己的缺点，拒绝接受群臣的谏诤，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阂，君臣大义也就荡然无存，自古以来灭国亡身，都是由此引起的。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明堂各项事宜，多按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徵撰成《隋史》，以论撰功劳，加授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书成后，进爵为子，赐帛三百段。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②，他针对太子过失，在文中借题发挥，多方规劝。太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在东宫侍讲。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后来太子承乾不遵守法令制度，他多次进谏，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对他说：太子已长大成人，不应当面数说他的过失。他回答说：我受国家厚恩，应当进谏，虽死不辞。进谏次数更多，言词也更为恳切，太子未能采纳，后来终于因过失被废黜为庶民。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先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常卿，谥曰宪，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恩典。
孔颖达死后，其子孔志继承父业，官至国子司业。后来孙子孔惠元也继承父祖当过司业之职，官至太子谕德。他们祖孙父子三代相继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②此据《旧唐书》本传。《新唐书》则曰名师古，字籀。
①《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①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大唐新礼》，《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唐仪抢瘛贰*②《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③《新唐书·艺文志》作60卷。
①《前汉书补注序例》，见《汉书补注》卷首。
②《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匡谬正俗》卷五《隄》条。
②《旧唐书》、《新唐书》俱作“字仲达”，《旧唐书》校勘记根据于志宁《曲阜宪公孔公碑铭》改作“字冲远”。
①易经：“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见《易传》蒙第四，明夷第三十六。
②《旧唐书》作《孝经义疏》，《新唐书》作《孝经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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