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
第一节 李白①
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701—76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
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
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 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
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
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
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首云：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
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 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
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 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 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第一节 李白①
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701—76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
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
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 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
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
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
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首云：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
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 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
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 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 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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