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刘晏杨炎
第一节 刘晏
幼有神童之誉
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十岁的刘晏献上《东封书》，玄宗读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遂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说测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即授任秘书省正字，从此号为神童，“名震一时”。
一次，玄宗于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时教坊有个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装有木山，状似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刘晏召到楼上帘下，贵妃很喜欢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说：“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贵妃让他咏王大娘戴竿，刘晏才思敏捷，应声而出，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贵妃与诸嫔妃乐得哈哈大笑，遂赐给他牙笏及黄纹袍。①
行政干才
天宝年间（742—755），刘晏累授夏县（今属山西）令，以干练闻名，虽未曾督责赋税，却“输无逋期”。又举贤良方正科，补为温县（今属河南）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后，刘晏避难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为官，他坚决推辞。时肃宗在灵武组建朝廷，刘晏致书宰相房琯，论今日的分封与古制不同，认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功，不可致”。主张加强皇权。肃宗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刘晏赴任至吴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乱，沿江东下，刘晏遂与采访使李希言计议抗拒。刘晏守余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战失利，败归刘晏。刘晏乃调发义兵坚守壁垒。永王兵败后，欲转而攻略州县，听说刘晏早有防备，遂从他道逃去。不久，肃宗诏拜他为彭原（今陕西镇原东）太守，转任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后遭司农卿敬羽诬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萧华又忌其才干，遂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于宝应元年（762）六月，刘晏再次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饯、租庸使。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刘晏举荐他代己为户部侍郎，改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一职让于严武。翌年正月，擢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诸使职。广德二年（764）正月，因与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仅做了一年宰相的刘晏被贬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
改革漕运
自安、史之乱以来，潼关、洛阳一带受阻，江、淮财赋溯长江入汉水，抵达梁州、洋州，迂险劳费，汴渠也堙废不治。广德二年三月，关中米每斗涨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在这种情况下，代宗又擢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发展漕运，增加财赋收入。
刘晏受命以后，以转运为己任，为了弄清多年漕运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马，亲自对过去漕运沿线进行实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经泗水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他到过河阴、巩县和洛阳，考察了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济渠，又视察了大夫李杰新堤。他驱马陕郡城郊，右循砥柱、硖石，察看了三门渠津遗迹。经过他长途跋山涉水，实地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尽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运，又担心受别人牵制，其治理方案难以推行，为了得到当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书元载，具体陈述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为：一是京师三辅之民徭赋繁重，江、淮粟至，可减少其一半徭赋；二是东都凋残，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从此滋多；三是在边诸将，外虏入侵，听说江、淮贡赋增至，军食丰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可追复贞观、永徽之盛。其四病为：一是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烟稀少，百姓穷困，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二是黄河、汴水自天下乱离以来，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网水行舟”；三是东垣、砥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从淮阴至蒲坂，长达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刘晏所陈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开通漕运利国利民，可以振兴经济，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难，如不解决这些难题，漕运仍然是纸上谈兵。元载正独揽朝政，看了刘晏的书信，极力赞成其事，因此刘晏“得尽其才”。从此，江、淮财赋才得以运至关中，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备鼓吹于东渭桥迎接刘晏，还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萧何）也”。大凡每年运至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刘晏恢复了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使江、淮财赋源源运进关中，缓解了关中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改革漕运的结果。他从漕船的制造，水手的雇用与训练，到督航、护航等环节都改变了旧法，漕运由朝廷直接经管。
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缯钱，要比一般的船价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解释说：“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后至唐末，有司计费付钱，无有富余，因此“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①实践证明了刘晏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在漕运中，刘晏也改变了旧法。旧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刘晏改用口袋装米而以舟运送，可减费钱十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一百二十，刘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军将部送至河阴、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每斗减钱九十。他调来巴、蜀、襄、汉地麻竹筱作绹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无弃者”。他还采用分段漕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运的货物存放在扬州，汴河漕运的存放在河阴，黄河漕运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运之物进入太仓。②过去漕运关东之谷进入长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运至八斗的“则为成劳，受优赏”。刘晏因地制宜，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训练漕卒，使其识水性，分段漕运，“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石，无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和减少了损失。刘晏所用篙工，也改变了旧法。过去，州县多取富人督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刘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他从经营的盐业中出钱雇用船工，从江淮至渭桥，大抵漕运十万斛用傭钱七千缗，并补纲吏督运。因此，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①。
改革榷盐法
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①。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
改革常平法
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6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66）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
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①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刘晏本人也十分勤奋，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挥动马鞭计算财赋收入情况。每天天刚亮即开始料理事务，夜半方止，“虽休澣不废”。而且处理事务迅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晏虽掌管天下财赋，位高势盛，经手的钱物数不胜数，却为官廉洁，不谋私利。他治家以俭约著称，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常说：“居屋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便，不务毛色。”①人们无不钦佩他的廉洁简朴。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爱民为先”。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各知院官见到歉收的迹象，也先将情况上报，某月须蠲免赋税多少，某月须救济多少。到期以后，刘晏不待州县申请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应民之急，未曾失时，不等农民困弊、流亡，即及时赈济，“由是民得安其居，户口蕃息”。刘晏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其末年乃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被诬致死，“天下以为冤”
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他明于吏治，有识鉴能力，故“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②。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载专横，多纳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也贪赃枉法，遂命刘晏审理。刘晏以元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经奏请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与刘晏同治此案。经过审查，元载与王缙伏罪。在处死元载以后，刘晏认为王缙与元载有主从之别，罪恶轻重不同，欲复奏朝廷，区别处理。遂对李涵等人说：“重刑再复，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复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李涵等依从其议，遂复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缙死罪，贬为栝州刺史，“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衮专政，以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担忧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属”。因而妒嫉他，奏称刘晏为“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应擢任左仆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实际上剥夺他的实权。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又难以找到代替其职务的合适人选，故虽擢任左仆射之后，仍使他兼领使务，知三铨事。
当时，江淮特产茶与柑桔，刘晏常与本道分别入贡，而刘晏所贡往往早于地方州府，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另外，刘晏常馈送四方名士，对一些爱说长论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们议论刘晏有意固宠保位。在大历年间，军国费用皆依赖刘晏，故未曾对此检查。德宗即位后，一些人屡次上言请罢其使职，刘晏也一再推辞，德宗不但不允许，反又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马杨炎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载为宰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因文学才望颇受元载亲重，但与吏部尚书刘晏关系不洽。刘晏奉命治罪元载，杨炎也遭外贬。这时杨炎为当政宰相，衔恨旧怨，并欲为元载报仇。当时传言代宗宠爱独孤妃，又喜爱其子韩王李迥，刘晏曾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尽管并无确凿根据，杨炎却如获至宝，上奏德宗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幹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于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对，他说：“此事暧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救解，当时，虽未对刘晏治罪，但德宗对刘晏遂生嫌隙，终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罢免了其转运、租庸、盐铁等使。二月，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六十六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杨炎兼删定使，提议要籍没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被迫停止。当时簿录其家财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
刘晏的无辜被杀，天下人都以为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求召还其远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见表未有表示。直到兴元（784）初，德宗才渐渐悔悟，允许归葬。贞元五年（789），德宗还擢任刘晏一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以其父冤死，无所赠谥，请求退还己官，求追命其父，于是才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财赋以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他的“民不加赋，而国丰饶”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管（仲）、萧（何）之亚”，表现了他治理财赋方面的卓越才干。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明皇杂录》卷上。按此贵妃非杨贵妃。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①《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①《唐语林》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第一节 刘晏
幼有神童之誉
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十岁的刘晏献上《东封书》，玄宗读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遂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说测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即授任秘书省正字，从此号为神童，“名震一时”。
一次，玄宗于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时教坊有个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装有木山，状似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刘晏召到楼上帘下，贵妃很喜欢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说：“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贵妃让他咏王大娘戴竿，刘晏才思敏捷，应声而出，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贵妃与诸嫔妃乐得哈哈大笑，遂赐给他牙笏及黄纹袍。①
行政干才
天宝年间（742—755），刘晏累授夏县（今属山西）令，以干练闻名，虽未曾督责赋税，却“输无逋期”。又举贤良方正科，补为温县（今属河南）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后，刘晏避难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为官，他坚决推辞。时肃宗在灵武组建朝廷，刘晏致书宰相房琯，论今日的分封与古制不同，认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功，不可致”。主张加强皇权。肃宗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刘晏赴任至吴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乱，沿江东下，刘晏遂与采访使李希言计议抗拒。刘晏守余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战失利，败归刘晏。刘晏乃调发义兵坚守壁垒。永王兵败后，欲转而攻略州县，听说刘晏早有防备，遂从他道逃去。不久，肃宗诏拜他为彭原（今陕西镇原东）太守，转任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后遭司农卿敬羽诬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萧华又忌其才干，遂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于宝应元年（762）六月，刘晏再次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饯、租庸使。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刘晏举荐他代己为户部侍郎，改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一职让于严武。翌年正月，擢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诸使职。广德二年（764）正月，因与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仅做了一年宰相的刘晏被贬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
改革漕运
自安、史之乱以来，潼关、洛阳一带受阻，江、淮财赋溯长江入汉水，抵达梁州、洋州，迂险劳费，汴渠也堙废不治。广德二年三月，关中米每斗涨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在这种情况下，代宗又擢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发展漕运，增加财赋收入。
刘晏受命以后，以转运为己任，为了弄清多年漕运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马，亲自对过去漕运沿线进行实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经泗水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他到过河阴、巩县和洛阳，考察了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济渠，又视察了大夫李杰新堤。他驱马陕郡城郊，右循砥柱、硖石，察看了三门渠津遗迹。经过他长途跋山涉水，实地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尽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运，又担心受别人牵制，其治理方案难以推行，为了得到当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书元载，具体陈述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为：一是京师三辅之民徭赋繁重，江、淮粟至，可减少其一半徭赋；二是东都凋残，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从此滋多；三是在边诸将，外虏入侵，听说江、淮贡赋增至，军食丰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可追复贞观、永徽之盛。其四病为：一是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烟稀少，百姓穷困，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二是黄河、汴水自天下乱离以来，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网水行舟”；三是东垣、砥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从淮阴至蒲坂，长达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刘晏所陈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开通漕运利国利民，可以振兴经济，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难，如不解决这些难题，漕运仍然是纸上谈兵。元载正独揽朝政，看了刘晏的书信，极力赞成其事，因此刘晏“得尽其才”。从此，江、淮财赋才得以运至关中，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备鼓吹于东渭桥迎接刘晏，还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萧何）也”。大凡每年运至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刘晏恢复了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使江、淮财赋源源运进关中，缓解了关中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改革漕运的结果。他从漕船的制造，水手的雇用与训练，到督航、护航等环节都改变了旧法，漕运由朝廷直接经管。
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缯钱，要比一般的船价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解释说：“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后至唐末，有司计费付钱，无有富余，因此“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①实践证明了刘晏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在漕运中，刘晏也改变了旧法。旧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刘晏改用口袋装米而以舟运送，可减费钱十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一百二十，刘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军将部送至河阴、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每斗减钱九十。他调来巴、蜀、襄、汉地麻竹筱作绹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无弃者”。他还采用分段漕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运的货物存放在扬州，汴河漕运的存放在河阴，黄河漕运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运之物进入太仓。②过去漕运关东之谷进入长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运至八斗的“则为成劳，受优赏”。刘晏因地制宜，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训练漕卒，使其识水性，分段漕运，“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石，无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和减少了损失。刘晏所用篙工，也改变了旧法。过去，州县多取富人督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刘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他从经营的盐业中出钱雇用船工，从江淮至渭桥，大抵漕运十万斛用傭钱七千缗，并补纲吏督运。因此，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①。
改革榷盐法
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①。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
改革常平法
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6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66）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
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①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刘晏本人也十分勤奋，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挥动马鞭计算财赋收入情况。每天天刚亮即开始料理事务，夜半方止，“虽休澣不废”。而且处理事务迅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晏虽掌管天下财赋，位高势盛，经手的钱物数不胜数，却为官廉洁，不谋私利。他治家以俭约著称，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常说：“居屋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便，不务毛色。”①人们无不钦佩他的廉洁简朴。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爱民为先”。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各知院官见到歉收的迹象，也先将情况上报，某月须蠲免赋税多少，某月须救济多少。到期以后，刘晏不待州县申请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应民之急，未曾失时，不等农民困弊、流亡，即及时赈济，“由是民得安其居，户口蕃息”。刘晏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其末年乃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被诬致死，“天下以为冤”
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他明于吏治，有识鉴能力，故“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②。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载专横，多纳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也贪赃枉法，遂命刘晏审理。刘晏以元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经奏请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与刘晏同治此案。经过审查，元载与王缙伏罪。在处死元载以后，刘晏认为王缙与元载有主从之别，罪恶轻重不同，欲复奏朝廷，区别处理。遂对李涵等人说：“重刑再复，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复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李涵等依从其议，遂复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缙死罪，贬为栝州刺史，“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衮专政，以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担忧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属”。因而妒嫉他，奏称刘晏为“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应擢任左仆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实际上剥夺他的实权。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又难以找到代替其职务的合适人选，故虽擢任左仆射之后，仍使他兼领使务，知三铨事。
当时，江淮特产茶与柑桔，刘晏常与本道分别入贡，而刘晏所贡往往早于地方州府，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另外，刘晏常馈送四方名士，对一些爱说长论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们议论刘晏有意固宠保位。在大历年间，军国费用皆依赖刘晏，故未曾对此检查。德宗即位后，一些人屡次上言请罢其使职，刘晏也一再推辞，德宗不但不允许，反又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马杨炎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载为宰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因文学才望颇受元载亲重，但与吏部尚书刘晏关系不洽。刘晏奉命治罪元载，杨炎也遭外贬。这时杨炎为当政宰相，衔恨旧怨，并欲为元载报仇。当时传言代宗宠爱独孤妃，又喜爱其子韩王李迥，刘晏曾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尽管并无确凿根据，杨炎却如获至宝，上奏德宗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幹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于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对，他说：“此事暧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救解，当时，虽未对刘晏治罪，但德宗对刘晏遂生嫌隙，终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罢免了其转运、租庸、盐铁等使。二月，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六十六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杨炎兼删定使，提议要籍没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被迫停止。当时簿录其家财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
刘晏的无辜被杀，天下人都以为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求召还其远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见表未有表示。直到兴元（784）初，德宗才渐渐悔悟，允许归葬。贞元五年（789），德宗还擢任刘晏一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以其父冤死，无所赠谥，请求退还己官，求追命其父，于是才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财赋以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他的“民不加赋，而国丰饶”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管（仲）、萧（何）之亚”，表现了他治理财赋方面的卓越才干。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明皇杂录》卷上。按此贵妃非杨贵妃。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①《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①《唐语林》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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