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通典》的编纂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①。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①，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②。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③。《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①。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①；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②。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③。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①。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陆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②，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③。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④，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⑤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⑥；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①。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发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②。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①《通典》卷七《食货论》。
①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①《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①③《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②《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④《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①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②见《全三国文》卷二○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陆机《五等论》。
③《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④《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⑤《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⑥《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①《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②《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①。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①，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②。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③。《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①。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①；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②。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③。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①。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陆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②，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③。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④，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⑤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⑥；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①。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发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②。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①《通典》卷七《食货论》。
①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①《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①③《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②《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④《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①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②见《全三国文》卷二○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陆机《五等论》。
③《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④《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⑤《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⑥《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①《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②《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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