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牛僧孺② 党争的由来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牛幼闻，仕宦不显，仅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牛僧孺幼时随父客居郑县，六岁因父亲病故，遂就养于庐陵禾川（今江西吉安）外家周氏。十五岁时，始迁寓于长安城下杜樊乡（今陕西长安县境）祖业。③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从此他孜孜矻矻，学业日有长进。永贞元年（805），受到宰相韦执谊的青睐，举进士，得上第④，时年二十六岁。释褐任伊阙尉。
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①。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②。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抨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僧孺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秉公执法，廉洁自律
元和年间，牛僧孺历任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他被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十一月，改御史中丞。翌年五月，他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于是条列诸事，上奏穆宗。其中规定：凡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申奏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中事、小事各递减五天。同时，还规定了大、中、小事的具体内容”③。这样加快了审理狱案的时间，改变了旧时狱案滞留，长期不得结案的拖沓现象。
牛僧孺秉公执法，对于一些“人多冤抑”的刑狱，他“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当判为死刑，又暗中行贿中官，由宦官出面为之申理减罪，牛僧孺坚决回绝。穆宗也出面为李直臣说情，说直臣虽然犯赃罪，但却有经度才能，可调他到边远之地任职，以宽免其罪。牛僧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穆宗说：“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穆宗欣赏他的严于执法，当面赐以金紫之服。长庆二年（823），牛僧孺由侍御史迁为户部侍郎。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之子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其父的权位，曾用财货行贿于内外权臣。韩公武卒后，韩弘也继之于长庆三年二月而卒。有人将公武行贿事诉讼于御史府。穆宗可怜其孤孙年幼，尽取韩弘财簿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钦佩牛僧孺的廉洁正直，将此簿出示给左右侍臣，高兴地说：“果然，吾不缪知人！”①于是迁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敬宗荒淫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牛僧孺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乃数次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牛僧孺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见江夏城“风土散恶，难以垣墉”，每年都加板筑，并征收菁茆加以苫盖。有些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鱼肉百姓，“蠹弊绵岁”，百姓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他计算了每年茆苫板筑的费用，约十余万钱，用以做成砖坯垒墙，取代过去的板筑苫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他又感到所属沔州与鄂州只有一江之隔，虚设官吏，应废除沔州，于是上奏朝廷，得到应允后遂废掉了沔州的设置。这样裁减了官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牛李党争
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四年（830）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八年，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重任。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从中作梗，李德裕又被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从此“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两人又怨恨裴度举荐李德裕，遂使其丢了相位，并出为兴元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赫于天下”。
太和五年（831）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聪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对于牛僧孺这种不分是非、漠然处之的态度，宋代史臣司马光给予了严厉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①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湊。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①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为由，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牛僧孺妒嫉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岂不是欺人之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①太和九年（835）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至开成二年（837）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841）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②。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①。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846）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②。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③。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③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八。
④《登科记考》卷十五。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三年。
②参唐长孺：《〈旧唐书>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版。
③《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
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②《唐会要》卷六○。
①《唐会要》卷五五。
②《牛僧孺神道碑》。而《牛僧孺墓志铭》记为十月二十七日，未知孰是。
③牛僧孺谥号《新唐书》本传作“文简”。今从《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八○。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牛幼闻，仕宦不显，仅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牛僧孺幼时随父客居郑县，六岁因父亲病故，遂就养于庐陵禾川（今江西吉安）外家周氏。十五岁时，始迁寓于长安城下杜樊乡（今陕西长安县境）祖业。③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从此他孜孜矻矻，学业日有长进。永贞元年（805），受到宰相韦执谊的青睐，举进士，得上第④，时年二十六岁。释褐任伊阙尉。
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①。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②。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抨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僧孺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秉公执法，廉洁自律
元和年间，牛僧孺历任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他被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十一月，改御史中丞。翌年五月，他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于是条列诸事，上奏穆宗。其中规定：凡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申奏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中事、小事各递减五天。同时，还规定了大、中、小事的具体内容”③。这样加快了审理狱案的时间，改变了旧时狱案滞留，长期不得结案的拖沓现象。
牛僧孺秉公执法，对于一些“人多冤抑”的刑狱，他“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当判为死刑，又暗中行贿中官，由宦官出面为之申理减罪，牛僧孺坚决回绝。穆宗也出面为李直臣说情，说直臣虽然犯赃罪，但却有经度才能，可调他到边远之地任职，以宽免其罪。牛僧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穆宗说：“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穆宗欣赏他的严于执法，当面赐以金紫之服。长庆二年（823），牛僧孺由侍御史迁为户部侍郎。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之子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其父的权位，曾用财货行贿于内外权臣。韩公武卒后，韩弘也继之于长庆三年二月而卒。有人将公武行贿事诉讼于御史府。穆宗可怜其孤孙年幼，尽取韩弘财簿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钦佩牛僧孺的廉洁正直，将此簿出示给左右侍臣，高兴地说：“果然，吾不缪知人！”①于是迁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敬宗荒淫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牛僧孺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乃数次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牛僧孺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见江夏城“风土散恶，难以垣墉”，每年都加板筑，并征收菁茆加以苫盖。有些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鱼肉百姓，“蠹弊绵岁”，百姓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他计算了每年茆苫板筑的费用，约十余万钱，用以做成砖坯垒墙，取代过去的板筑苫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他又感到所属沔州与鄂州只有一江之隔，虚设官吏，应废除沔州，于是上奏朝廷，得到应允后遂废掉了沔州的设置。这样裁减了官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牛李党争
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四年（830）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八年，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重任。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从中作梗，李德裕又被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从此“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两人又怨恨裴度举荐李德裕，遂使其丢了相位，并出为兴元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赫于天下”。
太和五年（831）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聪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对于牛僧孺这种不分是非、漠然处之的态度，宋代史臣司马光给予了严厉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①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湊。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①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为由，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牛僧孺妒嫉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岂不是欺人之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①太和九年（835）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至开成二年（837）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841）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②。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①。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846）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②。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③。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③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八。
④《登科记考》卷十五。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三年。
②参唐长孺：《〈旧唐书>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版。
③《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
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②《唐会要》卷六○。
①《唐会要》卷五五。
②《牛僧孺神道碑》。而《牛僧孺墓志铭》记为十月二十七日，未知孰是。
③牛僧孺谥号《新唐书》本传作“文简”。今从《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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