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 第一节 宋的建立 陈桥兵变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早年应募从军于后汉的郭威部下，后周时屡立战功，逐渐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后周世宗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传闻辽军南侵，赵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达黄河南岸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南，在黄河北岸）按照预谋的计划发动兵变，史称“陈桥兵变”。当日即返回开封夺取政权，初五日（960年2月4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作为陪都。为区别于以后建“行在所”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称建都开封的宋朝为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首先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的安抚与镇压。名位高于赵匡胤的李筠、李重进先后叛变。当年四月，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钊分兵进讨，并亲自前往督战，李筠、北汉联军大败于泽州（今晋城）南，李筠逃入泽州固守。六月初，宋军攻占泽州，李筠自杀，其子李守节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李重进亦反。十月，宋太祖亲征。十一月，宋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杀。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进，为巩固刚建立的宋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些虽然心念后周，但势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进的藩镇，不得不对新朝俯首听命。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不使宋朝成为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朝，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建隆二年（961）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对自己的亲信下手。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次日他们就主动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位，但并没有军权。
经过这两次调整，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点检、副都点检，实际上已被取消，而以原来的属官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作为殿前司的长官。侍卫亲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石守信，不久也辞去这一名义上的兼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长官，也逐渐被取消，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成为直属机构，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将统领禁军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权，发兵权则属于通常由文臣担任长官的枢密院，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
皇权的加强
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963）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继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进而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不久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衔。中唐以来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将相大臣的荣誉衔。
为了安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以及适应皇权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及各寺、监的官称的同时，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另派官员担任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原来的官称只是官品高低、俸禄多少的标志。
政权集中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除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外①，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与中书对称“二府”的枢密院（枢府、西府），则掌握兵权，兵权不归朝廷是宋太祖沿袭五代旧制的决策。宋代又沿袭五代旧制以三司使掌财政，使政、军、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
对地方上的府、州，则另设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这在宋初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将全国划为15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包括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司），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
①通常认为唐代后期以后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成为虚衔，不再担任宰相。这个说法欠妥，陈振先后撰写《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两文，证明中书令作为宰相至五代后周冯道，侍中作为宰相则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为止。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早年应募从军于后汉的郭威部下，后周时屡立战功，逐渐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后周世宗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传闻辽军南侵，赵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达黄河南岸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南，在黄河北岸）按照预谋的计划发动兵变，史称“陈桥兵变”。当日即返回开封夺取政权，初五日（960年2月4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作为陪都。为区别于以后建“行在所”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称建都开封的宋朝为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首先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的安抚与镇压。名位高于赵匡胤的李筠、李重进先后叛变。当年四月，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钊分兵进讨，并亲自前往督战，李筠、北汉联军大败于泽州（今晋城）南，李筠逃入泽州固守。六月初，宋军攻占泽州，李筠自杀，其子李守节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李重进亦反。十月，宋太祖亲征。十一月，宋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杀。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进，为巩固刚建立的宋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些虽然心念后周，但势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进的藩镇，不得不对新朝俯首听命。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不使宋朝成为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朝，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建隆二年（961）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对自己的亲信下手。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次日他们就主动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位，但并没有军权。
经过这两次调整，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点检、副都点检，实际上已被取消，而以原来的属官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作为殿前司的长官。侍卫亲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石守信，不久也辞去这一名义上的兼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长官，也逐渐被取消，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成为直属机构，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将统领禁军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权，发兵权则属于通常由文臣担任长官的枢密院，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
皇权的加强
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963）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继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进而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不久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衔。中唐以来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将相大臣的荣誉衔。
为了安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以及适应皇权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及各寺、监的官称的同时，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另派官员担任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原来的官称只是官品高低、俸禄多少的标志。
政权集中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除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外①，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与中书对称“二府”的枢密院（枢府、西府），则掌握兵权，兵权不归朝廷是宋太祖沿袭五代旧制的决策。宋代又沿袭五代旧制以三司使掌财政，使政、军、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
对地方上的府、州，则另设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这在宋初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将全国划为15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包括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司），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
①通常认为唐代后期以后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成为虚衔，不再担任宰相。这个说法欠妥，陈振先后撰写《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两文，证明中书令作为宰相至五代后周冯道，侍中作为宰相则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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