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金的农业和牧业 农业

　　金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①，“天下治平，四民安居”②，号称“小康”。

　　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和进步。现已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远远超过辽末的水平，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其种类与北宋相比更为繁多和复杂，有铧、犁碗、趟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文献记载还有耙、水碓等。犁由多种部件配合，铧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需要。犁的全部构造与元王祯《农书》所绘形式相同。在今黑龙江最北部爱辉、逊克出土的犁铧是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以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有銎和钹镰三种形式，还有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且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和矮棵作物的不同需要而制。

　　农业户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开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锐减，到金世宗大定初年方恢复到 300余万户，二十七年（1187）增至 6789449户，44705086口。《金史》没有记载全国的垦田数字，有关于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迭剌和唐古二部五糺总计垦田数是1690380顷有奇。毕仲衍《中书备对》谓：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4606556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则北方垦田为1662978顷。金朝仅猛安谋克垦田就浮出北宋垦田307022顷。当然猛安谋克分布区域要远远大于北宋在北方的管辖区域，但在世宗时原北宋地区的垦田也有增长当是事实。赵秉文在《滏水文集》卷11《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记载，当时的“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即可证明这个问题。

　　农田水利是金代农业发展的命脉，从熙宗时已开始恢复。世宗大定六年，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③。二十八年，卢庸为定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①。兴修水利也与当时推广水田种植有关，大定六年，李纶《创修泉池碑》记载，河内（今河南沁阳）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祠下，南抵于沁，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①。曹（今山东菏泽）、单（今单县）二州以水利为生，虽黄河李固渡决口，所害农田无几。农田发展也促进对原粮水力加工事业的发展，如水碓、水磨等水力加工机械的利用便是。

　　金代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麦、豆、稻、荞麦、稗等，而以粟麦为大宗，稻次之。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农作物分布也因地而异。中都（今北京）、河北、辽东、南京（今河南开封）等路处于领先地位。燕京（即中都）产稻、粱、麦、麻等；南京路产麦、粟、稻；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稻；威平、临潢、泰州等府州农业也较发达。金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河南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平均亩产一石。河北、山东产量高于河南。水田单位面积产量高陆地数倍，其中河南有亩产五石者。由于农业生产量增多，国家储积粮食也多。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对宰臣说：“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②世宗时设常平仓，到明昌三年（1192）常平仓共有519处，积粟3786.3万余石，可备官兵五年的食用，米810余万石，可备四年的食用。金于大定、明昌间，国家仓廪积粟充足时久，因此采取减税收的办法以减轻积粟和保存的困难。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恐怕积粟时久腐败，请求再减少民间租税，因尚书省议奏应备万一，为防腐败，乃下令诸路以时曝晾，不得使积粟腐坏，违者论如律。史称金代盛时“仓廪有余”当是事实。

　　金代农业发展也表现在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上。金代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中是承前启后的，占有重要的一页。金代女真兴起，以其地为“内地”，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以此为中心空前地开发和发展了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经济开发区，南与咸平（今辽宁开原北）、东京（今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连。金代建国之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大批地向“内地”移民。太祖天辅六年（1122），把山西诸州人民向上京迁徙以实“内地”。次年取燕京路，又尽迁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在灭亡北宋的战争中更有数量众多的中原汉人被迁到上京。由于金初的移民政策使这里人口骤然增长，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这里，并适应耕地和农作物种植收割的需要，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在黑龙江省各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充分说了这点。金代把东北边疆的各族人民都纳入京与路的管辖之下，于各地设猛安谋克。金设上京路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以及上京路管下的胡里改路、蒲与路、恤品路、曷懒路等，路置万户或都勃堇。通过各路的猛安谋克行政机构组织农业生产。《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1193）尚书省奏，当时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有猛安谋克民户17.6万有余，每年收税粟20.5万余石，其每年粮食生产量是可观的。

　　牧业

　　牧业在女真部族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由迁徙不常的游牧向较高的定居的牧业发展。生女真在建国前有着相当繁荣的牧业，《金史·世纪》记载：腊醅、麻产时常掠取拉林河及穆宗的牧马，交结诸部，因此两部时常发生战争。辽圣宗统和四年（986）讨伐女真所获生口 10余万，马20余万及诸物。太平六年（1025），黄翩入女真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数。金占领辽契丹人活动的草原地区，增大了牧业在社会中的成分，对牧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

　　金朝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设官以治之。海陵王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个群牧所，皆因辽时旧名。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和司吏家的余丁及奴隶，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并为他们立蕃息衰耗的刑罚和奖赏制度，后复增群牧所为九。世宗时，置群牧所七。《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有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1164）改为斡覩只群牧；蒲速斡群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承安三年（1198）改为板底因乌鲁古；耶鲁椀群牧，在武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东）、临潢（今巴林左旗南）、泰州（今吉林洮南东）之境；讹里都群牧；糺斡群牧；欧里本群牧，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展群牧；特满群牧，在抚州；驼驼都群牧；讹鲁都群牧；忒恩群牧与蒲鲜群牧，皆承安四年创置。金朝为管理诸群牧，设乌鲁古使和副使，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又设有扫稳脱朵，分掌诸畜，即所谓牛羊群子。明昌四年又在使之上置提控诸乌鲁古。

　　金大定间为发展牧业，加强了对诸群牧所的规定，如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又敕诸所，马三岁者要付给女真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并遣使阅实其数，缺少的杖其官，而令牧人赔偿，隐匿其实的监察举觉。到二十八年，牧业经过较长的蕃息，马发展到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是金牧业发展的极盛时期。

　　

　　①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金史》卷8《世宗纪·赞》。

　　③王去非：《平阴县清凉院碑》，《金文最》卷69。

　　①《金史》卷133《张仅言传》。

　　①《金史》卷92《卢庸传》。

　　②《金文最》卷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