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李焘李心传徐梦莘
第一节 李焘
长于吏治，关心民情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绍兴八年（1138），李焘24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①。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0），他36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167）李焘53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焘62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召对延和殿，读《陆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
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仿《资治通鉴》纂修《长编》
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时年40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①。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年，为书17卷。时，李焘49岁。乾道四年（1168）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卷，写成175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
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岁。
淳熙元年（1174），李焘年60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卷。
淳熙三年（1176）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00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0卷，记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0卷，《举要》68卷，《总目》5卷。共计10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0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中华书局1976年开始整理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1986年整理完毕。1993年全书34册（520卷及目录）全部出齐。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①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见其用心。此书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传世。
李焘著述还有多种：如《易学》5卷、《春秋学》10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卷；《文集》50卷，《奏议》30卷，《四朝史稿》50卷，《通论》10卷，《南北攻守录》30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卷，《历代宰相年表》23卷，《唐宰相谱》1卷，《江左方镇年表》6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1卷，《本朝事始》2卷，《建隆事辨》、《赵普别传》、《科场沿革》、《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各1卷；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3卷。另有文字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辑出李焘八十余篇文字。
第二节 李心传
推迹兴废，有志修史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绍兴末，著作《江东胜后之鉴》10篇，不仅体现他的史识，也反映了“恢复之志”。治《易》颇有心得，以所著《本传》33篇为朱熹称道。①李心传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①50000528_1873_0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②的学者。
庆元二年（1196），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1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卷。嘉定元年（1208），时年43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15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卷）。绍定四年（1231），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1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1243）病卒，终年78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卷；56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60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
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
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①50000528_1875_0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
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
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 徐梦莘
恬于荣进升迁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6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岁时，即建炎三年（11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绍兴二十四年（1154），徐梦莘29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①。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11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11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11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终年82岁。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腐败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①50000528_1879_0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6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卷，下为建炎、绍兴150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①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5卷。“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腐败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
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1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①。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①《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6。
②《文献通考·经籍考》。
①《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
①《文献通考》卷193。
①《宋元学案》卷30。
②《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81。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88。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①《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①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第一节 李焘
长于吏治，关心民情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绍兴八年（1138），李焘24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①。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0），他36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167）李焘53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焘62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召对延和殿，读《陆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
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仿《资治通鉴》纂修《长编》
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时年40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①。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年，为书17卷。时，李焘49岁。乾道四年（1168）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卷，写成175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
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岁。
淳熙元年（1174），李焘年60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卷。
淳熙三年（1176）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00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0卷，记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0卷，《举要》68卷，《总目》5卷。共计10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0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中华书局1976年开始整理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1986年整理完毕。1993年全书34册（520卷及目录）全部出齐。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①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见其用心。此书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传世。
李焘著述还有多种：如《易学》5卷、《春秋学》10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卷；《文集》50卷，《奏议》30卷，《四朝史稿》50卷，《通论》10卷，《南北攻守录》30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卷，《历代宰相年表》23卷，《唐宰相谱》1卷，《江左方镇年表》6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1卷，《本朝事始》2卷，《建隆事辨》、《赵普别传》、《科场沿革》、《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各1卷；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3卷。另有文字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辑出李焘八十余篇文字。
第二节 李心传
推迹兴废，有志修史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绍兴末，著作《江东胜后之鉴》10篇，不仅体现他的史识，也反映了“恢复之志”。治《易》颇有心得，以所著《本传》33篇为朱熹称道。①李心传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①50000528_1873_0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②的学者。
庆元二年（1196），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1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卷。嘉定元年（1208），时年43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15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卷）。绍定四年（1231），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1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1243）病卒，终年78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卷；56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60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
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
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①50000528_1875_0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
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
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 徐梦莘
恬于荣进升迁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6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岁时，即建炎三年（11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绍兴二十四年（1154），徐梦莘29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①。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11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11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11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终年82岁。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腐败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①50000528_1879_0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6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卷，下为建炎、绍兴150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①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5卷。“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腐败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
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1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①。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①《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6。
②《文献通考·经籍考》。
①《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
①《文献通考》卷193。
①《宋元学案》卷30。
②《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81。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88。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①《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①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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