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
第一节 真德秀魏了翁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开禧元年（1205）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次年入朝任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指出：“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亡留难。……今日寻盟于虏，……抑将听命于敌而图苟安之计乎。”①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四年，“时相（史弥远）将用（真）德秀，会言官抵之”②，“每谗公（真德秀）以谄时相获骤迁”。真德秀力辞新命，改兼礼部郎官①。历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嘉定六年十月，为贺金宣宗即位使，北上至盱眙（今属江苏）边城，准备进入金境，当时金朝外受蒙古进攻、内有人民起义，未能过界成行，真德秀在盱眙等待至次年初，仍不能前往金京城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得退回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上奏提出整顿边防，以达到“退足以守，进足以攻”；对于金朝的形势也应了解清楚，不能“言人人殊”，以达到“闻事必实”等一系列措施②。以后又一再上奏论述宋金形势，然而，“时朝论方事苟安，谓公（真德秀）张望”③，真德秀愤而要求出任地方官，未被允许。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宰相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④，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⑤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二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6艘之多。嘉定十二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次年以母死辞官守丧。嘉定十五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召已是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宝庆元年（1225）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①。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①。
真德秀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宋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②，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宋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奸相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宋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1231）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理学家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次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十月，奸相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于贬降。而理学宗师真德秀升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端平元年（1234）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次年三月，升任副相（参知政事），但时已有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病卒，享年58岁，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世。
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次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嘉定元年（1208）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①，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②。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嘉定八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①。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嘉定十一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五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史弥远企图将已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收为己用，虽遭到拒绝，但仍不断升迁其官职，魏了翁初任兵部郎中，后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次年，升太常少卿。嘉定十七年，升秘书监，又改起居舍人。同年秋，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原皇位继承人赵竑，而扶植宗室赵贵诚即位（理宗，改名昀）。魏了翁感到“时势忽异”，因而“积忧成疾，三疏请闲（宫观）”，不但未被同意，反而升为起居郎，他又上疏请求罢官领宫观闲差，仍未被同意。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被史弥远迫害致死后，引起以魏了翁、真德秀为首的正直人士的不满，魏了翁为因此而贬窜的官员送行，又被认为是“首倡异论”。魏了翁继续以病告假，并请领宫观闲差，前后达五次之多。史弥远为了拉拢魏了翁，反而于九月升魏了翁为权工部侍郎，他在再次请祠后，理宗诏令不准再有呈请，才于十月初到部任职，随后又推荐他人自代。史弥远认为魏了翁始终不为自己所用，才于同年十一月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①，而处以降三官，靖州（今属湖南）居住，魏了翁遂于贬所靖州建鹤山书院，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绍定四年（1213），魏了翁恢复原官衔领宫观闲差。次年五月，任为遂宁知府，魏了翁辞不受命。八月，改任泸州知州、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是修军备、兴学校，百废俱兴。
绍定六年十月上旬，南宋依照与蒙古的联合灭金协议，出兵与蒙古军围攻金临时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同月下旬，奸相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史弥远的亲信郑清之此前已升任宰相。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蒙古联军攻占蔡州，金亡。蒙古违背灭金后归还河南的原协议，只愿将陈州（今淮阳）、蔡州以南地区归宋，宋军在同意新协议后退兵。但宋理宗与郑清之等却想乘蒙古退兵之际，出兵占领河南以建不世奇功。南宋军队于同年六月占领故都开封、七月又占领原西京洛阳，但在蒙古军的反击下，宋军迅速溃退，这次草率行动，为蒙古军南下留下了借口。
宋理宗、郑清之为了改善形象，不仅贬逐史弥远的一些爪牙，还加紧推行崇奉理学，召用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端平二年十一月，魏了翁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次月，一介“书生未闲（娴）军旅之事”的魏了翁，又兼领督视江淮军马①，担负起长江中下游全面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朝论大骇，以为不可”，魏了翁虽然也一再推辞新命，但仍不得不勉强赴任。其实，这只是郑清之等“始谋假（借）此命以出（魏）了翁”。当宋理宗在魏了翁的请求下，赋予“便宜”处置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郑清之等“复以建督（督视府）为非”，而且魏了翁的“奏陈动相牵制”②，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端平三年二月，魏了翁被免去督视职务，而以签书枢密院事回朝。同年四月，魏了翁乞求解职归田里，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湖南安抚使。在魏了翁力辞后，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但同年十一月即被重新起用为绍兴（今属浙江）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1237）正月，改任福州（今属福建）知州兼福建安抚使。魏了翁一再请求致仕，同年三月死后十日，致仕诏书才颁下。谥文靖，累赠至太师、秦国公③。世称鹤山先生，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①。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②。
第二节 刘克庄
真德秀门生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②，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
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③。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①，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
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①。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②。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③。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②。
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③，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
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④。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
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①。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
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②。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①。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126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②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①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6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②《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真文忠公文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
③ ④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⑤《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德秀）神道碑》。
①《宋史》卷41《理宗纪》一。又《理宗纪》中记真德秀提举宫观为八月，误。参见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魏了翁《真公（德秀）神道碑》作“仅降三官”而非“落职罢祠”。真德秀自称“居间数年而予之祠”（《真文忠公文集》卷16《辞免权户部尚书状》），则魏了翁所记有误。
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1《鹤山书院始末》。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
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6《辞免兼领督江淮军马奏状》。
②《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③《宋史·魏了翁传》作赠太师，而《理宗纪》二作赠少师，两者或有一误，但已不详，故此处作“累赠至太师”。又《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0作“参知政事魏了翁谥文靖”，可能是误载，录以备考。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5。
②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③《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6《题放翁像》。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7、190。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88、194。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195《后村诗话》。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己巳。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卷51《轮对札子》二，端平二年七月。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庚申（景定元年）召对》一。
①《宋史》卷45《理宗纪·赞》。
第一节 真德秀魏了翁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开禧元年（1205）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次年入朝任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指出：“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亡留难。……今日寻盟于虏，……抑将听命于敌而图苟安之计乎。”①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四年，“时相（史弥远）将用（真）德秀，会言官抵之”②，“每谗公（真德秀）以谄时相获骤迁”。真德秀力辞新命，改兼礼部郎官①。历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嘉定六年十月，为贺金宣宗即位使，北上至盱眙（今属江苏）边城，准备进入金境，当时金朝外受蒙古进攻、内有人民起义，未能过界成行，真德秀在盱眙等待至次年初，仍不能前往金京城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得退回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上奏提出整顿边防，以达到“退足以守，进足以攻”；对于金朝的形势也应了解清楚，不能“言人人殊”，以达到“闻事必实”等一系列措施②。以后又一再上奏论述宋金形势，然而，“时朝论方事苟安，谓公（真德秀）张望”③，真德秀愤而要求出任地方官，未被允许。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宰相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④，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⑤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二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6艘之多。嘉定十二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次年以母死辞官守丧。嘉定十五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召已是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宝庆元年（1225）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①。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①。
真德秀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宋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②，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宋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奸相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宋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1231）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理学家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次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十月，奸相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于贬降。而理学宗师真德秀升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端平元年（1234）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次年三月，升任副相（参知政事），但时已有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病卒，享年58岁，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世。
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次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嘉定元年（1208）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①，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②。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嘉定八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①。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嘉定十一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五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史弥远企图将已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收为己用，虽遭到拒绝，但仍不断升迁其官职，魏了翁初任兵部郎中，后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次年，升太常少卿。嘉定十七年，升秘书监，又改起居舍人。同年秋，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原皇位继承人赵竑，而扶植宗室赵贵诚即位（理宗，改名昀）。魏了翁感到“时势忽异”，因而“积忧成疾，三疏请闲（宫观）”，不但未被同意，反而升为起居郎，他又上疏请求罢官领宫观闲差，仍未被同意。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被史弥远迫害致死后，引起以魏了翁、真德秀为首的正直人士的不满，魏了翁为因此而贬窜的官员送行，又被认为是“首倡异论”。魏了翁继续以病告假，并请领宫观闲差，前后达五次之多。史弥远为了拉拢魏了翁，反而于九月升魏了翁为权工部侍郎，他在再次请祠后，理宗诏令不准再有呈请，才于十月初到部任职，随后又推荐他人自代。史弥远认为魏了翁始终不为自己所用，才于同年十一月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①，而处以降三官，靖州（今属湖南）居住，魏了翁遂于贬所靖州建鹤山书院，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绍定四年（1213），魏了翁恢复原官衔领宫观闲差。次年五月，任为遂宁知府，魏了翁辞不受命。八月，改任泸州知州、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是修军备、兴学校，百废俱兴。
绍定六年十月上旬，南宋依照与蒙古的联合灭金协议，出兵与蒙古军围攻金临时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同月下旬，奸相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史弥远的亲信郑清之此前已升任宰相。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蒙古联军攻占蔡州，金亡。蒙古违背灭金后归还河南的原协议，只愿将陈州（今淮阳）、蔡州以南地区归宋，宋军在同意新协议后退兵。但宋理宗与郑清之等却想乘蒙古退兵之际，出兵占领河南以建不世奇功。南宋军队于同年六月占领故都开封、七月又占领原西京洛阳，但在蒙古军的反击下，宋军迅速溃退，这次草率行动，为蒙古军南下留下了借口。
宋理宗、郑清之为了改善形象，不仅贬逐史弥远的一些爪牙，还加紧推行崇奉理学，召用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端平二年十一月，魏了翁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次月，一介“书生未闲（娴）军旅之事”的魏了翁，又兼领督视江淮军马①，担负起长江中下游全面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朝论大骇，以为不可”，魏了翁虽然也一再推辞新命，但仍不得不勉强赴任。其实，这只是郑清之等“始谋假（借）此命以出（魏）了翁”。当宋理宗在魏了翁的请求下，赋予“便宜”处置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郑清之等“复以建督（督视府）为非”，而且魏了翁的“奏陈动相牵制”②，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端平三年二月，魏了翁被免去督视职务，而以签书枢密院事回朝。同年四月，魏了翁乞求解职归田里，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湖南安抚使。在魏了翁力辞后，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但同年十一月即被重新起用为绍兴（今属浙江）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1237）正月，改任福州（今属福建）知州兼福建安抚使。魏了翁一再请求致仕，同年三月死后十日，致仕诏书才颁下。谥文靖，累赠至太师、秦国公③。世称鹤山先生，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①。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②。
第二节 刘克庄
真德秀门生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②，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
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③。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①，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
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①。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②。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③。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②。
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③，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
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④。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
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①。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
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②。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①。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126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②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①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6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②《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真文忠公文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
③ ④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⑤《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德秀）神道碑》。
①《宋史》卷41《理宗纪》一。又《理宗纪》中记真德秀提举宫观为八月，误。参见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魏了翁《真公（德秀）神道碑》作“仅降三官”而非“落职罢祠”。真德秀自称“居间数年而予之祠”（《真文忠公文集》卷16《辞免权户部尚书状》），则魏了翁所记有误。
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1《鹤山书院始末》。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
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6《辞免兼领督江淮军马奏状》。
②《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③《宋史·魏了翁传》作赠太师，而《理宗纪》二作赠少师，两者或有一误，但已不详，故此处作“累赠至太师”。又《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0作“参知政事魏了翁谥文靖”，可能是误载，录以备考。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5。
②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③《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6《题放翁像》。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7、190。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88、194。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195《后村诗话》。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己巳。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卷51《轮对札子》二，端平二年七月。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庚申（景定元年）召对》一。
①《宋史》卷45《理宗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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