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文天祥张世杰
第一节 文天祥
身世与文章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1256），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开庆初年（1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岁。
咸淳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418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
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126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
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
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
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过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 张世杰① 提兵抗元，入卫临安
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1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
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在焦山（今镇江），与元军对阵。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以示必死决心。元将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猝不及防，船不能前后移动，士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士兵溺水而死。张世杰失利，引兵暂退耑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南宋朝廷未予理睬。
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对此建议无动于衷。十一月底，元军攻破独松关后，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陈宜中得到谢后允准，派人到元军求降，但遭到元宰相伯颜断然拒绝。
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谢后多次派人与元朝议降仍遭拒绝，南宋形势更加危急。张世杰、文天祥请求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由他领兵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不久，陈宜中暗中做了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玉玺和以皇帝赵顯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事宜，并且捎信说：非宰相不能讲和。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在南方扩大力量，继续抗元。
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顯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缓启程，以后也被解往大都，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至此宣告灭亡。
志存社稷，力挽残局
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8岁）、广王赵昺（5岁），由秀王赵与择等人护送，从临安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当时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由定海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又聚在二王的麾下。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小皇帝赵顯被掳北上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张、陈、陆三人各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继续抗元，中兴朝政。
十一月，元军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张世杰护卫着端宗登舟入海，此后南宋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权。不久，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看到宋朝复国无望，心怀异志，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继续在海上流亡。
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抗元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十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而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端宗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端宗受惊吓落病。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在广州碙州。
四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8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觉得碙州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厓山。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粮食，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
元世祖忽必烈派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大举进攻福建、广东，企图最后一举消灭宋军。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兵追至厓山，张世杰决意和元军决一死战。
厓山决战，覆舟殉难
决战之前，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又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劝降毫无希望，决战已成不可避免。此时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是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慷慨地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进行最后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就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从晌午到傍晚，海面上怒涛汹涌，炮火轰鸣，虽然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终究大势已去，士卒伤亡惨重。张世杰派人去把皇帝接来，纷乱中未能成功。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张世杰还想奉杨太后求立赵氏之后，但杨太后听说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①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1《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①《续资治通鉴》卷184，至元十六年。
第一节 文天祥
身世与文章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1256），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开庆初年（1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岁。
咸淳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418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
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126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
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
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
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过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 张世杰① 提兵抗元，入卫临安
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1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
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在焦山（今镇江），与元军对阵。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以示必死决心。元将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猝不及防，船不能前后移动，士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士兵溺水而死。张世杰失利，引兵暂退耑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南宋朝廷未予理睬。
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对此建议无动于衷。十一月底，元军攻破独松关后，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陈宜中得到谢后允准，派人到元军求降，但遭到元宰相伯颜断然拒绝。
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谢后多次派人与元朝议降仍遭拒绝，南宋形势更加危急。张世杰、文天祥请求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由他领兵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不久，陈宜中暗中做了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玉玺和以皇帝赵顯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事宜，并且捎信说：非宰相不能讲和。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在南方扩大力量，继续抗元。
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顯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缓启程，以后也被解往大都，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至此宣告灭亡。
志存社稷，力挽残局
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8岁）、广王赵昺（5岁），由秀王赵与择等人护送，从临安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当时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由定海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又聚在二王的麾下。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小皇帝赵顯被掳北上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张、陈、陆三人各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继续抗元，中兴朝政。
十一月，元军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张世杰护卫着端宗登舟入海，此后南宋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权。不久，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看到宋朝复国无望，心怀异志，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继续在海上流亡。
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抗元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十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而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端宗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端宗受惊吓落病。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在广州碙州。
四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8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觉得碙州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厓山。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粮食，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
元世祖忽必烈派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大举进攻福建、广东，企图最后一举消灭宋军。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兵追至厓山，张世杰决意和元军决一死战。
厓山决战，覆舟殉难
决战之前，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又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劝降毫无希望，决战已成不可避免。此时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是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慷慨地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进行最后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就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从晌午到傍晚，海面上怒涛汹涌，炮火轰鸣，虽然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终究大势已去，士卒伤亡惨重。张世杰派人去把皇帝接来，纷乱中未能成功。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张世杰还想奉杨太后求立赵氏之后，但杨太后听说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①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1《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①《续资治通鉴》卷184，至元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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