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师的研究范围都很广，蒙元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从事的时间都不长。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把我国的蒙元史学科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对以后的蒙元史学界影响最大者有姚从吾（1894—1970）、韩儒林（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和邵循正（1909—1972）等。

　　姚从吾于1922至1934年留德期间（除1929至1931年在波恩大学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学），曾从汉学家傅朗克、蒙古学家海尼士等学习，并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此时他就开始了蒙元史研究，译出柯劳斯的《蒙古史发凡》（载《辅仁学志》，1929），撰《金元两代史源的研究》（载AsiaMajor，1933）。归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并创办辽金元史研究室，开创了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贡献甚大。他毕生锲而不舍地在辽金元史的广阔领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辽金元史讲义·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专题论文数十篇（收入1959年自编之《东北史论丛》及后来门人所编《全集》第五、六、七集）。专题论文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如《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干》，《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本义为“宣差”说》，《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等多篇；一类是蒙古统治中原的政策演变和汉人的因应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及此事对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元世祖崇行孔学的成功与所遭遇的困难》，《元好问上耶律楚材书与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与札奇斯钦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这是第一部我国学者据汉字音写蒙文译成汉文的全译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还出版了《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和《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无论《讲义》或专题论文，都贯穿着他重视史料批判的治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的分析入手，与史事的考述紧密结合起来，列举多证以阐明一事一理，头绪清楚。他对历史上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文汇融合有独到见解，提出“国史扩大绵延观”①，这与他兼治辽金元三史显然有很大关系。

　　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得到陈垣、陈寅恪教授的指点，开始研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年赴欧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从伯希和、海尼士等进修蒙古史、中亚史，并学习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其间，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诸碑，相继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译释和《暾欲谷碑》的翻译。193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改南京大学）。1940至1943年间，在抗战后方的艰难条件下，发表学术论文达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文章。他在1940年写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称有待考证者甚多。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虽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编元史，使元史学面目一新，但他们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从西方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发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发覆补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1956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1982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1988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1932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1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38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1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这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k（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发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邵循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时，受陈寅恪指教和影响开始钻研蒙元史。1934年赴欧留学，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专攻蒙古史，并学习波斯文及其他东方语文，继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193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着手搜集和研读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国后不久即发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chet刊本）、《贵显世系》（写本）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另一篇论文《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其后他从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据Blochet刊本）的翻译和注释，1947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其余《蒙哥汗纪》、《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本纪》的译释生前未曾刊布，后由其门人整理这部分残稿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译释》诸篇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史料与波斯原文对勘，订正了原文中许多译名的讹误，使得各种文字史料得以互证互补；并旁征博引阐释涉及的种种名物制度，多有卓见，表现了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功底。此外，他在多年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不少创见，惜多未成文。1982年《元史论丛》第一辑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写的四篇论文一并发表，其中《元代的文学与社会》和《蒙古的名称与渊源》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和《释natigainacigai》是未刊手稿。在这些文章中，他以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许多译名作了精当考释。五十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但也讲授蒙元史并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晚年参与并指导《元史》的点校，作出了贡献。

　　韩、翁、邵三位学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在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影响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国深造，而且均曾受业于伯希和；都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西方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纠正洪钧、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谬误。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后我国蒙元史学科发展的主导倾向。同时代的另一些学者则注意于元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

　　

　　①参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