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文之争和至顺年间的“文治”
明文之争
燕铁木儿自大都发难之初，即属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位继承人。虽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长子和世■于北边，后来又矫称和世■使者南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但两都之战结束前，大都政权并没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约过和世■南还。当时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铁木儿的这种作法，很难用两京道路不通来解释，应当别有用心。图帖睦尔到达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铁木儿即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为谏，示意图帖睦尔抢先即位。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以当年为天历元年，同时宣布“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元史·明宗纪》）。
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这时刚满三十岁。根据叔侄相继原则，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两朝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所以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按指和世■）南还京师”。和世■在一片拥戴声中，飘然启程，于天历元年（1328）底东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泼皮、出镇北边的武宁王彻彻秃相继西驰奉迎。和世■已完全陶醉在这番太平景象中。天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没有告知图帖睦尔的情况下，仅仅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漠北舆情在决定嗣君人选方面的影响力。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肃清宫闱”之后从漠北南返即位的历史故事，却忘记了武宗作为总兵北边的统帅，是以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并没有直接控制强大的军队，只有贴身卫士一千八百多人①；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虽然与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见有重兵随行①。和世■欲凭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去染指大都集团几经浴血奋战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来就不容乐观。但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四月，携带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一行至行在入觐。这个左右大都局势的盖世功臣，现在要当面试探一下新君对他的态度。和世■虽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对燕铁木儿“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没有将图帖睦尔原授的知枢密院事一职重新委任给他②。与和世■一同流亡的孛罗和哈儿秃儿，则分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复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宠遇；随明宗入京的新贵必定要来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逐渐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中的次要地位。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逐渐销蚀。可是因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离开大都。仅仅十几天以后，图帖睦尔又下令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册、玉宝。次年正月，和世■的使者抵达大都。图帖睦尔在明知大兄已决意南归的情况下，仍抢先完成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太庙，以及在大明殿册封皇后的一系列仪式。当时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让位于大兄。今立后，是与诏自相违也。”图帖睦尔闻奏，“嘉其直，赐金织文币以旌之。后闻之，亦有金币之赐”①；惟册后典礼仍照行不误。不过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图帖睦尔自大都北行、亲迎和世■的前后，他还是准备恪守让位诺言的。出发后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元史·文宗纪二》）。这个机构初建于元朝灭宋之后，掌宋谢太后、福王献纳产业及贾似道等人田地所纳赋税，原隶属皇后中宫，于大德八年（1304）罢废。图帖睦尔在此时恢复江淮财赋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隶东宫官署詹事院，显然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重要的财产资源预作准备②。
图帖睦尔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从大都到上都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趋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境，是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武宗时建行宫于兹，故名中都），与和世■会面。八月一日，和世■抵达旺忽察都。次日，图帖睦尔见大兄于行宫。和世■设宴待皇弟及诸王、大臣。兄弟欢合的场面前后未满五天，和世■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铁燕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簇拥图帖睦尔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③。八月十五日，图帖睦尔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为文宗。
明宗和世■在天历之变中暴卒的详情，可能已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亲政后，为撤文宗庙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①按也里牙为仁宗朝权臣铁木迭儿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国公，后因赃被黜。天历初，他与妻弟锁住等投靠大都集团，复被起用为太医院使。和世■即位后，为报复铁木迭儿离间宗室、胁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锁住等人于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为担心株连，遂受人唆使，利用职权向和世■进毒。至顺元年（1330），也里牙得复秦国公爵位，其姻亲锁住亦再仕为将作使，应即文宗对他们参与谋杀和世■的奖赏。但同年七月，锁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伏诛，与之有牵连的明宗旧人索罗等亦一起被杀。屠寄认为，“也里牙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②。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杀人灭口的行动。燕铁木儿则应是旺忽察都事变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只有存疑。
至顺年间的“文治”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③。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①。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②。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③，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谋不轨”案接连发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④。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⑤。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①。
可是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样采取超脱立场，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铁木儿，不惜进一步养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顺之年，诏燕铁木儿“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元史·燕铁木儿传》）。所谓“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元史·虞集传》），其实不过是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文宗为曲意交好燕铁木儿，竟听凭他取泰定帝妃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寄养于燕铁木儿家，又以燕铁木儿子为己子。由这班社会基础异常狭隘的“同功一体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兴盛。
社会经济也在这时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天历时，关陕地区“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已七八”②。江西和岭南等地，则连年低温。“天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按指至顺元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①。江浙的海运粮也连续几年因民饥而不克征满旧额，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
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②。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0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词，由蒙文文书译为汉语者，多重加润色，由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来强化“示治平之永则”①的正统形象。
史载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作藩王时，“日以酒韬晦”②。他死于至顺三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隐亏天伦”的负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应是损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权臣燕铁木儿也因纵欲过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为天历之变的惯性所推动，继续遵循原来的轨道行进六七年之久。长期积聚的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更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对抗，促使元代社会进入它的后期。
①天历二年八月，“赐明宗北来卫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钞五十锭，怯薛官十二人 各钞二百锭”。《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①天历二年三月，和世■在从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说：“诸王察阿台今亦从朕远来”。九月，文宗“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钞币有差”。彻彻秃当时尚在京师，与他一起受赐赏的“西域诸王燕只吉台”，应当就是扈从和世■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三三《文宗纪》二。又据《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传主曾奉命送太宗旧铸皇兄之宝于察合台后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当为天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后不久的事。
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纪》。据燕帖木儿碑传，和世■对他的委命，还包括统帅左、右及龙翊卫钦察军的大都督之职。
①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②图帖木儿出发前一日，和世■立他为皇太子的诏命才抵达大都。复冒江浙财赋都总管府，应在兹后才决定，所以图帖木儿才会在路上仓促发表。
③《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①《元史》卷四○《顺帝纪》三。月鲁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纪》分别作玥璐不花、野里牙。
②《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也里牙传》。
③许有壬：《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
①释大：《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蒲室集》卷十三；《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
②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十三。
③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④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学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⑤天历二年十月，文宗诏：“云南、八番为囊加台所诖误，反侧未安者，并贳其罪。”可见云南称兵虽晚，举事原因则与四川囊加台同。
①《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卷一八一《虞集传》。
②同恕：《西亭记》，《榘庵集》卷三。
①刘岳申：《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申斋集》卷二。
②《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①《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
②大：《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十。
明文之争
燕铁木儿自大都发难之初，即属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位继承人。虽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长子和世■于北边，后来又矫称和世■使者南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但两都之战结束前，大都政权并没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约过和世■南还。当时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铁木儿的这种作法，很难用两京道路不通来解释，应当别有用心。图帖睦尔到达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铁木儿即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为谏，示意图帖睦尔抢先即位。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以当年为天历元年，同时宣布“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元史·明宗纪》）。
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这时刚满三十岁。根据叔侄相继原则，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两朝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所以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按指和世■）南还京师”。和世■在一片拥戴声中，飘然启程，于天历元年（1328）底东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泼皮、出镇北边的武宁王彻彻秃相继西驰奉迎。和世■已完全陶醉在这番太平景象中。天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没有告知图帖睦尔的情况下，仅仅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漠北舆情在决定嗣君人选方面的影响力。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肃清宫闱”之后从漠北南返即位的历史故事，却忘记了武宗作为总兵北边的统帅，是以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并没有直接控制强大的军队，只有贴身卫士一千八百多人①；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虽然与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见有重兵随行①。和世■欲凭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去染指大都集团几经浴血奋战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来就不容乐观。但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四月，携带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一行至行在入觐。这个左右大都局势的盖世功臣，现在要当面试探一下新君对他的态度。和世■虽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对燕铁木儿“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没有将图帖睦尔原授的知枢密院事一职重新委任给他②。与和世■一同流亡的孛罗和哈儿秃儿，则分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复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宠遇；随明宗入京的新贵必定要来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逐渐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中的次要地位。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逐渐销蚀。可是因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离开大都。仅仅十几天以后，图帖睦尔又下令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册、玉宝。次年正月，和世■的使者抵达大都。图帖睦尔在明知大兄已决意南归的情况下，仍抢先完成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太庙，以及在大明殿册封皇后的一系列仪式。当时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让位于大兄。今立后，是与诏自相违也。”图帖睦尔闻奏，“嘉其直，赐金织文币以旌之。后闻之，亦有金币之赐”①；惟册后典礼仍照行不误。不过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图帖睦尔自大都北行、亲迎和世■的前后，他还是准备恪守让位诺言的。出发后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元史·文宗纪二》）。这个机构初建于元朝灭宋之后，掌宋谢太后、福王献纳产业及贾似道等人田地所纳赋税，原隶属皇后中宫，于大德八年（1304）罢废。图帖睦尔在此时恢复江淮财赋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隶东宫官署詹事院，显然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重要的财产资源预作准备②。
图帖睦尔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从大都到上都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趋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境，是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武宗时建行宫于兹，故名中都），与和世■会面。八月一日，和世■抵达旺忽察都。次日，图帖睦尔见大兄于行宫。和世■设宴待皇弟及诸王、大臣。兄弟欢合的场面前后未满五天，和世■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铁燕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簇拥图帖睦尔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③。八月十五日，图帖睦尔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为文宗。
明宗和世■在天历之变中暴卒的详情，可能已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亲政后，为撤文宗庙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①按也里牙为仁宗朝权臣铁木迭儿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国公，后因赃被黜。天历初，他与妻弟锁住等投靠大都集团，复被起用为太医院使。和世■即位后，为报复铁木迭儿离间宗室、胁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锁住等人于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为担心株连，遂受人唆使，利用职权向和世■进毒。至顺元年（1330），也里牙得复秦国公爵位，其姻亲锁住亦再仕为将作使，应即文宗对他们参与谋杀和世■的奖赏。但同年七月，锁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伏诛，与之有牵连的明宗旧人索罗等亦一起被杀。屠寄认为，“也里牙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②。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杀人灭口的行动。燕铁木儿则应是旺忽察都事变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只有存疑。
至顺年间的“文治”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③。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①。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②。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③，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谋不轨”案接连发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④。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⑤。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①。
可是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样采取超脱立场，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铁木儿，不惜进一步养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顺之年，诏燕铁木儿“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元史·燕铁木儿传》）。所谓“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元史·虞集传》），其实不过是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文宗为曲意交好燕铁木儿，竟听凭他取泰定帝妃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寄养于燕铁木儿家，又以燕铁木儿子为己子。由这班社会基础异常狭隘的“同功一体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兴盛。
社会经济也在这时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天历时，关陕地区“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已七八”②。江西和岭南等地，则连年低温。“天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按指至顺元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①。江浙的海运粮也连续几年因民饥而不克征满旧额，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
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②。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0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词，由蒙文文书译为汉语者，多重加润色，由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来强化“示治平之永则”①的正统形象。
史载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作藩王时，“日以酒韬晦”②。他死于至顺三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隐亏天伦”的负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应是损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权臣燕铁木儿也因纵欲过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为天历之变的惯性所推动，继续遵循原来的轨道行进六七年之久。长期积聚的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更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对抗，促使元代社会进入它的后期。
①天历二年八月，“赐明宗北来卫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钞五十锭，怯薛官十二人 各钞二百锭”。《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①天历二年三月，和世■在从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说：“诸王察阿台今亦从朕远来”。九月，文宗“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钞币有差”。彻彻秃当时尚在京师，与他一起受赐赏的“西域诸王燕只吉台”，应当就是扈从和世■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三三《文宗纪》二。又据《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传主曾奉命送太宗旧铸皇兄之宝于察合台后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当为天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后不久的事。
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纪》。据燕帖木儿碑传，和世■对他的委命，还包括统帅左、右及龙翊卫钦察军的大都督之职。
①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②图帖木儿出发前一日，和世■立他为皇太子的诏命才抵达大都。复冒江浙财赋都总管府，应在兹后才决定，所以图帖木儿才会在路上仓促发表。
③《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①《元史》卷四○《顺帝纪》三。月鲁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纪》分别作玥璐不花、野里牙。
②《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也里牙传》。
③许有壬：《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
①释大：《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蒲室集》卷十三；《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
②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十三。
③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④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学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⑤天历二年十月，文宗诏：“云南、八番为囊加台所诖误，反侧未安者，并贳其罪。”可见云南称兵虽晚，举事原因则与四川囊加台同。
①《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卷一八一《虞集传》。
②同恕：《西亭记》，《榘庵集》卷三。
①刘岳申：《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申斋集》卷二。
②《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①《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
②大：《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十。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