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投下的官署

　　投下设置达鲁花赤，始于1236年丙申分封。它是汉地五户丝食邑内的重要官职，拥有很大的权力。投下达鲁花赤“许持选论，委之专，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较常调为重”②。

　　投下达鲁花赤自成系统，不同于朝廷官吏。按照元朝定制，“郡县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诸王邑司与其所受赐汤沐之地，得自举人，然必以名闻诸朝廷而后授职，不得通于他官，盖慎之也”①。它不在“常选”之内，“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②。

　　投下领主以其私人任用达鲁花赤，并且往往由一家“嗣承世爵”。例如，西夏人昔里钤部自1248年出任贵由家的分地大名路达鲁花赤之后，子、孙、侄五人先后继任，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一家族中还有人担任这一职务③。这样的例子，史料中还很多。

　　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至元元年（1264）下令罢各投下达鲁花赤。事实上，这一命令并没有收到成效。至元十九年（1282），中书左丞耿仁等上奏：“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为宜。”（《元史·世祖纪九》）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阻力很大，所以元廷在1293年、1304年、1327年多次重申迁调投下达鲁花赤的诏令。仁宗延祐二年（1315）四月，“敕诸王分地仍以流官为达鲁花赤，各位所辟为副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一》）。但这一措施受到诸王投下的反对，延祐四年六月，仁宗只好收回成命，“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三》）。这说明罢投下达鲁花赤行不通，置常选官员于投下官员之上而为正达鲁花赤的措施也行不通。在诸王、驸马的投下领地，设立王傅府（也称王相府）对投下属民进行统治。按照元朝制度的一般规定，“每位下各设王傅、府尉、司马三员。……而三员并设，又寡不同，或少至一员，或多至三员者”（《元史·百官志五》）。王傅是王傅府之长，统领分地内一切军政事务，是正三品的内任官，由朝廷颁发印信、虎符。府尉仅次于王傅，协助王傅处理府务，是正四品的内任官。司马掌管兵戍征伐，是正五品的内任官。在蒙古国时期，投下领主就已设立断事官，“时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断事官”（《元史·博罗欢传》）。元朝建立后，在诸王、驸马的分地内仍设有断事官①。仁宗曾下令“罢诸王断事官，其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元史·仁宗纪一》）。但在延祐三年（1316）又“增置晋王部断事官四员”（《元史·仁宗纪二》），说明诸王投下断事官的名额又有所增加。除王傅外，在投下领地还设有许多名目不一的管理机构，如钱粮都总管府、人匠都总管府、怯怜口都总管府，等等。有的投下的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如弘吉剌部的官署“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属有钱粮、人匠、鹰坊、军民、军站、营田、稻田、烟粉千户、总管、提举等官。以署计者四十余，以员计者七百余”（《元史·特薛禅传》）。

　　元廷很注重对投下官署的管理，皇帝对投下拥有最高主权，投下领主的废立继承往往凭皇帝的诏令而定。元律规定：“诸投下官吏受赃，与常选官同论。”“诸投下妄称上旨，影占民户，除其徭役，故纵为民害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所占民仗一百七，还元籍。”“诸王傅文卷，监察御史考阅，与有司同。”“诸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岁终则会；会毕，从廉访司考阅之。”“诸投下轻重囚徒，并从廉访司审录。”“诸藩邸事务，大者奏裁，小者移中书。擅以教令行者，禁之。”（《元史·刑法志二》）这表明朝廷对投下官员具有考核、监察和惩处的权力。但诸王投下非法隐占人户、欺压百姓等现象屡有发生，朝廷实际上无法控制。

　　中央管理诸王事务的机关为内八府宰相。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以旧制：诸王、驸马事务，皆内侍宰臣所领，命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领之”（《元史·武宗纪一》）。内侍宰臣即是内八府宰相，说明在武宗时已有内八府宰相。延祐六年（1319）月，“敕诸王、驸马、宗姻诸事，依旧制领于内八府官，勿径移文中书”（《元史·仁宗纪三》）。可知诸王驸马事务，中书省是无权参预的。内八府宰相品秩相当于二品。

　　

　　②王恽：《塔必迷失神道碑铭并序》，《秋涧集》卷五一。

　　①《经世大典·序录·投下》，《元文类》卷四○。

　　②《经世大典·序录·岁赐》，《元文类》卷四○。

　　③姚燧：《阿鲁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九。

　　①例如，弘吉剌部的鲁王府设有断事官”（见胡祖广：《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 碑》，《巨野县志》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安西王府也设有断事官（见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至元三十年八月戊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