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郝 经
治学态度和政治思想
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①。
1232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②。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①。“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②。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③。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④。
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①。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②，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
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①，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
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①。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①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②。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
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①。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朱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①。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
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
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首”，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赉，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①《郝经年谱》，《陵川集》卷首。
②《北风亭记》，《陵川集》卷二六。
①《铁佛寺记》，《陵川集》卷二六。
②《志箴》，《陵川集》卷二一。
③《思治论》，《陵川集》卷十八。
④《时务》，《陵川集》卷十九。
①《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二。
②苟宗道：《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①《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②《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①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①阎复：《郝公墓志铭》，《静轩集》卷五。
②郝经：《再与宋国丞相书》。
①《李庭芝回（郝经）书》，《陵川集》卷三二。
①《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治学态度和政治思想
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①。
1232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②。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①。“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②。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③。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④。
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①。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②，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
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①，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
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①。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①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②。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
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①。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朱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①。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
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
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首”，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赉，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①《郝经年谱》，《陵川集》卷首。
②《北风亭记》，《陵川集》卷二六。
①《铁佛寺记》，《陵川集》卷二六。
②《志箴》，《陵川集》卷二一。
③《思治论》，《陵川集》卷十八。
④《时务》，《陵川集》卷十九。
①《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二。
②苟宗道：《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①《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②《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①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①阎复：《郝公墓志铭》，《静轩集》卷五。
②郝经：《再与宋国丞相书》。
①《李庭芝回（郝经）书》，《陵川集》卷三二。
①《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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