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军事制度
五军都督府及卫所制
明朝的军事机构几经调整、变革才固定下来。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置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以亲侄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罢中书省废丞相制，也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是地方最高军事机构，掌管一省的军政，率其卫所隶于五军都督府。
卫所军是明朝的常备军，按卫、所两级进行编制。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革元旧制，创立了卫所制度。在他为吴王时，就曾下令“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覈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①。明朝建立后，刘基“奏立军卫法”②，于是“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③。在军事上重要的地区设卫，次要的设所。洪武七年（1374）定卫所之制。大抵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为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为千户，管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为百户。百户所下辖总旗二，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这样，“大小联比成军”④，构成明朝的基本军事力量。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永乐以后，卫所之数屡有增改。
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分为“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类。“从征”就是原来参加农民起义军的诸将所部兵。“归附”就是元朝军队、元末各起义部队和割据势力部分向朱元璋投降者。“谪发”就是因罪被罚充军者。“垛集”即征兵，是卫所军队最大的来源。明初曾几次按一定比例征调民户从军，或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一。
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洪武二十一年（1388），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就永远不能脱籍。
卫所军士的操练平时由卫所军官负责，一遇有警，则拨给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明初，对卫所军士的训练要求很严。洪武六年（1373）议定《教练军士律》，规定“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①。同时规定，在京卫所，每五千人中抽一千人，每年轮流一次，由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试验。在外都司卫所亦以此比例由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验试结果，如“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②。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则以本卫较射。永乐以后，由于战事不多，军士也就放松了训练。隆庆以后，“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③。
卫所军士也番上京师，称班军。班军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令“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④。凡番上京师外军，往往在农忙结束后抵京，而在下次农忙开始前遣归。仁宗时，因英国公张辅的建议，调直隶及近京卫所军番上操备。不久，又因京军少，边军放还，明政府又调山东、河南、中都、淮扬诸卫诣京师校阅。这时，每年春秋番上军士达十六万人。但成化后，班军在京多被用作营建土木，或被势家占役，以致班军往往逾期不至或逃亡，或雇倩老弱以代。万历末年，甚至“军不营操，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①。班军的作用至此完全丧失。
亲 军、京 军
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后屡经改制。洪武中期，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轮值宿卫，不隶五军都督府，而由上直卫亲指挥使司统率，直属皇帝。永乐中增置十卫。宣德八年（1433）增置四卫，共二十六卫。二十六卫中作用最大而与其他卫显著不同的是锦衣卫。锦衣卫设于洪武十五年（1382），前身为仪銮司，负责直驾侍卫、巡察缉捕，常以勋戚都督掌管。成祖时，倚锦衣卫为心腹，所属南北两镇抚司，南理本卫刑名及军匠，而北专治诏狱。凡问刑、奏请皆径达于皇帝。
京军或京营，指驻扎京师以卫京城之军。明太祖定都南京，集全国卫军精锐于京师。遇兵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洪武中有留守等四十八卫。永乐迁都北京后，以京师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增为七十二卫，并定制立京军三大营，有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永乐八年（1410），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五军营。除统领在京卫所外，还统领每年从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轮番到京师操练的兵士十六万人。三千营以边外降丁组成，分为五司。神机营专用火器。永乐时，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的设置同三千营。神机营的组织同五军营，也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军。京军三大营在平时，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皇帝亲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
洪熙时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当时京营是最精锐的部队。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时，英宗为瓦刺所俘，明朝京军几乎全军覆没。景泰时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兵政，选三营精锐十万人，设立十团营，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为总兵官，以内臣为监军，以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称为老家。以后营制屡变，正德中还选团营精锐分为东、西两厅。到嘉靖年间，随着军政败坏，京营中占役、虚冒及舞弊行为十分严重，以致营伍日亏，军力衰耗，走上崩溃的途径，以迄明朝败亡。
勾军与清军
明代军籍世袭，其在役正军老疾或逃亡时，即到原籍勾取继丁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这就是所谓“勾军”。执行此项公务的称“清军官”，所以清军与勾军经常并提，简称为“清勾”。勾军之形成制度，主要在于卫所军士的不断逃亡。
明代军士地位十分低下，因为“谪发”作为卫所军士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有相当数量。正如弘治时丘濬所言，明初卫所军队“内地多是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①，因此“人耻为军”成为当时人的普遍认识。明中期以后，军职冒滥，占役严重，军士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卫所军士逃匿日多。实际上，在明代前期，这种情况已很严重，据统计，从吴元年（1367）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全国逃军计有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名②。永乐时，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额，约二百七十万，到正统时逃故的有一百二十余万③。弘治年间，逃军已占军额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弘治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卫所军士大规模逃亡，明朝采取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清军，整顿卫所军伍的措施，诸如清理全国的军籍，编造清勾军册，直至派遣清军官进行勾军等一系列制度。洪武十六年（1383），太祖命五军都督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并特派给事中潘庸清理。洪武二十一年诏令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同年秋，太祖命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诸军，军士遇点阅以为验。然而，清军、勾军制度的实施，非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百姓，弊端百出。
到宣德时，清军之弊已很严重。宣德二年（1428）定清军条例十一条，榜示天下。第二年增为二十二条，以期矫正清军之弊，但积重难返，无济于事。嘉靖时，军伍更缺，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卫所制度已近完全崩溃。
募 兵
卫所制度和募兵制度是明代两种重要军事制度。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卫所制的废弛，军伍奇缺，只好募民为兵。募兵无特殊户籍，虽领饷银，但不世袭，也无固定驻地。正统二年（1437），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给布二匹，日粮四斗。这样的民壮属地方军，系召募而来。天顺时，民壮鞍马器械由政府供给，免本户粮五石、丁二丁。弘治二年（1489），明廷又定立佥民壮之法，以增加地方兵力。弘治十四年，因西北诸边所募士兵多不足五千，明政府遣使以银二十四万两往募，所募民壮有三十多万。嘉靖时再增数额。但以后民壮或调边塞，或抽补军役，而且占役、应募营差等弊端严重，已失去原来防卫各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募兵兴起。
募兵制发端于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后，京军溃丧几尽，各地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于是派朝官四方募兵。然而募兵和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佥发，平时定期训练，余时归农，调发则官给行粮，事定还家。民壮主要为警卫地方之用。而募兵则由朝廷派人召募，入伍后按日发饷。募兵之费由朝廷征银于民。战时和平时一样，除退役外不能离开行伍。而且募兵必须由朝廷派人主持，地方官不得擅募①。
最初，募兵只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多充实沿边军事力量。嘉靖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卫所军毫无抵抗能力。为有效抗击倭寇，一些将帅纷纷募兵训练，组成精锐部队。名将戚继光在浙江金华和义乌，招募精壮三千人，训练卓有成效，在平倭战争中屡建奇功。名将谭纶亦募兵训练，“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未久即成精锐，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①。同时，还有南京兵部尚书张鏊为御倭而招募的振武营，名将俞大猷招募的“俞家军”等。此时募兵制不仅盛行东南沿海，而且北边的边军乃至京营，也逐渐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卫所军。如嘉靖初年，世宗令甘肃镇清行招募；嘉靖二十九年（1550）又令蓟镇于密云、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万五千，并遣御史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募兵四万，分隶京军的神枢、神机二营。
嘉靖以后，明朝便以募兵为主力，卫所军只留虚名，置而不用②。万历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因辽东用兵，明政府因此募兵更多，国库日绌。募来的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又不能按时发饷，结果也和卫军一样，逃亡相继。天启时，各地所募兵逃亡的日益增多。募兵制的弊端到明末已暴露无遗。
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③《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④《明史》卷九○《兵志二》。
①《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②《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③《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④《明史》卷九○《兵志二》。
①《明史》卷九○《兵志二》。
①丘濬：《州郡兵制议》，《明经世文编》卷七四。
②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二年九月丙戌。
①参考陈群《中国兵制简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351页。
①《明史》卷二一二《谭纶传》。
②《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
五军都督府及卫所制
明朝的军事机构几经调整、变革才固定下来。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置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以亲侄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罢中书省废丞相制，也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是地方最高军事机构，掌管一省的军政，率其卫所隶于五军都督府。
卫所军是明朝的常备军，按卫、所两级进行编制。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革元旧制，创立了卫所制度。在他为吴王时，就曾下令“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覈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①。明朝建立后，刘基“奏立军卫法”②，于是“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③。在军事上重要的地区设卫，次要的设所。洪武七年（1374）定卫所之制。大抵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为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为千户，管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为百户。百户所下辖总旗二，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这样，“大小联比成军”④，构成明朝的基本军事力量。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永乐以后，卫所之数屡有增改。
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分为“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类。“从征”就是原来参加农民起义军的诸将所部兵。“归附”就是元朝军队、元末各起义部队和割据势力部分向朱元璋投降者。“谪发”就是因罪被罚充军者。“垛集”即征兵，是卫所军队最大的来源。明初曾几次按一定比例征调民户从军，或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一。
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洪武二十一年（1388），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就永远不能脱籍。
卫所军士的操练平时由卫所军官负责，一遇有警，则拨给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明初，对卫所军士的训练要求很严。洪武六年（1373）议定《教练军士律》，规定“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①。同时规定，在京卫所，每五千人中抽一千人，每年轮流一次，由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试验。在外都司卫所亦以此比例由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验试结果，如“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②。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则以本卫较射。永乐以后，由于战事不多，军士也就放松了训练。隆庆以后，“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③。
卫所军士也番上京师，称班军。班军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令“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④。凡番上京师外军，往往在农忙结束后抵京，而在下次农忙开始前遣归。仁宗时，因英国公张辅的建议，调直隶及近京卫所军番上操备。不久，又因京军少，边军放还，明政府又调山东、河南、中都、淮扬诸卫诣京师校阅。这时，每年春秋番上军士达十六万人。但成化后，班军在京多被用作营建土木，或被势家占役，以致班军往往逾期不至或逃亡，或雇倩老弱以代。万历末年，甚至“军不营操，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①。班军的作用至此完全丧失。
亲 军、京 军
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后屡经改制。洪武中期，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轮值宿卫，不隶五军都督府，而由上直卫亲指挥使司统率，直属皇帝。永乐中增置十卫。宣德八年（1433）增置四卫，共二十六卫。二十六卫中作用最大而与其他卫显著不同的是锦衣卫。锦衣卫设于洪武十五年（1382），前身为仪銮司，负责直驾侍卫、巡察缉捕，常以勋戚都督掌管。成祖时，倚锦衣卫为心腹，所属南北两镇抚司，南理本卫刑名及军匠，而北专治诏狱。凡问刑、奏请皆径达于皇帝。
京军或京营，指驻扎京师以卫京城之军。明太祖定都南京，集全国卫军精锐于京师。遇兵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洪武中有留守等四十八卫。永乐迁都北京后，以京师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增为七十二卫，并定制立京军三大营，有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永乐八年（1410），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五军营。除统领在京卫所外，还统领每年从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轮番到京师操练的兵士十六万人。三千营以边外降丁组成，分为五司。神机营专用火器。永乐时，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的设置同三千营。神机营的组织同五军营，也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军。京军三大营在平时，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皇帝亲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
洪熙时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当时京营是最精锐的部队。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时，英宗为瓦刺所俘，明朝京军几乎全军覆没。景泰时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兵政，选三营精锐十万人，设立十团营，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为总兵官，以内臣为监军，以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称为老家。以后营制屡变，正德中还选团营精锐分为东、西两厅。到嘉靖年间，随着军政败坏，京营中占役、虚冒及舞弊行为十分严重，以致营伍日亏，军力衰耗，走上崩溃的途径，以迄明朝败亡。
勾军与清军
明代军籍世袭，其在役正军老疾或逃亡时，即到原籍勾取继丁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这就是所谓“勾军”。执行此项公务的称“清军官”，所以清军与勾军经常并提，简称为“清勾”。勾军之形成制度，主要在于卫所军士的不断逃亡。
明代军士地位十分低下，因为“谪发”作为卫所军士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有相当数量。正如弘治时丘濬所言，明初卫所军队“内地多是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①，因此“人耻为军”成为当时人的普遍认识。明中期以后，军职冒滥，占役严重，军士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卫所军士逃匿日多。实际上，在明代前期，这种情况已很严重，据统计，从吴元年（1367）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全国逃军计有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名②。永乐时，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额，约二百七十万，到正统时逃故的有一百二十余万③。弘治年间，逃军已占军额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弘治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卫所军士大规模逃亡，明朝采取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清军，整顿卫所军伍的措施，诸如清理全国的军籍，编造清勾军册，直至派遣清军官进行勾军等一系列制度。洪武十六年（1383），太祖命五军都督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并特派给事中潘庸清理。洪武二十一年诏令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同年秋，太祖命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诸军，军士遇点阅以为验。然而，清军、勾军制度的实施，非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百姓，弊端百出。
到宣德时，清军之弊已很严重。宣德二年（1428）定清军条例十一条，榜示天下。第二年增为二十二条，以期矫正清军之弊，但积重难返，无济于事。嘉靖时，军伍更缺，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卫所制度已近完全崩溃。
募 兵
卫所制度和募兵制度是明代两种重要军事制度。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卫所制的废弛，军伍奇缺，只好募民为兵。募兵无特殊户籍，虽领饷银，但不世袭，也无固定驻地。正统二年（1437），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给布二匹，日粮四斗。这样的民壮属地方军，系召募而来。天顺时，民壮鞍马器械由政府供给，免本户粮五石、丁二丁。弘治二年（1489），明廷又定立佥民壮之法，以增加地方兵力。弘治十四年，因西北诸边所募士兵多不足五千，明政府遣使以银二十四万两往募，所募民壮有三十多万。嘉靖时再增数额。但以后民壮或调边塞，或抽补军役，而且占役、应募营差等弊端严重，已失去原来防卫各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募兵兴起。
募兵制发端于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后，京军溃丧几尽，各地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于是派朝官四方募兵。然而募兵和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佥发，平时定期训练，余时归农，调发则官给行粮，事定还家。民壮主要为警卫地方之用。而募兵则由朝廷派人召募，入伍后按日发饷。募兵之费由朝廷征银于民。战时和平时一样，除退役外不能离开行伍。而且募兵必须由朝廷派人主持，地方官不得擅募①。
最初，募兵只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多充实沿边军事力量。嘉靖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卫所军毫无抵抗能力。为有效抗击倭寇，一些将帅纷纷募兵训练，组成精锐部队。名将戚继光在浙江金华和义乌，招募精壮三千人，训练卓有成效，在平倭战争中屡建奇功。名将谭纶亦募兵训练，“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未久即成精锐，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①。同时，还有南京兵部尚书张鏊为御倭而招募的振武营，名将俞大猷招募的“俞家军”等。此时募兵制不仅盛行东南沿海，而且北边的边军乃至京营，也逐渐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卫所军。如嘉靖初年，世宗令甘肃镇清行招募；嘉靖二十九年（1550）又令蓟镇于密云、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万五千，并遣御史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募兵四万，分隶京军的神枢、神机二营。
嘉靖以后，明朝便以募兵为主力，卫所军只留虚名，置而不用②。万历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因辽东用兵，明政府因此募兵更多，国库日绌。募来的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又不能按时发饷，结果也和卫军一样，逃亡相继。天启时，各地所募兵逃亡的日益增多。募兵制的弊端到明末已暴露无遗。
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③《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④《明史》卷九○《兵志二》。
①《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②《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③《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④《明史》卷九○《兵志二》。
①《明史》卷九○《兵志二》。
①丘濬：《州郡兵制议》，《明经世文编》卷七四。
②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二年九月丙戌。
①参考陈群《中国兵制简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351页。
①《明史》卷二一二《谭纶传》。
②《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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