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代的西域和西藏
明代的西域
明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是明朝对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明初，每次派兵出征蒙古，其西路军的进军方向就是西北地区。明军攻克一地后，为加强对这里的管辖，往往设置羁縻卫所，招抚当地各族首领，命将屯兵据守。
从洪武初年到永乐时期，曾先后设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岷州（今甘肃岷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卫。在其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三卫（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罕东（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市西北）等卫。沙州（今甘肃敦煌）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在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又设置了哈密卫。
哈密“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为西域诸国之喉咽”②。明朝对其地非常重视。朱棣即位后，即遣使至其地招谕。永乐元年（1403）安克帖木儿遣使向明朝进贡，次年，明封其为忠顺王。四年设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剌灰等族首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汉人官员为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领至彼译表以上”①。其目的是“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②。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明朝政府所预期的作用。
明政府加强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理，其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明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畏兀儿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回族等。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等地过着游牧生活外，其他地区则兼营耕牧。他们和明朝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贡、马市等方式。他们不时派遣庞大的使团向明朝进贡物品，人数达几百人。对此，明廷要给予“回赐”，如绢疋、彩缎等物，有时也给银、钱。因此，朝贡实际上也带有贸易性质。另外，明朝政府还准许他们利用朝贡时机，“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③，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有时允许他们在河州等地进行茶马贸易。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政府派遣中官而聂到河州，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得马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斤④。哈密、土鲁番用来进贡和马市的物品有马匹、玉石、回回青、刀锉、硇砂、兽皮等，他们需要的物品主要有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药材等，都是难得而又不可缺的，因此他们对通贡十分重视，不断要求增加进贡次数和人数，开展马市贸易。这说明西北边疆在经济上已与中原密不可分。
明代的西藏
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向该区招谕，并在这里建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①。
西藏盛行喇嘛教。元世祖尊奉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但到元朝衰亡时，由于喇嘛教派间争权，使这一地区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1369）即遣使去西藏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受职。洪武六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在这一秩序之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②，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所设官吏，近于内地“流官”③。洪武七年（1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与此同时，随着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的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对各地宗教首领分别封王。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为灌顶国师。明初袭封。章阳沙加死后，由其徒承袭国师。永乐年间先后封授五王，即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他们是宗教领袖，但各有份地，每三年向朝廷朝贡一次。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为“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统领本教派僧众，地位很高。明朝历代相承，三教分别向明廷遣使进贡，明廷也各有回赐。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的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但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
明代西藏的喇嘛教随着萨迦派独尊地位的改变，格鲁派地位日渐上升。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因创新派，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并要求入教喇嘛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和明朝廷建立了密切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次年明朝廷封授他为“大慈法王”。到万历时，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得到明政府的有力支持。
明朝廷与西藏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官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明廷朝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明朝廷也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往往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另外，为了便于通贡，明廷还多次下令恢复或新修西藏至内地的驿站，在四夷馆中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入贡人数不断增加，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①。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还存在茶马互市贸易。从洪武五年（1372）起，明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甘肃雅安）等地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行茶之地五千余里”②。明廷为了以茶叶换取足够的马匹，禁贩私茶，但在有明一代，明朝廷虽一再明令严禁，可民间私茶贸易却一直与官茶贸易并存。
②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哈密志》。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二《哈密》。
②《明史》卷三二九《哈密卫传》。
③《明武宗实录》卷四三，正德三年十月甲戌。
④《明史》卷三三○《西番诸卫传》。
①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
③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①《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②《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明代的西域
明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是明朝对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明初，每次派兵出征蒙古，其西路军的进军方向就是西北地区。明军攻克一地后，为加强对这里的管辖，往往设置羁縻卫所，招抚当地各族首领，命将屯兵据守。
从洪武初年到永乐时期，曾先后设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岷州（今甘肃岷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卫。在其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三卫（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罕东（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市西北）等卫。沙州（今甘肃敦煌）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在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又设置了哈密卫。
哈密“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为西域诸国之喉咽”②。明朝对其地非常重视。朱棣即位后，即遣使至其地招谕。永乐元年（1403）安克帖木儿遣使向明朝进贡，次年，明封其为忠顺王。四年设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剌灰等族首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汉人官员为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领至彼译表以上”①。其目的是“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②。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明朝政府所预期的作用。
明政府加强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理，其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明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畏兀儿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回族等。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等地过着游牧生活外，其他地区则兼营耕牧。他们和明朝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贡、马市等方式。他们不时派遣庞大的使团向明朝进贡物品，人数达几百人。对此，明廷要给予“回赐”，如绢疋、彩缎等物，有时也给银、钱。因此，朝贡实际上也带有贸易性质。另外，明朝政府还准许他们利用朝贡时机，“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③，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有时允许他们在河州等地进行茶马贸易。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政府派遣中官而聂到河州，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得马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斤④。哈密、土鲁番用来进贡和马市的物品有马匹、玉石、回回青、刀锉、硇砂、兽皮等，他们需要的物品主要有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药材等，都是难得而又不可缺的，因此他们对通贡十分重视，不断要求增加进贡次数和人数，开展马市贸易。这说明西北边疆在经济上已与中原密不可分。
明代的西藏
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向该区招谕，并在这里建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①。
西藏盛行喇嘛教。元世祖尊奉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但到元朝衰亡时，由于喇嘛教派间争权，使这一地区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1369）即遣使去西藏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受职。洪武六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在这一秩序之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②，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所设官吏，近于内地“流官”③。洪武七年（1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与此同时，随着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的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对各地宗教首领分别封王。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为灌顶国师。明初袭封。章阳沙加死后，由其徒承袭国师。永乐年间先后封授五王，即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他们是宗教领袖，但各有份地，每三年向朝廷朝贡一次。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为“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统领本教派僧众，地位很高。明朝历代相承，三教分别向明廷遣使进贡，明廷也各有回赐。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的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但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
明代西藏的喇嘛教随着萨迦派独尊地位的改变，格鲁派地位日渐上升。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因创新派，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并要求入教喇嘛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和明朝廷建立了密切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次年明朝廷封授他为“大慈法王”。到万历时，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得到明政府的有力支持。
明朝廷与西藏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官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明廷朝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明朝廷也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往往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另外，为了便于通贡，明廷还多次下令恢复或新修西藏至内地的驿站，在四夷馆中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入贡人数不断增加，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①。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还存在茶马互市贸易。从洪武五年（1372）起，明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甘肃雅安）等地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行茶之地五千余里”②。明廷为了以茶叶换取足够的马匹，禁贩私茶，但在有明一代，明朝廷虽一再明令严禁，可民间私茶贸易却一直与官茶贸易并存。
②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哈密志》。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二《哈密》。
②《明史》卷三二九《哈密卫传》。
③《明武宗实录》卷四三，正德三年十月甲戌。
④《明史》卷三三○《西番诸卫传》。
①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
③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①《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②《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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