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说与话本
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一些颇有集话本之大成味道的长篇历史小说先后问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施耐庵的《水浒》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水浒》作者施耐庵，名子安，一说原名耳，名彦端，字耐庵，兴化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①生平事迹不详。只知曾中元末进士，因与权贵不合弃官归里。据传曾入张士诚幕下，其作《水浒》时张士诚曾前往看望。从这些传说看，施耐庵可能确曾与张士诚有关系。张士诚据苏州，礼遇文士，幕下聚集了不少文才之士。待到明太祖建国后，凡与张士诚有关的文士，多因此致祸。施耐庵事迹的不传，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今天可知的版本有三种，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均为明万历以后刊本，其中以万历时的天都外臣序的百回本为最早的刊本。万历末杨定见序的百二十回本次之。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内容所差，只是少征田虎、王庆之故事，其余文字略同。七十回本，即明末金圣叹删节本，只保留到梁山一百零八人排座次，将原书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删去，将第一回改为楔子，结尾补写“惊噩梦”一回，而成七十回。
在《水浒》成书之前，已有宋、元间流行的《大宋宣和遗事》、《癸辛杂识》和《瓮天脞语》等书，记述宋江起义故事。元代民间的说唱故事及杂剧中，也有不少的《水浒》戏。施耐庵的《水浒》便是在这些故事片段基础之上完成的。
《水浒》成书于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元末社会生活的丰富，尤其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江南一带文人士大夫们纵情诗酒的生活，为一些文人创作这种历史长篇小说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到，施耐庵的《水浒》创作必然始于元末。在明初严厉的文禁之下，不仅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长篇小说，而且事实证明，已经成书的《水浒》在明初也没有能够刊刻流行。直到弘治年间，民间对于宋江等人的故事，还只限于话本的描述，而士大夫们也仅知其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等书，并不知道《水浒》。所以成（化）、弘（治）年间人陆容见到民间斗叶子游戏中，叶子上附以宋江水浒英雄人物，但其诨号、名字均不同于《水浒》，他也只称：“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①《水浒》成为流传于世的小说，还是万历以后的事情。
《水浒》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小说，它第一次用生动细致的白描手法和穿插错综的情节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为其后长篇小说的创作确立了一个极高的起点。在它以后，再没有人能够在长篇历史小说上达到这样的高度了。它因此被后人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一部。
过去在评价《水浒》的时候，人们经常讨论到它的思想性问题，认为它是一部描述农民起义的成功的历史小说，或者说它突出了农民起义者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接受招安的局限性，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说教的小说。可以说《水浒》所反映的创作思 想是比较复杂的，这与作者的社会地位经历和所处时代有关，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情况下，像梁山好汉那样劫富济贫的行为，很容易为人们所向往。但是在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目中，这些本为“盗匪”的人物，只有接受招安、效力朝廷，才是最好的归宿，此外他们恐怕也设计不出其他更好的结果了。地主阶级文人的双重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既欣赏农民起义反贪官的一面，又不能容忍农民起义离经叛道的一面，《水浒》便是按照他们的这种思想去再创作的。
与《水浒》几乎同一时代的另一部“奇书”是《三国演义》。关于这部书的作者罗贯中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
仅得见明初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这段记述，后来被当作有关罗贯中简单情况的最为可靠的依据。元至正甲辰，即二十四年（1364）。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故称“别后又六十余年”。后人据此推知罗贯中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元天历（1328—1330）到明永乐（1403—1424）之间。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后人据此称《三国演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而习惯列之于《水浒》之前，则尚难定论。据郎瑛所说，罗贯中除编《三国》之外，并编有《宋江》（即《水浒》）一书，乃据“施耐庵的本”。是其作书时已有施耐庵之书。且《水浒》以白话写成，显然是为民间阅读之便，而从元末战乱到明初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民间并无阅读这类小说的条件。况且《水浒》写作上更接近民间说书的形式，因此很可能作于元末战乱之前。《三国演义》用文言写成，主要读者应当是文人士大夫。从文言小说的发展情况来看，文言小说在元代是相当的衰微的，不大可能出现像《三国演义》这样优秀的长篇文言小说，而明初则是文言小说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具备了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文言小说创作的可能。因此《三国演义》很可能晚于《水浒》，成书于明初洪武、永乐之际。
关于三国的故事，早在唐、宋时已有流传。到元代更出现了《全相三国志平话》之类的话本。这些材料便成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基础。但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不同，它所叙述的主要内容不是出自民间传说的故事，而是依据了《三国志》正史，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最为规范的历史演义小说。
现在可知的《三国演义》最早的刊本是明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序的版本，但该本今已不传。今天可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嘉靖元年（1522）本。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十目，每目有题，共二百四十目。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嘉靖后该书版本日多，至明末李卓吾将二百四十节合编成为一百二十回本，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现在通行的版本为清人毛纶、毛宗岗的删改评定本。从这一情况来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一样，都是在成书后没有立刻广泛流传，而是到明中叶后才流传开来的。
从写作的想象力来说，《三国演义》确实不如《水浒》和《西游记》，但是其特点也正在于此，它以通俗的笔法记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抛开了史家的公正，带入了文学家的感情，是对于三国历史的一次再创作。这对于那些不读正史的民间百姓来说，影响力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三国演义》虽然是以文言写给文人士大夫们的作品，但是它的真正影响力却在民间，而不是士大夫中间。
其实，《三国演义》在写作方法上与通常的历史演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并非排叙历史事件，而是十分注重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三国时代的许多人物，除去曹操、刘备、孙权之外，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黄忠等都是通过《三国演义》而广为人们所知的。《三国演义》一书中，还十分注重对于政治、军事活动的描写，从大到小，从千军万马到一人一事，充分体现出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
除《三国演义》之外，据传罗贯中还作有《十七史通俗演义》，现存的作品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只是这些作品经后人多次删改增补，已失其原貌了。
明朝初年，文言小说的创作曾经有所发展，除去《三国演义》这样的优秀长篇作品外，还有一些传奇小说先后问世，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这些传记小说与唐人传奇已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还颇受士大夫们指斥。《新话》、《余话》之类虽不能与《三国演义》等相比，但对于明后期拟话本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明朝从永乐以后，小说创作进入低谷，正统以后虽有坊刻的“小说杂书”流行，但是并无真正优秀的作品问世，真正的优秀作品是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西游记》。
《西游记》是以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今印度）各国取经故事为题材的长篇神话小说，一百回，作者吴承恩。
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少年时即有文名，但屡试不第。嘉靖二十三年（1544）举贡，后迁居南京，以卖文为生。三十九年（1560）任长兴县丞，仕途颇蹇。隆庆初归乡，放浪诗酒，贫老以卒。史称其著有“杂记”数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所著杂记之一，其余均无考。
《西游记》主要取材于《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宋元话本，成书于吴承恩晚年，成书后不久即开始刊刻流行，今所见较早的刊本有万历二十年（1592年）世德堂刻本，及其后的李卓吾评本。
《西游记》虽然与《水浒》、《三国演义》并立明代的“四大奇书”之列，且同样出于落拓文人之手，但是由于产生的时代不同，因此在写作手法和思想内容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西游记》在写作上突出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虽然所写的完全是超出了人间生活的天廷、地狱，神、佛、鬼、怪，但是却都活灵活现，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活生生的人的行为特征。作者通过自己多彩的想象，勾画出了一个仿佛就在身边的幻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思想突破的渴望。在作者勾画的人间生活之外的境界中，却又都有着与人间社会相同的种种弊端，晚明社会中的种种腐败现象都被写到了神怪的生活当中。作者的敢说、敢骂、诙谐的揶揄和痛快淋漓的抒情，都是以前的小说中所没有的。神话小说本身的特点，给作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思想表现的条件。对于唐僧的那种带有嘲弄性的刻画本身便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感情标准，而作者的感情更集中地体现到了书中成功刻画的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这个以猴子为原形的神通广大的人物，除去猴子的机灵好动之外，集中了人类的正义、勇敢、力量和自信。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晚明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价值的表露。尽管这部小说还受到了时代的各种局限，不可能真正明确提出思想解放的要求，而且书中对于佛教以及三教合一的宣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部。而且迄今为止，也再没有一部神话小说能够与之相媲美。
在《西游记》产生的前后，曾经出现了一个神魔小说的创作高潮。除去《西游记》之外，当时流行的神魔小说还有《封神演义》、《西游补》、《三宝太监下西洋》、《四游记》等。其中只有《封神演义》有较大的影响，其余多为粗糙平庸之作。
晚明时代是思想突破的时代，也是人们放纵和追求自我的时代，各种思想都希望能够得到充分展示，这在小说的创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晚明小说创作上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西游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金瓶梅》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倾向。
《金瓶梅》也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而它的奇特更在于其中那些毫无掩饰的性描写，因此它也成为了中国古代色情小说的代表。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近人据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刻本《金瓶梅》中署名欣欣子的序中的一段话：“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断定作者应当是兰陵（今山东峄县）人，而且书中确实使用了不少山东方言，更使人由此而确认作者是山东人无疑。至于作者究竟为谁，目前尚未能有定论。
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根据书中一些具体的记述，推断出该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隆庆至万历三十年以前。他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①《金瓶梅》的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利用了《水浒》中武松为兄报仇杀西门庆的故事，说武松当时误杀他人，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从此为所欲为，霸占潘金莲，又勾引结义兄弟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强娶富孀孟玉楼，还奸占丫鬟春梅、仆妇王六儿等，欺男霸女，谋财害命。只因花钱行贿，结交官府，甚至攀附太师蔡京为靠山，威福一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作者虽然预见了这样的社会的必然覆灭，却无从去找寻到任何出路，前途一团漆黑，只能寄之于因果报应之类带有宗教性的说教。
由此可以看出，《金瓶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生动地描述了晚明社会的一个侧面，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官僚士绅们的生活糜烂等社会问题有所暴露，但是它却并未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的精神。书中大量过分突出的性描写，流露出作者对于那种放纵生活的欣赏，从而反映出晚明士大夫们自身的局限，以及他们在那种奢靡纵欲的社会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脱离开历史故事或者传说而以社会日常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开了写作世情小说的先河。它的出现，说明了中国小说发展日趋成熟，为以后如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先例。
但是在明代，《金瓶梅》的直接影响却是诱发了一批以写世情为名，而实际上热衷于专写风流猥亵情事的小说出现。如《续金瓶梅》、《隔帘花影》、《玉娇李》之类，都是续写《金瓶梅》的情节，强调因果报应，名为警世，实则铺张秽黩的描写，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上来看，又远不及《金瓶梅》了。此外又有《绣榻野史》、《浪史》、《肉蒲团》等，更专力于色情描写，而且很突出地表现晚明人在“房中术”方面的兴趣，充分反映了晚明士大夫的低级趣味和畸形的性心理。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些是出自当时的“名士”之手。《肉蒲团》出自李笠翁，《绣榻野史》出自吕天成，并有李贽为之评点，冯梦龙为之校订。《玉娇李》一书据称亦出于写《金瓶梅》的名士之手。这些小说虽然都并未注意于对人情世态的描写，但其本身的出现，则正是晚明社会那种萎靡、纵欲与茫然心态的鲜明写照。
除了这些长篇名著外，明代也出现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高潮。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源于宋、元的话本，也就是当时民间“说话人”的文字本，经过加工整理后，成为话本集，或者短篇小说集。明代的这类话本集最早的是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1541－1551）由洪楩辑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其中所辑的主要是宋元的话本，也有少量明代的话本。从现存的《清平山堂话本》篇目来看，二十七篇中共有十篇后来被选进“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之中。因此可知，《清平山堂话本》以及稍后的《京本通俗小说》、《话本小说四种》等，不仅是对于宋、元话本的整理保存，而且更为其后的明代文人们改写与创作“拟话本”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代民间文化的发展，使得士大夫们那种所谓的高雅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于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开始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了雅俗共赏的作品。为了适应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民间流行的说书故事的兴趣，他们在创作时有意模拟原来话本的结构形式，甚至有意突出取材于“书会先生”或者“老郎”，以示其来源有据，这于是也便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短篇小说——拟话本的创作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即是“三言”、“二拍”。
“三言”是冯梦龙编写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冯梦龙（1574—约1646），字犹龙、耳犹、子犹，号龙子犹，又号顾曲散人、茂苑外史、詹詹外史、姑苏词奴、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苏州长洲（今苏州市）人。崇祯三年（1630）举贡，后任官寿宁知县。除去收集撰写白话短篇小说外，还擅长词曲，注意民间文化作品，曾收集时调编成《挂枝儿》、《山歌》等时调集。其代表作即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
“三言”虽然以话本的形式写成，但是在内容上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从传统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发展为以世情故事为主，增加了创作的活力。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已不再限于那种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而变成了发迹的商人，市井的女儿，刚烈的妓女，种种过去最普通的人开始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勤劳善良的卖油郎和追求爱情的花魁娘子，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以死向社会抗争的美丽善良的妓女杜十娘，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三言”中每集包括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每篇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的故事。其中刊行最早的《喻世明言》（《古今小说》）中保存的宋、元话本故事最多，《醒世恒言》中最少。总体来看，还是明人创作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其中许多便是冯梦龙自己的创作。
“三言”创作于明末，许多的时代特色被写入了作品当中。因此有些人一直认为“三言”属于市民文学作品的代表。从“三言”的故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当时市民生活的反映，这是晚明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必然影响。但是从冯梦龙本人的情况来看，他还应该算作是典型的官僚士大夫，不过他“酷爱李氏（贽）之学，奉为蓍蔡”，思想上属于反理学的进步的一派，因此他能够接受脱离传统的东西。但是他本人并不属于市民阶层，他从来也没有成为市民或者市民思想的代表，因此他也不可能创作出市民文学的作品来。他对于市民生活的描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商品生产的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去真正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社会形态的改变，也才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冯梦龙显然并没有代表这种变化。如果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三言”中那些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说教是十分正常的。
与冯梦龙的“三言”相比，凌濛初的白话小说集“二拍”，就完全站到了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上，成了典型的说教文学。
凌濛初（约1580—1644），又名凌波，字玄居，号初成、稚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通判等职。他在思想上属于保守之列，他编写白话小说，主要目的是为了思想说教。
“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白话小说。其中《初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元年（1628），《二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五年（1632），各四十卷，每卷一篇，两书共有八十篇拟话本的故事，但两书中第二十三卷相重复，《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十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因此实际收入拟话本故事七十八篇。“二拍”中的故事虽然也有采自宋元话本者，但经过了作者的重新创作，也大都被注入了宣传因果宿命和忠孝纲常的内容。与冯梦龙的反理学倾向相反，凌濛初则是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因此“二拍”中真正反映当时社会的作品相对较少。而在这种道学面孔之下，书中却又充斥大量的色情描写，表现出了当时统治阶级中那种没落腐朽的人生观。
在明末白话小说创作的高潮中，出现像“三言”和“二拍”这种创作思想差距甚大的作品，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中不同的思想倾向。
晚明确实是白话小说的创作高潮时期，当时刊行的白话小说集，除“三言”、“二拍”之外，还有《醉醒石》、《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石点头》等，多达十余种。但是这些小说，从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没有更大的突破，也都没有“三言”、“二拍”那样大的影响。
①参见王春瑜：《施让地券及〈云卿诗稿〉考索》。
①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①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载《读史札记》。
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一些颇有集话本之大成味道的长篇历史小说先后问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施耐庵的《水浒》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水浒》作者施耐庵，名子安，一说原名耳，名彦端，字耐庵，兴化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①生平事迹不详。只知曾中元末进士，因与权贵不合弃官归里。据传曾入张士诚幕下，其作《水浒》时张士诚曾前往看望。从这些传说看，施耐庵可能确曾与张士诚有关系。张士诚据苏州，礼遇文士，幕下聚集了不少文才之士。待到明太祖建国后，凡与张士诚有关的文士，多因此致祸。施耐庵事迹的不传，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今天可知的版本有三种，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均为明万历以后刊本，其中以万历时的天都外臣序的百回本为最早的刊本。万历末杨定见序的百二十回本次之。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内容所差，只是少征田虎、王庆之故事，其余文字略同。七十回本，即明末金圣叹删节本，只保留到梁山一百零八人排座次，将原书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删去，将第一回改为楔子，结尾补写“惊噩梦”一回，而成七十回。
在《水浒》成书之前，已有宋、元间流行的《大宋宣和遗事》、《癸辛杂识》和《瓮天脞语》等书，记述宋江起义故事。元代民间的说唱故事及杂剧中，也有不少的《水浒》戏。施耐庵的《水浒》便是在这些故事片段基础之上完成的。
《水浒》成书于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元末社会生活的丰富，尤其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江南一带文人士大夫们纵情诗酒的生活，为一些文人创作这种历史长篇小说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到，施耐庵的《水浒》创作必然始于元末。在明初严厉的文禁之下，不仅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长篇小说，而且事实证明，已经成书的《水浒》在明初也没有能够刊刻流行。直到弘治年间，民间对于宋江等人的故事，还只限于话本的描述，而士大夫们也仅知其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等书，并不知道《水浒》。所以成（化）、弘（治）年间人陆容见到民间斗叶子游戏中，叶子上附以宋江水浒英雄人物，但其诨号、名字均不同于《水浒》，他也只称：“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①《水浒》成为流传于世的小说，还是万历以后的事情。
《水浒》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小说，它第一次用生动细致的白描手法和穿插错综的情节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为其后长篇小说的创作确立了一个极高的起点。在它以后，再没有人能够在长篇历史小说上达到这样的高度了。它因此被后人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一部。
过去在评价《水浒》的时候，人们经常讨论到它的思想性问题，认为它是一部描述农民起义的成功的历史小说，或者说它突出了农民起义者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接受招安的局限性，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说教的小说。可以说《水浒》所反映的创作思 想是比较复杂的，这与作者的社会地位经历和所处时代有关，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情况下，像梁山好汉那样劫富济贫的行为，很容易为人们所向往。但是在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目中，这些本为“盗匪”的人物，只有接受招安、效力朝廷，才是最好的归宿，此外他们恐怕也设计不出其他更好的结果了。地主阶级文人的双重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既欣赏农民起义反贪官的一面，又不能容忍农民起义离经叛道的一面，《水浒》便是按照他们的这种思想去再创作的。
与《水浒》几乎同一时代的另一部“奇书”是《三国演义》。关于这部书的作者罗贯中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
仅得见明初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这段记述，后来被当作有关罗贯中简单情况的最为可靠的依据。元至正甲辰，即二十四年（1364）。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故称“别后又六十余年”。后人据此推知罗贯中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元天历（1328—1330）到明永乐（1403—1424）之间。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后人据此称《三国演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而习惯列之于《水浒》之前，则尚难定论。据郎瑛所说，罗贯中除编《三国》之外，并编有《宋江》（即《水浒》）一书，乃据“施耐庵的本”。是其作书时已有施耐庵之书。且《水浒》以白话写成，显然是为民间阅读之便，而从元末战乱到明初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民间并无阅读这类小说的条件。况且《水浒》写作上更接近民间说书的形式，因此很可能作于元末战乱之前。《三国演义》用文言写成，主要读者应当是文人士大夫。从文言小说的发展情况来看，文言小说在元代是相当的衰微的，不大可能出现像《三国演义》这样优秀的长篇文言小说，而明初则是文言小说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具备了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文言小说创作的可能。因此《三国演义》很可能晚于《水浒》，成书于明初洪武、永乐之际。
关于三国的故事，早在唐、宋时已有流传。到元代更出现了《全相三国志平话》之类的话本。这些材料便成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基础。但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不同，它所叙述的主要内容不是出自民间传说的故事，而是依据了《三国志》正史，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最为规范的历史演义小说。
现在可知的《三国演义》最早的刊本是明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序的版本，但该本今已不传。今天可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嘉靖元年（1522）本。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十目，每目有题，共二百四十目。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嘉靖后该书版本日多，至明末李卓吾将二百四十节合编成为一百二十回本，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现在通行的版本为清人毛纶、毛宗岗的删改评定本。从这一情况来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一样，都是在成书后没有立刻广泛流传，而是到明中叶后才流传开来的。
从写作的想象力来说，《三国演义》确实不如《水浒》和《西游记》，但是其特点也正在于此，它以通俗的笔法记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抛开了史家的公正，带入了文学家的感情，是对于三国历史的一次再创作。这对于那些不读正史的民间百姓来说，影响力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三国演义》虽然是以文言写给文人士大夫们的作品，但是它的真正影响力却在民间，而不是士大夫中间。
其实，《三国演义》在写作方法上与通常的历史演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并非排叙历史事件，而是十分注重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三国时代的许多人物，除去曹操、刘备、孙权之外，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黄忠等都是通过《三国演义》而广为人们所知的。《三国演义》一书中，还十分注重对于政治、军事活动的描写，从大到小，从千军万马到一人一事，充分体现出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
除《三国演义》之外，据传罗贯中还作有《十七史通俗演义》，现存的作品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只是这些作品经后人多次删改增补，已失其原貌了。
明朝初年，文言小说的创作曾经有所发展，除去《三国演义》这样的优秀长篇作品外，还有一些传奇小说先后问世，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这些传记小说与唐人传奇已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还颇受士大夫们指斥。《新话》、《余话》之类虽不能与《三国演义》等相比，但对于明后期拟话本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明朝从永乐以后，小说创作进入低谷，正统以后虽有坊刻的“小说杂书”流行，但是并无真正优秀的作品问世，真正的优秀作品是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西游记》。
《西游记》是以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今印度）各国取经故事为题材的长篇神话小说，一百回，作者吴承恩。
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少年时即有文名，但屡试不第。嘉靖二十三年（1544）举贡，后迁居南京，以卖文为生。三十九年（1560）任长兴县丞，仕途颇蹇。隆庆初归乡，放浪诗酒，贫老以卒。史称其著有“杂记”数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所著杂记之一，其余均无考。
《西游记》主要取材于《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宋元话本，成书于吴承恩晚年，成书后不久即开始刊刻流行，今所见较早的刊本有万历二十年（1592年）世德堂刻本，及其后的李卓吾评本。
《西游记》虽然与《水浒》、《三国演义》并立明代的“四大奇书”之列，且同样出于落拓文人之手，但是由于产生的时代不同，因此在写作手法和思想内容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西游记》在写作上突出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虽然所写的完全是超出了人间生活的天廷、地狱，神、佛、鬼、怪，但是却都活灵活现，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活生生的人的行为特征。作者通过自己多彩的想象，勾画出了一个仿佛就在身边的幻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思想突破的渴望。在作者勾画的人间生活之外的境界中，却又都有着与人间社会相同的种种弊端，晚明社会中的种种腐败现象都被写到了神怪的生活当中。作者的敢说、敢骂、诙谐的揶揄和痛快淋漓的抒情，都是以前的小说中所没有的。神话小说本身的特点，给作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思想表现的条件。对于唐僧的那种带有嘲弄性的刻画本身便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感情标准，而作者的感情更集中地体现到了书中成功刻画的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这个以猴子为原形的神通广大的人物，除去猴子的机灵好动之外，集中了人类的正义、勇敢、力量和自信。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晚明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价值的表露。尽管这部小说还受到了时代的各种局限，不可能真正明确提出思想解放的要求，而且书中对于佛教以及三教合一的宣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部。而且迄今为止，也再没有一部神话小说能够与之相媲美。
在《西游记》产生的前后，曾经出现了一个神魔小说的创作高潮。除去《西游记》之外，当时流行的神魔小说还有《封神演义》、《西游补》、《三宝太监下西洋》、《四游记》等。其中只有《封神演义》有较大的影响，其余多为粗糙平庸之作。
晚明时代是思想突破的时代，也是人们放纵和追求自我的时代，各种思想都希望能够得到充分展示，这在小说的创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晚明小说创作上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西游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金瓶梅》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倾向。
《金瓶梅》也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而它的奇特更在于其中那些毫无掩饰的性描写，因此它也成为了中国古代色情小说的代表。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近人据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刻本《金瓶梅》中署名欣欣子的序中的一段话：“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断定作者应当是兰陵（今山东峄县）人，而且书中确实使用了不少山东方言，更使人由此而确认作者是山东人无疑。至于作者究竟为谁，目前尚未能有定论。
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根据书中一些具体的记述，推断出该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隆庆至万历三十年以前。他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①《金瓶梅》的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利用了《水浒》中武松为兄报仇杀西门庆的故事，说武松当时误杀他人，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从此为所欲为，霸占潘金莲，又勾引结义兄弟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强娶富孀孟玉楼，还奸占丫鬟春梅、仆妇王六儿等，欺男霸女，谋财害命。只因花钱行贿，结交官府，甚至攀附太师蔡京为靠山，威福一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作者虽然预见了这样的社会的必然覆灭，却无从去找寻到任何出路，前途一团漆黑，只能寄之于因果报应之类带有宗教性的说教。
由此可以看出，《金瓶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生动地描述了晚明社会的一个侧面，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官僚士绅们的生活糜烂等社会问题有所暴露，但是它却并未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的精神。书中大量过分突出的性描写，流露出作者对于那种放纵生活的欣赏，从而反映出晚明士大夫们自身的局限，以及他们在那种奢靡纵欲的社会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脱离开历史故事或者传说而以社会日常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开了写作世情小说的先河。它的出现，说明了中国小说发展日趋成熟，为以后如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先例。
但是在明代，《金瓶梅》的直接影响却是诱发了一批以写世情为名，而实际上热衷于专写风流猥亵情事的小说出现。如《续金瓶梅》、《隔帘花影》、《玉娇李》之类，都是续写《金瓶梅》的情节，强调因果报应，名为警世，实则铺张秽黩的描写，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上来看，又远不及《金瓶梅》了。此外又有《绣榻野史》、《浪史》、《肉蒲团》等，更专力于色情描写，而且很突出地表现晚明人在“房中术”方面的兴趣，充分反映了晚明士大夫的低级趣味和畸形的性心理。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些是出自当时的“名士”之手。《肉蒲团》出自李笠翁，《绣榻野史》出自吕天成，并有李贽为之评点，冯梦龙为之校订。《玉娇李》一书据称亦出于写《金瓶梅》的名士之手。这些小说虽然都并未注意于对人情世态的描写，但其本身的出现，则正是晚明社会那种萎靡、纵欲与茫然心态的鲜明写照。
除了这些长篇名著外，明代也出现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高潮。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源于宋、元的话本，也就是当时民间“说话人”的文字本，经过加工整理后，成为话本集，或者短篇小说集。明代的这类话本集最早的是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1541－1551）由洪楩辑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其中所辑的主要是宋元的话本，也有少量明代的话本。从现存的《清平山堂话本》篇目来看，二十七篇中共有十篇后来被选进“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之中。因此可知，《清平山堂话本》以及稍后的《京本通俗小说》、《话本小说四种》等，不仅是对于宋、元话本的整理保存，而且更为其后的明代文人们改写与创作“拟话本”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代民间文化的发展，使得士大夫们那种所谓的高雅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于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开始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了雅俗共赏的作品。为了适应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民间流行的说书故事的兴趣，他们在创作时有意模拟原来话本的结构形式，甚至有意突出取材于“书会先生”或者“老郎”，以示其来源有据，这于是也便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短篇小说——拟话本的创作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即是“三言”、“二拍”。
“三言”是冯梦龙编写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冯梦龙（1574—约1646），字犹龙、耳犹、子犹，号龙子犹，又号顾曲散人、茂苑外史、詹詹外史、姑苏词奴、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苏州长洲（今苏州市）人。崇祯三年（1630）举贡，后任官寿宁知县。除去收集撰写白话短篇小说外，还擅长词曲，注意民间文化作品，曾收集时调编成《挂枝儿》、《山歌》等时调集。其代表作即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
“三言”虽然以话本的形式写成，但是在内容上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从传统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发展为以世情故事为主，增加了创作的活力。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已不再限于那种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而变成了发迹的商人，市井的女儿，刚烈的妓女，种种过去最普通的人开始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勤劳善良的卖油郎和追求爱情的花魁娘子，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以死向社会抗争的美丽善良的妓女杜十娘，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三言”中每集包括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每篇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的故事。其中刊行最早的《喻世明言》（《古今小说》）中保存的宋、元话本故事最多，《醒世恒言》中最少。总体来看，还是明人创作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其中许多便是冯梦龙自己的创作。
“三言”创作于明末，许多的时代特色被写入了作品当中。因此有些人一直认为“三言”属于市民文学作品的代表。从“三言”的故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当时市民生活的反映，这是晚明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必然影响。但是从冯梦龙本人的情况来看，他还应该算作是典型的官僚士大夫，不过他“酷爱李氏（贽）之学，奉为蓍蔡”，思想上属于反理学的进步的一派，因此他能够接受脱离传统的东西。但是他本人并不属于市民阶层，他从来也没有成为市民或者市民思想的代表，因此他也不可能创作出市民文学的作品来。他对于市民生活的描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商品生产的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去真正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社会形态的改变，也才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冯梦龙显然并没有代表这种变化。如果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三言”中那些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说教是十分正常的。
与冯梦龙的“三言”相比，凌濛初的白话小说集“二拍”，就完全站到了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上，成了典型的说教文学。
凌濛初（约1580—1644），又名凌波，字玄居，号初成、稚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通判等职。他在思想上属于保守之列，他编写白话小说，主要目的是为了思想说教。
“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白话小说。其中《初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元年（1628），《二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五年（1632），各四十卷，每卷一篇，两书共有八十篇拟话本的故事，但两书中第二十三卷相重复，《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十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因此实际收入拟话本故事七十八篇。“二拍”中的故事虽然也有采自宋元话本者，但经过了作者的重新创作，也大都被注入了宣传因果宿命和忠孝纲常的内容。与冯梦龙的反理学倾向相反，凌濛初则是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因此“二拍”中真正反映当时社会的作品相对较少。而在这种道学面孔之下，书中却又充斥大量的色情描写，表现出了当时统治阶级中那种没落腐朽的人生观。
在明末白话小说创作的高潮中，出现像“三言”和“二拍”这种创作思想差距甚大的作品，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中不同的思想倾向。
晚明确实是白话小说的创作高潮时期，当时刊行的白话小说集，除“三言”、“二拍”之外，还有《醉醒石》、《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石点头》等，多达十余种。但是这些小说，从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没有更大的突破，也都没有“三言”、“二拍”那样大的影响。
①参见王春瑜：《施让地券及〈云卿诗稿〉考索》。
①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①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载《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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