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任人唯贤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②，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①，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首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发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贰，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①。袭赵之议起自陈山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0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②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首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③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

　　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①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②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0）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①。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①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②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②《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②《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③《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①《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②《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①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①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