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兴革与法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
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①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
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①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
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②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专制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①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②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③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矣。”④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①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②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高潮。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①《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①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
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①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①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②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①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②郑晓：《今言》，第135页。
①郑晓：《今言》，第135页。
②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③《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④《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②《治世余闻》卷三。
①《明史》卷八○《食货四》。
②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①《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①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②《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
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①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
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①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
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②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专制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①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②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③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矣。”④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①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②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高潮。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①《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①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
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①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①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②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①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②郑晓：《今言》，第135页。
①郑晓：《今言》，第135页。
②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③《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④《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②《治世余闻》卷三。
①《明史》卷八○《食货四》。
②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①《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①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②《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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