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孔府贵族地主 屯地 山东曲阜衍圣公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之府第和祭祀孔子的常设机构。孔府拥有大量田地，其中，屯地的比重最大。
清代孔府共有六屯：郓城屯，地五百四十六大顷（七百二十步成亩）余，坐落郓城、巨野、寿张、范县、汶上、邹县、阳乔诸县；巨野屯，地四百六十四大顷，坐落巨野县；平阳屯，共四百四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巨野、曹州、定陶、濮州（今鄄城）；独山屯，共二百三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鱼台、邹县；东阿屯，共七十六大顷，坐落东阿县；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顷，坐落滋阳（今兖州）、济宁。
耕种五屯土田的佃户分为两类，即实在户和寄庄户。爵府在移山东布政、按察司的文中说：“本府查五屯系钦拨为圣庙祭田，屯户亦系钦拨，令承种完粮以供祀事，世为本府户人，名载档案，一切差役向皆轮流膺差。嗣因屯户中有逃亡故绝以及无力种田，有民愿种完粮者，亦准其承种完粮。遂以屯户为实在户，轮流膺差。而民人为寄庄户，但种地完粮，而不执役。”不入地方烟户册籍，同地方有司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爵府对实在户管辖很严，只准附籍纳粮当差，不准脱籍，就是所种屯地已全部出卖，也还是要给公府当差服役。公府如果发现实在户脱籍便千方百计捉拿归案。寄庄户是国家的编民，他们佃种屯地，交纳地租，负担地方政权的差徭，而不服公府差役。这种寄庄同唐以后出现的寄庄户颇相似。
五屯的实在户和寄庄户一律向公府按亩纳银，只是数量有异。“查得五屯祭田一项……其地亩向照荒田之例，均以七百二十步成亩，每亩额派正银六分征收……原有米麦一项以充粢盛。缘五屯散处他邑离曲窎远，诚恐佃民负载完纳维艰，是以议令每官亩折银八厘以抵米麦之供……佃户迂有祀典仍当差徭，至寄庄民户因无林庙差徭，每亩又加银二厘，原以为雇觅帮帖祀典差徭之用。”①就是说实在户每亩纳银八分四厘，寄庄户每亩纳银九分。乾隆七年（1742）五屯上也实行了“摊丁入亩”，通计每大亩摊入银四厘六丝三忽五微，这样实在户每亩八分八厘，寄庄户九分四厘。五屯屯户每亩所纳钱粮与当时的正供大体相当。五屯所在地的菏泽（曹州），每官亩折银二分二厘七毫六丝，米三合八勺零。鱼台“每官亩征银二分三厘零，米一合四勺零。东阿，每官亩征银二分八厘七毫八丝零，米七合九勺。可见，五屯租银大体相当于当地田赋。
为管辖屯田，爵府设有专门机构，上有管勾厅和管勾官，在各屯所在地又设有屯官和屯官衙门。屯官衙门管辖一屯事务，包括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各权。凡屯民户籍、牌甲结构、甲首滚轮、屯田领种、钱粮催征、土田买卖过割，差徭金发以及户人间的纷争刑讼，几乎是除命案以外的一切均由屯官、管勾官统辖办理。甚至，当屯户同地方编户涉讼时，地方有司不得随意传讯户人，必须移文公府管勾，由管勾衙门佥发。总之，爵府统辖“赐屯诸佃，无异有司之抚字百姓”②。
厂地 清代的爵府拥有厂七处：郓城厂、巨野厂、平阳厂、独山厂、滋阳厂、东平厂和曲阜厂。坐落郓城、巨野、曹州、鱼台、滋阳、东平、封张、阳谷和曲阜等州县。厂地不仅同屯地间存在较大不同，就在七厂之间的前四厂和后三厂也存在着明显差别。
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厂同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屯相连，它们之间不仅地片相连，且在管理上也同属一个屯官衙门，如郓城屯官衙门就管辖着郓城屯和郓城厂的土田、租税等事宜。爵府在统计土田数额时往往将屯厂合并计算，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大规模造册申报迷失地亩时都是把屯厂合并呈报的。从上述现象看似乎屯与厂相差不多，其实不然，屯与厂差别很大。
第一，厂地来源于多种途径，大体为新垦、投献、籍没，甚至还有用价购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厂地数额很不固定，以巨野厂为例，顺治十一年地二十四顷余，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十五顷余①，屯地上则不见这种情况。
第二，在剥削形态方面，厂也较屯复杂，五屯一律征银，而厂却时而征银租，时而征收实物租，或定额，或分成，变换不定，如清初的郓城、巨野两厂征收的是银租，而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巨野厂却改为实物分成租了。平阳厂从清初开始一直采用实物分成租。独山厂因系水田，定期向爵府交纳鱼藕菱芡等祭品。
第三，屯地不分等则，均收等量银子。厂地则不同，厂地按土质肥瘠划分等级，有的厂分三等，有的则又分四等，还有的分为六等、七等，或谓上、中、下，或谓金、银、铜、铁，在征银的场合所征额数远较屯地为高，如顺治十一年鄂城厂齐秀才进地的租额为：园地亩租二钱、上地一钱五分、中地一钱二分、下地一钱①。
第四，屯地准屯户买卖，厂地不准买卖，在这里指的是佃耕者之间的买卖。“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分别等则输纳租银……若许其买卖交易，则侵欺抵盗百弊丛生，是以严其买卖，间有佃户无力耕种者，许其寻人顶租转种。”②同样，爵府本身也不能出卖厂地，虽有买进土田为厂地的例子，那只是为了逃避国家赋税，以私充祀。
综上所述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爵府占有厂户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名符其实的地租，而不像五屯所征仅是相当于国税数量的劳动者的部分剩余劳动。二是厂的剩余劳动为爵府全部占有，不对封建政权上缴国科，厂地是免税田，是蠲免田赋的。三是厂户对厂地只有使用权，厂户不能出卖厂地，只在无力承租时可以转佃于其他劳动者，转佃只是使用权的转移。对厂地爵府同样也没有出卖权，只能以它作为剥削地租的手段，不能自由出卖。爵府所拥者仅是占有权，虽谓占有实际是所有权，历代封建皇朝并无收回祀田之令文。爵府可世代以它作为剥削手段攫取地租。厂地土质瘠薄，就是得以自由出售，得价廖廖。在数千卷档案中没发现过盗卖厂地的文字。
曲阜、滋阳和东平三厂是清初因东兵圈占了公府顺天府地而拨补的。曲阜厂地十九顷余，滋阳厂地二十七顷余，东平厂地二十三顷余。
曲阜厂等三厂同郓城厂等四厂相比，其相同点是绝大部分土田分等则征税。其不同之点是：一律征收定额租，未发现有分成租的账册；一律征收租银，不见征收实物租记录；租额远比四厂为高，有的高达数倍。曲阜下属的四厂租银如下：马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大羊厂，上地每亩二钱零五厘、中地一钱七分、下地一钱。小羊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席厂，每亩二钱四分。①从顺治年间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如此，没有变化。负担天棚、花炮、林柴等差，派长甲、小甲管理土田租佃、收租、解运等。
三厂同四厂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剥削重，地租高。原因之一是土质不同，郓城、巨野、曹州等州县临近黄河，而黄河时常为灾，故土质瘠薄，而三厂，特别是曲阜和滋阳厂坐落曲阜西北与滋阳接壤处，土质较好；另一重要原因可谓历史原因，三厂原是德鲁两藩王的庄田，在明代此二藩王征收籽粒一向很重。爵府对清初拨补厂地所征之租，为租、税之租，所谓“重新租银”。这些就是形成三厂地租高、厂户所受剥削重的历史条件。
官 庄 清代公府拥官庄十八。在曲阜者十二：齐王、春亭、张羊、南池、安基、红庙、胡二窑、颜孟、马草坡、齐王坡和下地屯，共地六十四大顷余。在邹县者二：鲁源和黄家，共地十七顷余。在泗水者四：西岩、安宁、魏庄和戈山厂，共地六十余顷。官庄规模一般不大，多为四、五顷或六、七顷。十八官庄中最大者为泗水戈山厂，拥地三十余顷（包括部分自置私田），最小者为安基庄，地二顷余。总之官庄的规模同屯、厂无法相比。
十八官庄设立于何时？据《阙里文献考》记为明洪武元年，所谓洪武元年赐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此说可疑，如马草坡就为清代所立，在清初它还属于张羊庄，后来分了出来，再说，明朝以前统治者也有赐田之举。十八官庄的土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来源也较复杂。各官庄的账册上都不断出现新垦地和新入地的记载，据佃户们反映公府许佃户们在周围开荒，新垦荒地叫新垦地，又不允许佃户种无粮地，垦出之地需到公府按租，佃户新垦之地到公府按租就叫新入地，公府对新入地减租以示优惠。官庄土地中还有部分私田杂在其中，如城西大庄土田中就杂有某公爵夫人陪嫁胭粉地二十五亩，再如戈山厂土地中也混进了相当数量的私田。
十八官庄均设小甲管辖，每个小甲一般得地五大亩（曲阜官庄地六百步成亩，一大亩为官亩二亩半），叫做粮饭地，不向公府交租。以五大亩地的收入代替俸薪。在清初各官庄多采取自种（称官种）、分成和定额实物租并举的经管方式。官庄自种地上的劳动者是雇工，如齐王庄为耕地构地和担青草共觅了工伕十七人，工钱是五千一百文，折黄豆四斗七升一合半（孔斗）。所觅工伕使用的工具属官庄所有，像齐王庄就备有木犁、牛、犁子、汤勾、拖车、牛盘等工具。①官庄自种只占官庄土田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土田还是采用租佃制方式经营的。在清初，官庄出租土田均收实物地租，其一部分采用分成制，另一部分是定额租。在分成的情况下，几乎全部是对分，不过这种对分是除去种子后的对分。在定额租的情况下，土地是分等则的，或上、中、下三等，或上、中、中下、下四等，有的还分为五等、六等。仍以齐王庄为例，顺治十一年上地每亩租麦三斗二升五合、中地二斗，下地一斗。有清一代官庄地租的发展动向为：地租每亩五斗，到光绪时则提高为六斗，①但幅度不大，呈现了由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的趋势，但实物租仍是基本地租形态。公府收租用的是自己的斗，自称官斗，与曲阜通用的市斗不同。据测定孔府用来收租粮和草均属正额租范围，正额之外又有附加，附加也为粮草两类，粮类主要是斗尖和地皮，租粮过斗时要淋起尖来，超过斗面的部分叫斗尖。淋尖时还要下流，流到地面的粮食叫地皮。斗尖、地皮的数量开始并不固定，可多可少，不厌其多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所以有时甚至“斗外多于斗内”。佃户们不堪这种额外勒索，屡屡展开斗争。到清末爵府被迫让步，主佃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了尖皮的法定数，并立石于胡二窑官庄以志之。规定佃户每交租粮四升二合五，加尖一升，皮七合五，共计六升。附加为正额的40％，正租与法定附加的比例为七比三。租草也有附加，据佃户们反映，一束草法定为二十五斤，但交租时总要交三十斤才能过关。
佃种爵府官庄地，除正租粮草和附加外，还有差役。官庄佃户所负担的差役繁琐而复杂，有林差和冰差。由曲阜的大庄、安基、春亭、红庙、南池、张羊、齐王庄出差。林差是秋后到孔林割草，孔林面积近三千亩，各草丛生，郁郁葱葱，且使用价值也高。规定每租种官地十亩需出一伕割草，或亲役，或雇人替代，租地不足十亩者，按亩出钱雇伕。一般从八月初一进林，十月初一前必须割完，并运到爵府柴火院垛好。此役很重，一般总要四十多天才能完，且为无偿劳役，割草伕需自带吃食，住在林里，爵府只“赐”几文茶水钱。冰差为当数九严寒护城河水结冰之时，将冰凿开运到爵府冰窖贮藏备来年消受。也是租种十亩地出一伕，一般十五天左右可完，时间虽短，但劳动条件却更艰难，也是无偿劳役。还有天棚、花炮、年菜、干果、杏仁、年猪、肉腿、椿芽等差，也由大庄、红庙、南池、春亭等庄负担，这些大多是由房基租折纳的。官庄的佃户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的住房是盖在官庄的土地上，叫做官基民房，盖房占用的几分地要交租，叫房基租。房基租征银子，一般是每分地租一钱。爵府征收部分银子，另一部分折成差，如大庄房基租为一百二十两白银，爵府收现银八十两，余四十两折办天棚、花炮、杏仁、肉腿、年菜、椿芽、扫帚等，即这些都由大庄去采办，如爵府每年多次祭祀、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搭棚，搭棚所用席、箔、青麻及人伕全部由各负担官庄的佃户承担。有抬舆、推车、香案、纸马等差，由胡二窑、下地屯、颜孟等庄负担。公府出殡祭祖，由颜孟庄的佃户抬舆，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齐王坡的佃户推车，这些或以房基租折，或以草租折，如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之差就是以草租折的。此外，爵府还有多种所谓户，他们也都与官庄土地结合，如杏户、梨户、核桃户、扁担盒子户、扫帚户、撩衣户、号丧户和吹鼓手等。他们都种官庄地，不纳粮或少纳粮。如大庄有杏户，据说原来大庄有一片杏树，看管人每年送杏进府，后来杏树死了，还是照例于端阳节前送杏进府。杏是从市集上买的，每年十二篮子，每篮约八、九斤，送杏户种四亩地，不纳粮。红庙庄的扫帚户也大体如此，种上地一亩余，本应交租四斗，而只交一斗，余三斗折扫帚四十、条帚十、刷帚十，共六十，每年十月一日前交齐。大庄还有四户吹鼓手，每户种地四亩，不纳粮，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都应召到府里去吹吹打打。撩衣户是胡二窑官庄的，姓胡，曾随衍圣公进过京，其后代赐为世袭小甲。号丧户是助哭的，大庄和红庙两官庄都有，也是种一定数量的地，不纳粮，公府遇丧举哀时召他（她）们去助哭。大庄还有扁担盒子户，种三亩官地，不交租或少交租，每遇祭祀去府应差，抬盒子到林或庙。这一切都同土地联系着。
官庄还租牛和放粮，这些都是加重剥削佃户的重要手段。牛租额高，在一些租册中经常见到佃户欠牛租的记录，欠数很大，往往是白银几十两，而且也有因欠牛租而饿死的佃户。
官庄土地尽管来源不同，却均名曰祀田，蠲免封建政权的一切钱粮差徭。官庄土田严禁买卖，它有双层意义，一是严禁佃户出卖，二是爵府本身也不得出卖。祀田到官田项下，官田的所有权在封建政权，所以，不得出卖，也不得赠送、赏赐或分给兄弟伯叔。官庄土地尽管严禁佃户出卖，而到清朝，特别清中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发展，土地买卖的频繁，也由于耕地面积的紧缺和田骨田皮的分离，在官庄佃户间退地现象在发展着，所谓退地就是田皮买卖。就官庄的具体条件分析，退地源于转佃，佃户们租种官庄土地，虽有不少为子孙相承，但佃权也还是有变化的，有的是自动退佃，有的是被夺佃，有的是顶佃，也有的是新佃，开始这些佃户们是同管庄小甲直接联系，退佃者将地退给小甲，夺佃由小甲出面，顶佃、新佃也经小甲之手，甚至小甲们还要勒索部分经手费用。久而久之，佃户们就避开小甲私相授受佃权了，即当佃户要退田时不再退给小甲，而是私自转佃给其他人，起初只是转手，转给自己的亲邻或友好，不取报酬，后来出让佃权者就索取一定代价了，叫做退地或推地。爵府官庄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现，乾隆以后已相当普遍。兹举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银不凑，同中说合，将官庄家此南北地一亩，出退于邵垒名下承租耕种，言定退价钱七千五百文，交足无欠，上带青麦，二家平分。恐后不明，立字存证。
同中人 董士夏立 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①退田（地皮买卖）的发展逐渐影响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种者一再更换，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户，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换约的措施来聚拢土田，宣布旧约一律作废，以新约为准，如期不换者则另招新佃。
总之，爵府对官庄土地虽无所有权，但占有地租的权力却是相当持久的，几乎是永久的。在封建制度下这种权力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朝代变了，统治者换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权力依旧。辛亥革命后，虽曾有倡议祀田国有者，却并未实现。直到土改时才实现了田归耕者所有，并且在当地无地少地农民之间实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 庄 爵府在清初拥有相当数量的私田，由于不时的出进，如分家析产、出卖、出典、购置、开垦等，准确的数字很难找到。估计在五百余顷以上。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宁阳、滕县、济宁、滋阳、费县、巨野、单县、鱼台和曲阜。私田来源于各种渠道，大体有五方面。一系以价购买，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济宁南乡购地四十四顷①。乾隆年间在滋阳县吴寺社置地二顷五十七亩，同时在曲阜泉头、井上等处置地四十顷余。二为开垦荒田，如顺治十年在滕县冯家营等新开地二十四顷六十八亩②。再如东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间奏定招垦纳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开垦荒田一百六十顷，名鹅鸭厂。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开垦一百一十五顷名五全厂④。三是认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认佃的形式据为己有的。汶上县明德鲁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鸟兽散，土地大批荒芜。但孔家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很快以各种方式插手废藩庄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认佃，在顺治十二年（1655）认佃了十一顷五十亩⑤，这些所谓认佃地后来都成了孔家私产。四是投献，滕县清凉寺地九顷七亩、辛集地七顷二亩均为挂地。五为抵偿，宁阳钟家庄地一顷十五亩原是司房赵琮私产，嘉庆五年（1800）赵瑔因故被革，并追缴银一千两，因缺现款而以上述地亩抵偿，名曰南厂。
爵府私田除个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经管，也像官庄一样设小甲管理。以汶上县私田为例分析。清初公府在汶上县拥有私庄十七处，土地三十余顷，其中除美化庄土田在十顷以上外，其余庄子土地均在一顷到三顷之间，个别的只几十亩地。十七个庄子中除极少数土地采取定额租外，其余均采取分成制经管。在分成比例上，陈车平原庄所种小亩八十六亩，其中四十一亩为对分，四十五亩四六分，账册中没有注明孰四孰六，不过根据一些数据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户得四的结论。收租帐册的记载是：对分的四十一亩每亩分麦二斗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亩，爵府每亩分得二斗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关键是种子由那一方垫支。当粮食上场后分配时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种子，种子的来源有三个途径，相应的也就有三种分配法：第一，主佃双方平均出种，产量均分。第二，地主出种，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种量外，还要加五利，如胡城口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八十亩六分八厘八毫，使种八石，分配时“民堆加五利除种十二石，分麦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是说佃户需从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种八石，并要加50％的息即四石，原种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偿还胡城口庄。这样主得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斗五升五合。①第三，出种一方加倍收回种粮。如所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四十八亩一分，所庄出种三石五斗，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种七石，分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从文字看很容易理解为所庄从对分中拿出种七石加给佃户，其实恰恰相反，是所庄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种粮，账册上记录这年所庄共收麦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其中包括收回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从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减去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余二十一石四斗三升，再除去对分得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余七石，正是种三石五斗之倍数②。种子加倍偿还对佃户应算是重利盘剥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种爵府私田的佃农的穷困程度，到下种的季节他们已穷得家无颗粒，被迫以倍利贷种。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额银租，如兖州花园庄地五十五亩余，顺治十一年初收银租，园地每亩一两二钱，中地每亩七钱，下地五钱个别六钱①。
私庄上还有牛租和放粮。放粮，在各私庄上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放好粮要加倍回收，坏粮不加利原数收回，不过坏粮变成了好粮罢了。如汶上高家庄，在顺治十二年，“放出好麦十六石五斗一升，一斗还麦二斗。烂麦五石，一斗还一斗。”②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私庄多征实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麦、小麦、黄豆、黑豆、高粱、谷子。此外还有荞麦、绿豆、红豆、豌豆、黍、穄、芝麻、麦仁、麻、苘等。爵府的私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清代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有相当发展，在山东比较突出的是棉花和烟草，私庄也受波及，也种棉花烟草乃至瓜果。汶上马村庄，早在顺治十二年就种棉花六亩，分得棉花四百八十二斤③。乾隆以后种植面积扩大了，如汶上美化庄，每年都种烟、瓜和棉花。乾隆元年（1736）租出烟瓜地十一亩三分六厘，每亩租高粱一石。租出棉花地四亩六分，每亩租谷七斗④。
属于公府的私田应向地方政权交纳田赋。顺治十二年当认佃汶上县废藩田产十一顷五十亩，曾认租十五两二钱，后来又开垦了几十顷，共该完银二百十九两七钱七厘①。康熙十七年在东平州开荒一百六十顷、国税四百八十两②，二十八年又垦一百十五顷，该税银四百六十两，此项银应归入河饷③总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规定了国税。有不少也确曾按数完纳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府总是借故逃脱、拖欠甚至拒不交纳，设法以私充祀，逃脱国税，如在一份答复滕县催征的文书中说：“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期，俱入优免，从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④对东平州的国课，则借口被灾，“佃户星散，无凭催迫”而不交⑤。对泗水、汶上、滋阳、邹县、曲阜、宁阳等县的钱粮，也是屡屡拖欠。嘉庆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圣公府，指出其历年拖欠泗水县银九百四十两余，米八十五石余⑥。爵府置若罔闻。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数已达银一千三百余两，漕米一百八十余石⑦。圣公府同地方政权的矛盾日趋加深。
①《孔府档案》第4112号（以下只注档案号）。
②《孔府档案》第3924号。
①《孔府档案》第4665、4666号。
①《孔府档案》第4669号。
②《孔府档案》第4924号。
①《孔府档案》4752、6975号。
①《孔府档案》4726、4727号。
①《孔府档案》4725号。
①《孔府档案》4051号。
①《孔府档案》1562号。
②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③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④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⑤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①《孔府档案》4803号。
②《孔府档案》4815号。
①《孔府档案》4695号。
②《孔府档案》4812号。
③《孔府档案》4806号。
④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①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②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③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④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⑤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⑥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⑦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清代孔府共有六屯：郓城屯，地五百四十六大顷（七百二十步成亩）余，坐落郓城、巨野、寿张、范县、汶上、邹县、阳乔诸县；巨野屯，地四百六十四大顷，坐落巨野县；平阳屯，共四百四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巨野、曹州、定陶、濮州（今鄄城）；独山屯，共二百三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鱼台、邹县；东阿屯，共七十六大顷，坐落东阿县；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顷，坐落滋阳（今兖州）、济宁。
耕种五屯土田的佃户分为两类，即实在户和寄庄户。爵府在移山东布政、按察司的文中说：“本府查五屯系钦拨为圣庙祭田，屯户亦系钦拨，令承种完粮以供祀事，世为本府户人，名载档案，一切差役向皆轮流膺差。嗣因屯户中有逃亡故绝以及无力种田，有民愿种完粮者，亦准其承种完粮。遂以屯户为实在户，轮流膺差。而民人为寄庄户，但种地完粮，而不执役。”不入地方烟户册籍，同地方有司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爵府对实在户管辖很严，只准附籍纳粮当差，不准脱籍，就是所种屯地已全部出卖，也还是要给公府当差服役。公府如果发现实在户脱籍便千方百计捉拿归案。寄庄户是国家的编民，他们佃种屯地，交纳地租，负担地方政权的差徭，而不服公府差役。这种寄庄同唐以后出现的寄庄户颇相似。
五屯的实在户和寄庄户一律向公府按亩纳银，只是数量有异。“查得五屯祭田一项……其地亩向照荒田之例，均以七百二十步成亩，每亩额派正银六分征收……原有米麦一项以充粢盛。缘五屯散处他邑离曲窎远，诚恐佃民负载完纳维艰，是以议令每官亩折银八厘以抵米麦之供……佃户迂有祀典仍当差徭，至寄庄民户因无林庙差徭，每亩又加银二厘，原以为雇觅帮帖祀典差徭之用。”①就是说实在户每亩纳银八分四厘，寄庄户每亩纳银九分。乾隆七年（1742）五屯上也实行了“摊丁入亩”，通计每大亩摊入银四厘六丝三忽五微，这样实在户每亩八分八厘，寄庄户九分四厘。五屯屯户每亩所纳钱粮与当时的正供大体相当。五屯所在地的菏泽（曹州），每官亩折银二分二厘七毫六丝，米三合八勺零。鱼台“每官亩征银二分三厘零，米一合四勺零。东阿，每官亩征银二分八厘七毫八丝零，米七合九勺。可见，五屯租银大体相当于当地田赋。
为管辖屯田，爵府设有专门机构，上有管勾厅和管勾官，在各屯所在地又设有屯官和屯官衙门。屯官衙门管辖一屯事务，包括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各权。凡屯民户籍、牌甲结构、甲首滚轮、屯田领种、钱粮催征、土田买卖过割，差徭金发以及户人间的纷争刑讼，几乎是除命案以外的一切均由屯官、管勾官统辖办理。甚至，当屯户同地方编户涉讼时，地方有司不得随意传讯户人，必须移文公府管勾，由管勾衙门佥发。总之，爵府统辖“赐屯诸佃，无异有司之抚字百姓”②。
厂地 清代的爵府拥有厂七处：郓城厂、巨野厂、平阳厂、独山厂、滋阳厂、东平厂和曲阜厂。坐落郓城、巨野、曹州、鱼台、滋阳、东平、封张、阳谷和曲阜等州县。厂地不仅同屯地间存在较大不同，就在七厂之间的前四厂和后三厂也存在着明显差别。
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厂同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屯相连，它们之间不仅地片相连，且在管理上也同属一个屯官衙门，如郓城屯官衙门就管辖着郓城屯和郓城厂的土田、租税等事宜。爵府在统计土田数额时往往将屯厂合并计算，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大规模造册申报迷失地亩时都是把屯厂合并呈报的。从上述现象看似乎屯与厂相差不多，其实不然，屯与厂差别很大。
第一，厂地来源于多种途径，大体为新垦、投献、籍没，甚至还有用价购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厂地数额很不固定，以巨野厂为例，顺治十一年地二十四顷余，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十五顷余①，屯地上则不见这种情况。
第二，在剥削形态方面，厂也较屯复杂，五屯一律征银，而厂却时而征银租，时而征收实物租，或定额，或分成，变换不定，如清初的郓城、巨野两厂征收的是银租，而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巨野厂却改为实物分成租了。平阳厂从清初开始一直采用实物分成租。独山厂因系水田，定期向爵府交纳鱼藕菱芡等祭品。
第三，屯地不分等则，均收等量银子。厂地则不同，厂地按土质肥瘠划分等级，有的厂分三等，有的则又分四等，还有的分为六等、七等，或谓上、中、下，或谓金、银、铜、铁，在征银的场合所征额数远较屯地为高，如顺治十一年鄂城厂齐秀才进地的租额为：园地亩租二钱、上地一钱五分、中地一钱二分、下地一钱①。
第四，屯地准屯户买卖，厂地不准买卖，在这里指的是佃耕者之间的买卖。“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分别等则输纳租银……若许其买卖交易，则侵欺抵盗百弊丛生，是以严其买卖，间有佃户无力耕种者，许其寻人顶租转种。”②同样，爵府本身也不能出卖厂地，虽有买进土田为厂地的例子，那只是为了逃避国家赋税，以私充祀。
综上所述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爵府占有厂户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名符其实的地租，而不像五屯所征仅是相当于国税数量的劳动者的部分剩余劳动。二是厂的剩余劳动为爵府全部占有，不对封建政权上缴国科，厂地是免税田，是蠲免田赋的。三是厂户对厂地只有使用权，厂户不能出卖厂地，只在无力承租时可以转佃于其他劳动者，转佃只是使用权的转移。对厂地爵府同样也没有出卖权，只能以它作为剥削地租的手段，不能自由出卖。爵府所拥者仅是占有权，虽谓占有实际是所有权，历代封建皇朝并无收回祀田之令文。爵府可世代以它作为剥削手段攫取地租。厂地土质瘠薄，就是得以自由出售，得价廖廖。在数千卷档案中没发现过盗卖厂地的文字。
曲阜、滋阳和东平三厂是清初因东兵圈占了公府顺天府地而拨补的。曲阜厂地十九顷余，滋阳厂地二十七顷余，东平厂地二十三顷余。
曲阜厂等三厂同郓城厂等四厂相比，其相同点是绝大部分土田分等则征税。其不同之点是：一律征收定额租，未发现有分成租的账册；一律征收租银，不见征收实物租记录；租额远比四厂为高，有的高达数倍。曲阜下属的四厂租银如下：马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大羊厂，上地每亩二钱零五厘、中地一钱七分、下地一钱。小羊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席厂，每亩二钱四分。①从顺治年间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如此，没有变化。负担天棚、花炮、林柴等差，派长甲、小甲管理土田租佃、收租、解运等。
三厂同四厂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剥削重，地租高。原因之一是土质不同，郓城、巨野、曹州等州县临近黄河，而黄河时常为灾，故土质瘠薄，而三厂，特别是曲阜和滋阳厂坐落曲阜西北与滋阳接壤处，土质较好；另一重要原因可谓历史原因，三厂原是德鲁两藩王的庄田，在明代此二藩王征收籽粒一向很重。爵府对清初拨补厂地所征之租，为租、税之租，所谓“重新租银”。这些就是形成三厂地租高、厂户所受剥削重的历史条件。
官 庄 清代公府拥官庄十八。在曲阜者十二：齐王、春亭、张羊、南池、安基、红庙、胡二窑、颜孟、马草坡、齐王坡和下地屯，共地六十四大顷余。在邹县者二：鲁源和黄家，共地十七顷余。在泗水者四：西岩、安宁、魏庄和戈山厂，共地六十余顷。官庄规模一般不大，多为四、五顷或六、七顷。十八官庄中最大者为泗水戈山厂，拥地三十余顷（包括部分自置私田），最小者为安基庄，地二顷余。总之官庄的规模同屯、厂无法相比。
十八官庄设立于何时？据《阙里文献考》记为明洪武元年，所谓洪武元年赐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此说可疑，如马草坡就为清代所立，在清初它还属于张羊庄，后来分了出来，再说，明朝以前统治者也有赐田之举。十八官庄的土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来源也较复杂。各官庄的账册上都不断出现新垦地和新入地的记载，据佃户们反映公府许佃户们在周围开荒，新垦荒地叫新垦地，又不允许佃户种无粮地，垦出之地需到公府按租，佃户新垦之地到公府按租就叫新入地，公府对新入地减租以示优惠。官庄土地中还有部分私田杂在其中，如城西大庄土田中就杂有某公爵夫人陪嫁胭粉地二十五亩，再如戈山厂土地中也混进了相当数量的私田。
十八官庄均设小甲管辖，每个小甲一般得地五大亩（曲阜官庄地六百步成亩，一大亩为官亩二亩半），叫做粮饭地，不向公府交租。以五大亩地的收入代替俸薪。在清初各官庄多采取自种（称官种）、分成和定额实物租并举的经管方式。官庄自种地上的劳动者是雇工，如齐王庄为耕地构地和担青草共觅了工伕十七人，工钱是五千一百文，折黄豆四斗七升一合半（孔斗）。所觅工伕使用的工具属官庄所有，像齐王庄就备有木犁、牛、犁子、汤勾、拖车、牛盘等工具。①官庄自种只占官庄土田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土田还是采用租佃制方式经营的。在清初，官庄出租土田均收实物地租，其一部分采用分成制，另一部分是定额租。在分成的情况下，几乎全部是对分，不过这种对分是除去种子后的对分。在定额租的情况下，土地是分等则的，或上、中、下三等，或上、中、中下、下四等，有的还分为五等、六等。仍以齐王庄为例，顺治十一年上地每亩租麦三斗二升五合、中地二斗，下地一斗。有清一代官庄地租的发展动向为：地租每亩五斗，到光绪时则提高为六斗，①但幅度不大，呈现了由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的趋势，但实物租仍是基本地租形态。公府收租用的是自己的斗，自称官斗，与曲阜通用的市斗不同。据测定孔府用来收租粮和草均属正额租范围，正额之外又有附加，附加也为粮草两类，粮类主要是斗尖和地皮，租粮过斗时要淋起尖来，超过斗面的部分叫斗尖。淋尖时还要下流，流到地面的粮食叫地皮。斗尖、地皮的数量开始并不固定，可多可少，不厌其多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所以有时甚至“斗外多于斗内”。佃户们不堪这种额外勒索，屡屡展开斗争。到清末爵府被迫让步，主佃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了尖皮的法定数，并立石于胡二窑官庄以志之。规定佃户每交租粮四升二合五，加尖一升，皮七合五，共计六升。附加为正额的40％，正租与法定附加的比例为七比三。租草也有附加，据佃户们反映，一束草法定为二十五斤，但交租时总要交三十斤才能过关。
佃种爵府官庄地，除正租粮草和附加外，还有差役。官庄佃户所负担的差役繁琐而复杂，有林差和冰差。由曲阜的大庄、安基、春亭、红庙、南池、张羊、齐王庄出差。林差是秋后到孔林割草，孔林面积近三千亩，各草丛生，郁郁葱葱，且使用价值也高。规定每租种官地十亩需出一伕割草，或亲役，或雇人替代，租地不足十亩者，按亩出钱雇伕。一般从八月初一进林，十月初一前必须割完，并运到爵府柴火院垛好。此役很重，一般总要四十多天才能完，且为无偿劳役，割草伕需自带吃食，住在林里，爵府只“赐”几文茶水钱。冰差为当数九严寒护城河水结冰之时，将冰凿开运到爵府冰窖贮藏备来年消受。也是租种十亩地出一伕，一般十五天左右可完，时间虽短，但劳动条件却更艰难，也是无偿劳役。还有天棚、花炮、年菜、干果、杏仁、年猪、肉腿、椿芽等差，也由大庄、红庙、南池、春亭等庄负担，这些大多是由房基租折纳的。官庄的佃户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的住房是盖在官庄的土地上，叫做官基民房，盖房占用的几分地要交租，叫房基租。房基租征银子，一般是每分地租一钱。爵府征收部分银子，另一部分折成差，如大庄房基租为一百二十两白银，爵府收现银八十两，余四十两折办天棚、花炮、杏仁、肉腿、年菜、椿芽、扫帚等，即这些都由大庄去采办，如爵府每年多次祭祀、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搭棚，搭棚所用席、箔、青麻及人伕全部由各负担官庄的佃户承担。有抬舆、推车、香案、纸马等差，由胡二窑、下地屯、颜孟等庄负担。公府出殡祭祖，由颜孟庄的佃户抬舆，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齐王坡的佃户推车，这些或以房基租折，或以草租折，如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之差就是以草租折的。此外，爵府还有多种所谓户，他们也都与官庄土地结合，如杏户、梨户、核桃户、扁担盒子户、扫帚户、撩衣户、号丧户和吹鼓手等。他们都种官庄地，不纳粮或少纳粮。如大庄有杏户，据说原来大庄有一片杏树，看管人每年送杏进府，后来杏树死了，还是照例于端阳节前送杏进府。杏是从市集上买的，每年十二篮子，每篮约八、九斤，送杏户种四亩地，不纳粮。红庙庄的扫帚户也大体如此，种上地一亩余，本应交租四斗，而只交一斗，余三斗折扫帚四十、条帚十、刷帚十，共六十，每年十月一日前交齐。大庄还有四户吹鼓手，每户种地四亩，不纳粮，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都应召到府里去吹吹打打。撩衣户是胡二窑官庄的，姓胡，曾随衍圣公进过京，其后代赐为世袭小甲。号丧户是助哭的，大庄和红庙两官庄都有，也是种一定数量的地，不纳粮，公府遇丧举哀时召他（她）们去助哭。大庄还有扁担盒子户，种三亩官地，不交租或少交租，每遇祭祀去府应差，抬盒子到林或庙。这一切都同土地联系着。
官庄还租牛和放粮，这些都是加重剥削佃户的重要手段。牛租额高，在一些租册中经常见到佃户欠牛租的记录，欠数很大，往往是白银几十两，而且也有因欠牛租而饿死的佃户。
官庄土地尽管来源不同，却均名曰祀田，蠲免封建政权的一切钱粮差徭。官庄土田严禁买卖，它有双层意义，一是严禁佃户出卖，二是爵府本身也不得出卖。祀田到官田项下，官田的所有权在封建政权，所以，不得出卖，也不得赠送、赏赐或分给兄弟伯叔。官庄土地尽管严禁佃户出卖，而到清朝，特别清中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发展，土地买卖的频繁，也由于耕地面积的紧缺和田骨田皮的分离，在官庄佃户间退地现象在发展着，所谓退地就是田皮买卖。就官庄的具体条件分析，退地源于转佃，佃户们租种官庄土地，虽有不少为子孙相承，但佃权也还是有变化的，有的是自动退佃，有的是被夺佃，有的是顶佃，也有的是新佃，开始这些佃户们是同管庄小甲直接联系，退佃者将地退给小甲，夺佃由小甲出面，顶佃、新佃也经小甲之手，甚至小甲们还要勒索部分经手费用。久而久之，佃户们就避开小甲私相授受佃权了，即当佃户要退田时不再退给小甲，而是私自转佃给其他人，起初只是转手，转给自己的亲邻或友好，不取报酬，后来出让佃权者就索取一定代价了，叫做退地或推地。爵府官庄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现，乾隆以后已相当普遍。兹举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银不凑，同中说合，将官庄家此南北地一亩，出退于邵垒名下承租耕种，言定退价钱七千五百文，交足无欠，上带青麦，二家平分。恐后不明，立字存证。
同中人 董士夏立 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①退田（地皮买卖）的发展逐渐影响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种者一再更换，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户，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换约的措施来聚拢土田，宣布旧约一律作废，以新约为准，如期不换者则另招新佃。
总之，爵府对官庄土地虽无所有权，但占有地租的权力却是相当持久的，几乎是永久的。在封建制度下这种权力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朝代变了，统治者换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权力依旧。辛亥革命后，虽曾有倡议祀田国有者，却并未实现。直到土改时才实现了田归耕者所有，并且在当地无地少地农民之间实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 庄 爵府在清初拥有相当数量的私田，由于不时的出进，如分家析产、出卖、出典、购置、开垦等，准确的数字很难找到。估计在五百余顷以上。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宁阳、滕县、济宁、滋阳、费县、巨野、单县、鱼台和曲阜。私田来源于各种渠道，大体有五方面。一系以价购买，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济宁南乡购地四十四顷①。乾隆年间在滋阳县吴寺社置地二顷五十七亩，同时在曲阜泉头、井上等处置地四十顷余。二为开垦荒田，如顺治十年在滕县冯家营等新开地二十四顷六十八亩②。再如东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间奏定招垦纳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开垦荒田一百六十顷，名鹅鸭厂。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开垦一百一十五顷名五全厂④。三是认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认佃的形式据为己有的。汶上县明德鲁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鸟兽散，土地大批荒芜。但孔家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很快以各种方式插手废藩庄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认佃，在顺治十二年（1655）认佃了十一顷五十亩⑤，这些所谓认佃地后来都成了孔家私产。四是投献，滕县清凉寺地九顷七亩、辛集地七顷二亩均为挂地。五为抵偿，宁阳钟家庄地一顷十五亩原是司房赵琮私产，嘉庆五年（1800）赵瑔因故被革，并追缴银一千两，因缺现款而以上述地亩抵偿，名曰南厂。
爵府私田除个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经管，也像官庄一样设小甲管理。以汶上县私田为例分析。清初公府在汶上县拥有私庄十七处，土地三十余顷，其中除美化庄土田在十顷以上外，其余庄子土地均在一顷到三顷之间，个别的只几十亩地。十七个庄子中除极少数土地采取定额租外，其余均采取分成制经管。在分成比例上，陈车平原庄所种小亩八十六亩，其中四十一亩为对分，四十五亩四六分，账册中没有注明孰四孰六，不过根据一些数据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户得四的结论。收租帐册的记载是：对分的四十一亩每亩分麦二斗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亩，爵府每亩分得二斗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关键是种子由那一方垫支。当粮食上场后分配时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种子，种子的来源有三个途径，相应的也就有三种分配法：第一，主佃双方平均出种，产量均分。第二，地主出种，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种量外，还要加五利，如胡城口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八十亩六分八厘八毫，使种八石，分配时“民堆加五利除种十二石，分麦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是说佃户需从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种八石，并要加50％的息即四石，原种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偿还胡城口庄。这样主得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斗五升五合。①第三，出种一方加倍收回种粮。如所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四十八亩一分，所庄出种三石五斗，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种七石，分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从文字看很容易理解为所庄从对分中拿出种七石加给佃户，其实恰恰相反，是所庄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种粮，账册上记录这年所庄共收麦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其中包括收回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从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减去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余二十一石四斗三升，再除去对分得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余七石，正是种三石五斗之倍数②。种子加倍偿还对佃户应算是重利盘剥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种爵府私田的佃农的穷困程度，到下种的季节他们已穷得家无颗粒，被迫以倍利贷种。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额银租，如兖州花园庄地五十五亩余，顺治十一年初收银租，园地每亩一两二钱，中地每亩七钱，下地五钱个别六钱①。
私庄上还有牛租和放粮。放粮，在各私庄上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放好粮要加倍回收，坏粮不加利原数收回，不过坏粮变成了好粮罢了。如汶上高家庄，在顺治十二年，“放出好麦十六石五斗一升，一斗还麦二斗。烂麦五石，一斗还一斗。”②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私庄多征实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麦、小麦、黄豆、黑豆、高粱、谷子。此外还有荞麦、绿豆、红豆、豌豆、黍、穄、芝麻、麦仁、麻、苘等。爵府的私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清代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有相当发展，在山东比较突出的是棉花和烟草，私庄也受波及，也种棉花烟草乃至瓜果。汶上马村庄，早在顺治十二年就种棉花六亩，分得棉花四百八十二斤③。乾隆以后种植面积扩大了，如汶上美化庄，每年都种烟、瓜和棉花。乾隆元年（1736）租出烟瓜地十一亩三分六厘，每亩租高粱一石。租出棉花地四亩六分，每亩租谷七斗④。
属于公府的私田应向地方政权交纳田赋。顺治十二年当认佃汶上县废藩田产十一顷五十亩，曾认租十五两二钱，后来又开垦了几十顷，共该完银二百十九两七钱七厘①。康熙十七年在东平州开荒一百六十顷、国税四百八十两②，二十八年又垦一百十五顷，该税银四百六十两，此项银应归入河饷③总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规定了国税。有不少也确曾按数完纳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府总是借故逃脱、拖欠甚至拒不交纳，设法以私充祀，逃脱国税，如在一份答复滕县催征的文书中说：“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期，俱入优免，从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④对东平州的国课，则借口被灾，“佃户星散，无凭催迫”而不交⑤。对泗水、汶上、滋阳、邹县、曲阜、宁阳等县的钱粮，也是屡屡拖欠。嘉庆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圣公府，指出其历年拖欠泗水县银九百四十两余，米八十五石余⑥。爵府置若罔闻。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数已达银一千三百余两，漕米一百八十余石⑦。圣公府同地方政权的矛盾日趋加深。
①《孔府档案》第4112号（以下只注档案号）。
②《孔府档案》第3924号。
①《孔府档案》第4665、4666号。
①《孔府档案》第4669号。
②《孔府档案》第4924号。
①《孔府档案》4752、6975号。
①《孔府档案》4726、4727号。
①《孔府档案》4725号。
①《孔府档案》4051号。
①《孔府档案》1562号。
②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③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④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⑤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①《孔府档案》4803号。
②《孔府档案》4815号。
①《孔府档案》4695号。
②《孔府档案》4812号。
③《孔府档案》4806号。
④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①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②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③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④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⑤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⑥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⑦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