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 油气苗的发现 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发现是进行油气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康熙三十二年（16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发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发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发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发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①。

　　 钻井技术的发展与天然气的利用 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①，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②。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③，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发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1838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1001.42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1500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1200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100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0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①。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 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①《闽杂记》。

　　①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②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③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①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