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重文化

　　康熙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刚刚从武力取天下转入和平建国时期。他顺应这一形势，大力倡导汉族的传统文化，并率先示范，把自己所学与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辈们所不曾有过的业绩；同时，又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属罕见。

　　康熙帝重视文化，倡导并率先学习各种知识。康熙五十年（1711），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则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②这段话是他对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的生动概括和总结。除了学习中国典籍，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如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以及哲学、医学，无所不学。他在西方学者如南怀仁、徐日升等人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这些知识。他还有兴趣地学习西方乐理，学会使用乐器。西方传教士引入的科学仪器，他都热衷于操作，亲自应用仪器测量高度、距离。①在当时，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当然，在他所学的知识中，他最重视的是儒学，他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学。他深入研究，不断阐发其微言大义，自成一家之言，成为理学的权威。他组织编纂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亲自为序，阐明他的见解。来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细心地观察康熙帝言行之后，认为“他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称他是中国“儒教的教祖”。

　　康熙帝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纷纷仿效，一时成为风气。深有造诣的经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不断涌现出来，他们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封建文化开始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显示了空前昌盛的景象。但是，正如作为一个西方人的白晋所指出：“现今中国，人们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了哲学以外的其它学问。”这就是说，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康熙帝这样杰出的封建帝王在内，从来都把儒学伦理放在第一位，用封建纲常一套思想来维护巩固统治，至于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把它视为“淫巧”而加以排斥。康熙帝热心学习各种知识，包括西方科学知识，是他从一个帝王的立场出发，要使自己成为万民景仰的绝对权威，以驾驭群臣和人民，俯首听命。因此，他在这一点上与历代帝王并无根本不同。他把学到的西方新知识，自己垄断起来，没有指示更没有倡导把它推广到生产实践中去，因而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给中国的生产发展带来益处。

　　康熙帝把自己精心学到的儒家伦理应用于治道，却是取得了完全成功。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耳。”①他学习愈深透，求治之心愈切。同他的学习态度一样，他六十余年如一日，为政毫无懈怠之时，可概括为一是勤，二是实，即勤于政事，讲实际，求实效，不尚空话，饰虚文。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遗诏，曾说到他一生的辛苦：“自御极以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深感“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②。短短几句话，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写照。从登基之日始，特别是他亲政后，每日“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③。即使有病，“亦勉出听政”，有时半夜来了紧急奏报，必“披衣而起”④。每次出巡，不论在何地，也是日日处理政务，他坚持当天的事当天处理完。据白晋亲见，康熙帝“日夜为国操劳”。康熙帝曾对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①这又反映他勤于思考，处事深思熟虑的严谨作风。

　　康熙帝为政，主张“见诸实行，不徒空谈”②。他自己这样做，要求大小臣属也这样做。他认为，凡事皆在人为，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反对用“天命”一类的“虚文”来掩饰自己的庸碌无为。他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如其所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惟有“实心行实政而已”。所以，他一生从不许谈论什么“景星”、“庆云”、“芝草”等祯符祥瑞，他说，这都是“虚文”，“朕所不取”③。臣属每逢国家庆典对他称颂、上尊号，祝寿，这些都为康熙帝所拒绝。群臣准备为他庆七十寿辰，这最后一次请求也被他拒绝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寿六十有九。葬景陵。庙号“圣祖”，尊谥为“仁皇帝”。

　　

　　②《清圣祖实录》卷245。

　　①白晋：《康熙皇帝》。

　　①《清圣祖实录》卷43。

　　②《清圣祖实录》卷300。

　　③《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850。

　　④《清圣祖实录》卷99。

　　①《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1250。

　　②《清圣祖实录》卷43。

　　③《清圣祖实录》卷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