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廉为官

　　板桥虽然落拓不羁，济世之志却未泯灭，四十岁以后还在为功名奔走。他不愿一辈子仅做个“锦绣才子”，曾说：“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而况未必锦绣者乎！”在他看来：“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①他也有进入仕途之心，因为这不仅能安身立命，而且能兼济天下，这才算不枉读了半生诗书。

　　板桥自己虽然也很想成为匡时济世之才，然而几次赴考，均名落孙山，所以一度心灰意冷，行迹散漫。不过，他认为，做官应读书，但读书不一定做官：“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即使不做官，也应该好好读书，“东投西窜，费时失业，徒丧其品，而卒归于无济，何如优游书史中，不求获而得力在眉睫乎！”②板桥进入中年后，曾有两段时间专心读书，一次是在雍正六年（1728）他三十六岁时，住兴化天宁寺，主要是攻读“四书”“五经”，同时学习研究书法艺术，曾手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一部；书中直、隶、行、草相参的雏形已初步形成，尽管还嫌稚俗，却已显出一定功夫。第二次是在雍正十三年他四十三岁时，由于得到朋友的资助，他再度离开家乡，到焦山别峰庵、双峰阁发愤攻读。这回学习内容则更广泛了，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左传》、《史记》、《庄子》、《离骚》及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二十一史等，可谓经、史、子、集通观博览。这样系统的学习，为他后来的参政、论世、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雍正十年，板桥四十岁时曾赴南京乡试，中了举人。而经过这次焦山借宿苦读，终于在乾隆帝即位那年（1736），赴京都应试，中了进士。他得意地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并题上一诗：“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样。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此时，他已四十四岁，虽不能像牡丹、芍药在春天与群花争艳，却能像秋葵那样与丹桂齐芳。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通行的法则，郑板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回避这一条路径。但他自乾隆元年中进士后，直至乾隆六年他四十九岁时，才被选为七品县令，去山东范县就任。

　　范县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地处黄河北岸。板桥骑了毛驴，带了书僮，一捆行李，几包书，一张琴，来到范县县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县府衙门的墙壁打了百来个洞，大家莫名其妙，他解释说是“出前官恶习俗气耳”。因为在他看来，县衙与外面隔着厚厚的墙，新鲜空气进不来，衙里龌龊空气出不去。前任县官们偏爱空气污浊，房间发霉，他却需要自由自在与人交往，打破县令与百姓间的隔膜。

　　范县百姓对官府避而远之，小小衙门倒也清静。板桥无所事事，作画看花，饮酒解闷；醉后激奋，不免引亢高歌。声音传到门外，引起衙役议论，说这个县官真有些颠疯。这个议论给小丫头听到，急忙奔告板桥的家属。家属劝说：历来只有狂士、狂生，没有听说还有狂官，应当引起注意。此后，板桥就改在黄昏之后喝酒，酒后即睡，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了。

　　不久，板桥走出衙门，接触社会，了解民情。当时“父母官”出门，总得鸣锣喝道，大张旗鼓，喝令百姓肃静迴避。板桥却一反惯例，免去这些排场：“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进，惭愧村愚百姓心。”他经常不在衙门里而是在乡下巡视：“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①由于板桥与农民接触，使他认识到了农民的作用。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弟的书》中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民，举世皆饿死矣”。

　　板桥办事公道，有较明显的爱憎观点。一次，有个姓李的四川籍学生，在县试考中第一名，但是考生们因他不是本地人，大家哄起来，不准李生应考。李生找板桥大哭了一场，诉说他已迁居范县十七年了，如果要回原籍应试，一则路途遥远，蜀道难行，二则即使回原籍后，语言不通，实在无法可想。板桥听了十分同情他，立即向府宪报告，请求解决。府宪反而诬说板桥“私有所询，乖违公义”。板桥如哑子吃黄莲，有苦没处说，只得忍痛将他除名；但为了李生的前途着想，就把他收做画徒，热心教育栽培他。

　　又如，范县有崇仁寺和大悲庵邻近相对，有一对年轻的和尚、尼姑相爱，村上人因为他们触犯了“清规戒律”，抓去见官。板桥看看他们两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就“令其还俗，配为夫妇”，并且写了一首律诗送给他们，其中有两句：“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这表明板桥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人之美。

　　板桥是个耿直的读书人，他不爱巴结上司，而对贪官污吏则十分憎恨。《小豆棚杂记》还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板桥有次因公到省城济南去办事，上司都很器重他，请他去趵突泉赴宴，一边喝酒，一边观赏“天下第一泉”，并嘱他做诗。板桥应声道：“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难人辨识清泉。”大家听了很不高兴，说是在讥讽上司。这首诗的确很有胆识，一下刺痛了那些贪官污吏。

　　由于板桥不摆官架子，办事公道，廉洁爱民，范县百姓把他当做是个谆谆善诱的长者敬重他。他在范县一共五年，五年知县任上他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所以被后人称颂为：“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①。

　　乾隆十一年，板桥已五十四岁了。他离开了范县，被调到潍县当县令。像在范县那样，板桥常常穿着便衣到潍县四乡去访察民情，关心着民间疾苦，且能秉公办事。有一次他夜里出门，听到茅屋里传来琅琅读书声，一问原来是有个名叫韩梦周的，家里很穷，板桥就用自己的薪金帮助他，使韩攻读中举，成了进士。韩梦周后与板桥结为知己。

　　潍县地处渤海边，盛产海盐，盐商很多。大盐商有钱也有势，经营官盐，往往倚势欺压小本经营的私盐小贩。板桥遇到这样的诉讼案，总是“右窭子而左富商”，保障了私盐小贩的利益。

　　板桥对自己施政的失误也是敢于正视的。当时潍县地方每到冬天，偷盗抢劫的事很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板桥就招集当地人编成小队，专事巡查，防范和缉捕罪犯。这本来是好意，不料队里有些不纯分子滥用职权，对无辜农民进行敲诈勒索，而对坐地分赃的罪犯却放纵不管，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板桥发觉后，一面派人暗中调查处理，一面沉痛地检讨说：“殊令我愧对子民也！”立即把小队解散了。②板桥在潍县共住了七年。这七年中最大的功绩就是救济灾民。

　　乾隆十一、十二年，山东潍县等地连年灾荒，发生了“人相食”的惨事。板桥目睹现状，痛心异常，决定开仓借贷。当时不少官吏怕出事，阻止他这样做，或是劝他先向上司呈报请示。板桥激动地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随即拨出一批谷子，叫百姓写领条借给，救活了万人的生命。秋后仍无收成，板桥便把借条当众烧掉了。他还沉痛地写下了《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反映灾民悲惨命运的诗篇。

　　由于“板桥性疏放不羁，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所斥”①。他秉性耿直，十二年官场生活，两袖清风，从不送礼孝敬上司，在处理诉讼案中，也不袒护地方富豪。尤其是在灾荒之年，以救民为要而开官仓，没把上司放在眼中，又令城内大户设厂煮粥，救济难民。这就更直接侵犯了豪商富贾的利益，为大官富商所不容。所以在乾隆十八年春，板桥六十一岁时，竟因“以请赈忤大吏”，又被诬告有贪污中饱之嫌，而被撤职罢官了。

　　板桥早就不想当这知县官了，“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②。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使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民间的疾苦。他虽有“补天”之心，但并不是轻易能够“得志加之于民”的。他的宏图无法实现，他的才智无处施展，对现实极端不满，想改革时弊又困难重重。他只能以嬉笑怒骂之态，诗词书画之笔，既佯狂又隐晦地表露自己的思想。他于五十七岁时编定了《郑板桥全集》一书。后因健康状况欠佳，“决计告病乞休”，且一辞再辞三辞，但“苦衷不为上峰见谅”。他多次提出要求告老还乡，总不得批准，最后竟落个如此结局，这实在是一起冤案。当他含冤离开潍县时，“止用驴子三头，其一板桥自乘，垫以铺陈；其一驮两书夹板，上横担阮弦一具；其一则小皂隶而娈童者骑以前导。板桥则岚帽毡衣，出大堂揖新令尹，据鞍而告之曰：‘我郑燮以婪败，今日归装若是其轻而且简，诸君子力锯清流，雅操相尚，行见上游器重，指顾莺迁，倘异日去潍之际，其无亡郑大之泊也”①。意思是说：我郑板桥是因为“贪污”丢官的，我这行李又轻便又简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贪污的银钱放到哪里去了。两书夹板，一具阮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这对于那些诬告者，是一个绝妙的回答。

　　板桥去官之日，潍县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为建生祠。可见留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的郑板桥，俨然是一位廉洁奉公的清官。自此后他与官场告别，再也没有重新作官。但总的说来，他在山东任上期间，家庭生活是较以前“稍稍富贵”些了。以后则又“稍稍贫”，先回老家兴化待了些日，然后来到阔别多年的扬州，开始了卖画终老的生活。

　　

　　①《郑板桥集·与江宾谷江九禹书》。

　　②《郑板桥集·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

　　①《郑板桥集·喝道》、《范县姚太守》。

　　①《兴化县志》卷8。

　　①蒋宝龄：《墨林新话》。

　　②《郑板桥家书》。

　　①《小豆棚杂记》。